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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值《知识经济学与经济学知识》发表50周年(1966-2016)之际，有必要对知识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及发展动态做一梳理和述评。结果表明：知识经济学萌发于知识经济发端的20世纪中后期，产生于当时引领全球高科技并率先涉足知识经济实践的发达国家，由博尔丁、马克卢普等西方学者提出，并在此后不久传入追赶知识经济步伐的中国。经过50年的发展，知识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分支已具雏形，但整体上仍处于欠成熟状态并滞后于知识经济实践，亟待并有望在下一个50年里取得重大突破。
“知识经济学”(Economics of Knowledge/ Knowledge Economics)在国外已经有相当长的研究历史，较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E. Boulding)于1966年发表的《知识经济学和经济学知识》(The economics of knowledge and the knowledge of economics)一文，其中对知识经济学的渊源、要义、范畴等进行了富有洞见的论述；最晚也可以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6年发布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KBE)算起。今年恰逢博尔丁的《知识经济学和经济学知识》一文发表50周年以及OECD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发表20周年，此时就知识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和发展动态做一总结和梳理是十分必要且大有裨益的。
将知识纳入经济学研究的尝试由来已久，许多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成果都有所体现。但对知识经济学进行专门研究并酝酿以学科形式提出则是在知识经济发端的20世纪中后期和率先涉足知识经济实践的发达国家。
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虽然没有对知识进行直接论述，但把知识蕴藏在“分工和专业化”之中，他指出“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正是分工所形成的专业化促进了发明创造和生产工艺改进，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马歇尔(1890)把企业内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称为“内部经济”，而“产业区”的工业集聚则主要是“外部经济”在发挥作用。庇古(1920)沿袭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并引入“外部不经济”(external diseconomy)等概念对其进行了扩展，为“庇古税”(Pigouivain tax)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石。可见，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关注知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此时尚未专门对经济学中的知识做出系统论述。
知识问题得到了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耶克(von Hayek, 1937, 1945)的重视，并在其理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初兴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算论争”(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中，哈耶克(von Hayek, 1937)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学说——知识分散在个体之中，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可能掌握经济有效运行的全部知识。“知识分工”是哈耶克经济思想的源泉，也是其批判主流“均衡”假说和计划经济的利器(Caldwell, 2005)。由于计划经济无法获得资源有效配置和价值运算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他因此判定只有在自由竞争和定价的分权市场系统中，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知识和信息才能被充分利用（von Hayek, 1945）。
马克卢普(F.Machlup)于1962年发表了题名为《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的著作，作者在书中系统论述了知识和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的经济地位。他将知识产业定义为生产知识和提供信息服务或生产信息产品的组织或机构，并认为经济学家此前对知识产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正如其所言，“经济学家已经分析了农业、采矿业、钢铁产业、造纸业、运输业、零售业以及其他各种提供服务和产品的产业，但是他们忘记了分析知识生产。”随后，马克卢普又发表了《知识：它的创造、分配和经济意义》(Knowledge: Its Creation,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丛书著作，起初计划共出版10卷，而马克卢普临终前仅完成前三卷(Machlup, 1980,1982,1984)。Langlois(1985)认为马克卢普的研究实质上已经把知识当作可以买卖和投资的商品，这已经完成了“从经济学知识向知识经济学的转变”(from the knowledge of economics to the economics of knowledge)。但马克卢普本人并没有在专著中使用“知识经济学”一词。
博尔丁涉足知识研究的时间与马克卢普相近。在其1956年发表的《意象：生活和社会中的知识》(The Image: 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著作中，认为所有知识都是由一系列“意象”(images)构成，这些“意象”来自于过去的经验，知识是有机的(organic)、可增长和积累的。在1965年度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年会所举办的“理查德·伊利讲座”(Richard T. Ely Lecture)上，博尔丁做了题为“知识经济学和经济学知识”的演讲，内容随后刊登于《美国经济评论》1966年第1/2期合刊。博尔丁认为知识的不可分性和非排他性会带来交易和定价问题，进而导致经济学对知识商品性的忽视：一是竞争市场理论下的“完美知识”(perfect knowledge)说——知识是市场充分提供的免费品，市场中的商品交易仅凭价格机制即可完成；二是经济发展理论下的“动力模型”(mechanical models)说，其发展掩盖了“演化理论”强调的“知识过程”(knowledge process)或“学习过程”(learning process)；三是决策理论下的“未来意象”(image of the future)说，相信对未来的认知源于过去的信息投入，偏好并非不变而是可学习的。因此，有必要针对这种似乎不具商品性的特殊对象，开创专门的“知识经济学”研究。
尽管不少同行视马克卢普为最早将知识作为经济资源来研究的学者(Antonelli & David, 2015)，但博尔丁首次在权威期刊上提出“知识经济学”的概念仍具有标志性意义。鉴于两人都是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曾在20世纪60年代相继担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并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段对知识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所以西方学界通常将两人一并视为知识经济学的开创者，而作为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形成起点则非博尔丁的《知识经济学和经济学知识》(1966)一文莫属。然而，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面临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并深陷滞涨、衰退等经济顽症，西方经济学家大都热捧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以期从中找到良方，知识经济学研究因此显得冷寂。直到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自美国开始崛起、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步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初露知识经济端倪，这一领域的研究才重新趋热。而此时出现的另一标志性事件就是OECD在1996年发布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其中明确定义了知识经济并预言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学研究随之进入高潮(Foray, 2004)。
代明、陈俊、陈景信，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510632，电子邮箱：4263747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