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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键字：利他主义 社会偏好 指令经济 理性选择理论
自利理性人假设一直以来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命题，然而，从古典经济学创立的时代开始，与之相对、并涵盖了前者的利他主义经济学思想也蕴含在诸如斯密、帕累托等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到20世纪后期，利他主义假设更是借助经济学帝国主义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而成了经济学理论的前沿。在吸收借鉴前人思想基础上，我们扩展了斯密的利他主义和公平偏好理论、帕累托对身份认同和社会规范的论述以及科斯对企业指令经济的分析，将行动者的效用函数视为多重社会偏好因素的叠加，允许行动者动态调整偏好系数以对社会关系的变化做出反应，并将制度规则视为行动者的0-1决策因子（遵守或违背），提出了一个基于适应性社会偏好的利他主义效用模型。
“自利理性人”（self-interested rational man）假设一般被认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石。这一假设包括两个组成部分：经济人的自利性假设以及理性选择假设。对经济人的这两大假设和资源稀缺性假设一起，构成了经济学充分运用数理逻辑进行演绎推理的基础。从曼德维尔（1728）开始，经过斯密、李嘉图、穆勒和奥地利学派（Menger, 1883; Schumpeter, 1908, 哈耶克，1949）的发展，上述思想的萌芽逐渐开花结果，与经济学中演化论思想的历史性消退（Hodgson, 2005）一起，塑造了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硬核。
尽管人们根据直觉和经验可以知道，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不完全符合现实，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的适用范围一般并未超出十分接近这一假设的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制度范畴，对非市场、非经济的范畴，经济学则保持缄默。在这种研究范围的限定下，其现实性的缺乏被认为并未超过合理的科学抽象所必需的程度。因此，与自利理性相反的研究假设就受到了经济学研究规范的压制和排斥。然而，近年来经济学理论界出现的若干新思潮逐渐使利他主义（altruistic）或至少是“涉他性”（other-regarding）的人性假设重回研究视野，并有深刻地融入经济学主流分析框架的趋势和可能。
利他主义假设的提出与贯穿整个经济学思想史中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与辩护息息相关（杨春学，1997）。直到边际革命前夜的古典经济学时期，是“经济人”假设的奠基期。在这段时期，利他主义假设与自利理性假设长期并存。斯密从一开始就贡献了丰富的利他主义和社会偏好思想，这与他的自利理性人思想之间存在的巨大内在张力为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埋下了引信。此后，以凡勃伦（Veblen, 1898）为代表的美国旧制度主义学派也加入战团，批判脱离现实的“经济人”。这一时期的主要争论焦点之一是，自利理性假设是否应该被采纳为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科学基础。由于这一时期支持利他主义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过于复杂且未能数学化，自利理性假设取得了方法论上的决定性胜利。虽然在边际革命完成之前，利他主义经济学思想一直存在于部分经济学家的思想中，但在这场范式革命完成之后，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消隐了。
新古典经济学时代是“经济人”假设的成熟期。在方法论之争中占据上风的奥地利学派定义了个体主义方法论，推动了新古典边际革命。新古典方法的崛起切断了19世纪末以前经济学与生物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思想纽带，这些较为丰富的人性和社会性思想连同当时经济学所借鉴的那些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前现代演化论和有机论思想一起被摈弃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主流经济学框架经历了一系列或大或小的范式革命的不断塑造，但它的自利理性假设的内核始终如一。其间有Hall & Hitch（1939）以及Lester（1946）用实际的调查结果试图推翻经济人假设的经验基础，但Friedman(1953)在反驳挑战者的方法论的同时，还用进化论的适者生存原理对“利润最大化”行为做出了实质合理性的辩护，在此后一段时间平息了质疑，尽管他用实质性的演化结果来反对过程性的演化方法的做法是悖谬的、投机取巧的。但这些争论最终还是改变了主流经济学，成果主要体现为以赫伯特·西蒙为代表的有限理性理论（Simon, 1955, 1956; Hodgson, 1997）。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和产生同样也可以求助于演化论的适者生存原则，所以，我们可以把利他主义和社会偏好也看成具有演化适应性的有限理性之一种。
进入20世纪后期，经济学学派纷呈，分别从不同角度开始触动自利理性人这一理论内核，提出了进一步修正和放松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要求。其中，有三种重要发展将矛头指向了自利假设，主张以某种程度的利他假设对其进行补充。这三种发展分别是：由贝克尔、布坎南和诺斯等人在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领域扩张经济人假设适用范围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直接对新古典假设进行经验证伪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以及（在较具体的层次上）新制度经济学的关系型合约理论（这类合约与缔约者的有限理性直接相关）。
对于利他主义假设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兴衰沉浮，不应孤立地认为仅仅是与自利理性假设的此消彼长。利他主义假设并不是诸种异端经济学流派对新古典理性人假设的简单否定；它对后者的批判绝不是为了批判本身，而是为了解决在扩展经济学理论适用范围时所出现的理论基础的现实性不足问题。此外，仅仅引入利他假设，还不足以解决行动者的社会性决策的建模问题。吸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设计构建一个可用的社会人决策模型是更加关键的。
本文将简要回顾这些与利他主义假设相关的新旧思潮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演化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利他主义假设对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意义，以及它在慈善、互惠、公平、身份认同、社会规范等社会偏好现象中所应具有的理论形式。下文将分别概述斯密、帕累托的利他主义经济学思想和科斯的指令经济思想，结合这些理论资源建立了一个适应性偏好模型；并总结利他主义假设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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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卿、龙登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所，邮政编码：100084，电子邮箱：he_michael@163.com, dglong@tsinghua.edu.cn；
刘齐平，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