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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理论来源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为重点，对这五种理论来源进行了阐述与论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重点论证了“剩余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要的命题；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中，介绍了列宁领导的俄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前东欧试图在计划中注入市场元素的艰辛历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对与西方文化相区别的价值模式和伦理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中，论证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取向”的合理内容对我们的影响，重点强调“国民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提炼。
一、引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中，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它的理论来源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就作者掌握的文献看，虽然一些媒体报道、讲座和研讨会中多有涉及，但迄今为止尚未有系统论述的文献出现。如果说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理论来源是一个普遍共识的话，那么西方经济学是否应该列为其理论来源应该说是一个重大分歧点。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成果，要建设“市场经济”，怎么能离开揭示了市场经济“普遍规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呢？！这一点可以从王东京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清楚地看出（王东京，2004）。而另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不屑一顾，认为它除了意识形态和描述表面现象外，毫无可取之处，应该将它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应该将“西方异端经济学”列入理论来源（贾根良，2005）。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究竟应该是什么呢？为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其本身含义出发进行梳理。笔者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它的理论基础，其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第二是中国的实际，这是它的实践基础，其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我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将传统文化也列入进来，那是因为传统文化本身也是中国实际的一部分（陈先达，2010）。第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种结合既需要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经验和失败教训，清理其留下的遗产，也需要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价值取向”以外的文明成果。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概括为五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然理论来源，但是，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化学说”，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是论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体系，这依然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人性的异化”进行了哲学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完成了从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郭冠清，2015a），并借助这一转变，在《资本论》中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性异化”必然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人性异化”的基础上，以“人性的复归”为目标，将共产主义的本质描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并强调只有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物质精神财富极大丰富，才能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通过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可以看出，在一个“人性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做到“以人为本”，而只有到了“人性复归”的“未来的社会”才有可能出现（马克思，1844，1867；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1848）。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西欧各国（更准确地说是英国）这一农民被完全剥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所做的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在那里是“农业的工人”，“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基本等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事实上就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在西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正确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是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以“物质生产”为出发点，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郭冠清，2015a）。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演变的三种所有制形态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再次对社会形态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而又常常在实践中被忽略的“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自然历史过程”做了详细的论述，但是，对于我们认识社会演变的规律，是否可以跳过的问题，马克思讲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晚年对于西欧发达社会以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进行了更多的思考,反对将他发现西欧历史进程的意义扩大化，认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显地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对于“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可见，马克思除了对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胜利”论断外，还有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能“一国胜利”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演变规律的揭示逐渐被我国所认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我们不能逾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更是直接指出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而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直接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思考，亦即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成果”，对我们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而恩格斯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三）剩余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有力的，对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批判是深刻的，对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预见是被实践所证实的，但是对于被称之为“病理学”的理论能否用于指导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不少学者持有怀疑的态度。本文通过与西方经济学比较，论证剩余价值理论同样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大厦建立在“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之上，我们在批判它严重脱离现实时，也不能不看到它也许是对市场经济中人类经济行为最好的抽象。就笔者掌握的文献来看，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没有给予批判，相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做出了类似的假设，他在《资本论》序言中讲道，“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注意“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在马克思亲自校对的法文版中将德文版中的“Personifikation konomischer Kategorien”正常字体改为了斜体“Personnification de catégorieséconomique”，以示强调。在《资本论》正文中，马克思多次将资本家称作是“人格化的资本”，这不过是马克思异化学说的自然推论。
在理论基础上，一些学者过多地关注了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取向，而事实上它与西方经济学“均衡价格论”一样都能经得起“科学”的检验，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包含着对价格背后原因的本质解释,而且还包含着对“自由、平等”背后隐藏的“不平等”的揭示（郭冠清，2015b）。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去掉价值理论一章，结果会怎样呢？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信中讲道，“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
众所周知，“生产”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通过追求“利润最大化”厂商的行为对生产进行了超越历史的一般性描述，除了“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等几个现代工具以外，我们很难找到有助于理解市场经济“生产”内容，因为在西方经济学里，生产不是主要内容，企业不过是一个黑箱而已。马克思却不同，他借助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原理，以《资本论》第一卷“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一篇为核心，为我们搭建了一个熊彼特称之为“逻辑与历史化学融合”的生产演进动态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的“人性异化”，而且也看到了人格化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去除了“价值取向”内容后，同样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由于市场经济的“生产”不是为自己而生产，“交换”自然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在交换方面的重要成果，而转向了借助于数学工具对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论证，对于市场经济的实践没有多大意义。马克思吸收了古典经济学有价值的内容，放弃了《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生产决定交换，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的最初构想，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资本的交换（即流通过程)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马克思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生产顺利实现的条件进行了周密考察，论证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建立了完整的交换理论，并在扩大再生产分析中形成了另一个成果——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交换理论，不仅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生产”的直接理论来源，而且也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交换理论的来源。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将静态分析动态化、短期分析长期化,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和多马在认真研究了《资本论》后，构建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马克思成为现代增长理论的当然鼻祖（吴易风，2007）。
“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不可或缺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借助“边际”这一现代工具，将资源配置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并以“欧拉定理”论证了资本主义在分配上的合理性。马克思却不同，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于剩余价值转换为利润、利润的平均化、地租的形成，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形态的转换、资本的虚拟化、社会资本的形成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给出了更科学的论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资本论》中基于劳动的收入就是劳动力价格这一前提，没有给予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留下空间，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中关键的内容，我们需要加强“劳动循环”的研究。
总的来说，马克思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比西方经济学更实用、更科学的市场经济动态分析框架，剩余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构建市场经济理论框架时，需要从批判角色转换为建设角色，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学说”。
（四）《反杜林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指导意义
《反杜林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篇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一节中，纠正了他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早期思想，对我们学术界称之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清晰、准确，而且与《资本论》逻辑一致的论述（郭冠清，2015b）。按照恩格斯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第二，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质的论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篇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一节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质做了详细的论述，恩格斯讲道：“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且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第三，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新表述。在《反杜林论》第三篇的社会主义“理论”一节的开头，恩格斯讲道：“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这一表述，与《资本论》德文版和法文版注释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新表述一样，纠正了我国学者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正在形成中的思想当作经典表述的偏差（郭冠清，2015a）。
第四，构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质，恩格斯在第二篇和第三篇中构建了分属于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中社会主义部分包含历史、理论、生产、分配，以及国家、家庭、教育五小节内容。在这个体系中没有交换和消费，主要是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交换和消费建立在计划的基础上，不存在是否能顺利实现的问题，生产和分配才是关键问题。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历史”考虑，为我们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和我国的国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五）《帝国主义论》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发展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的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典范，它的一些重要论点已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所证实，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市场理论的一个来源。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是否进行商品生产、是否全部采用全民所有制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丰富和发展了《反杜林论》相关内容。
三、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
虽然苏联剧变和东欧解体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蒙上了阴影，但是它们对于“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
（一）列宁领导的俄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如果说列宁在全然不知马克思晚年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探讨，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比较薄弱的国家率先实现（即“一国胜利论”）是理论创新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领导俄国所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是“特色社会主义”最早的实践。
1921年春，面对“战时共产主义”后期出现的日益扩大的各种冲突，列宁发现，在一个小农经济主导的落后农业国直接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过渡，严重脱离了俄国的客观条件。“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地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现实说明，我们犯了错误。”于是，他力排众议，坚定地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领导俄国开始“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鞠立新，1992）。
以1921年3月16日俄共（布）十大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正式通过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为标志，俄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式拉开了序幕。余量征集制用实物税来代替，并允许农民将剩余产品换成小工业品，解放了农业的生产力，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但是，由于刚开始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交换仍然由国家统一组织进行产品交换，农民所交换的也只是剩余的产品，“战时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痕迹明显，其作用仍然有限。列宁很快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满怀激情地讲道：“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从商品交换到商品买卖、货币流通，俄国的经济开始活跃起来，工业得到了恢复，人民生活初步得到改善。1922年4月俄国十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业的决议》，更是明确地指出了新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特征：“既然我们已经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就一定要给各个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各种必要自由，而不希望用行政手段来代替它。”在列宁离世前的“政治医嘱”里，对于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的国家，如何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这一难题，列宁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合作计划”，即通过与商品生产的合作制而不是采取高度集中的国家农场或公社制，引导农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岳宣义，1998）。
列宁领导的俄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我们探索出一条在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生产力所处的阶段和本国的国情，寻找适合的发展道路。
（二）前东欧对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尝试
前东欧国家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制度结合的最初探索可以追溯到我们熟知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1936年兰格(Lange,Oskar,1936-1937)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他在假定存在劳动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的前提下，借助于新古典方法，将瓦尔拉斯搜索过程的现实版本即试错法视为一个发生在真实的历史时期的市场价格实现过程，以此回答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责难。尽管兰格的论证使用的是新古典方法，但是他至少从理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最初原型。
尽管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改变提供了理论的框架，但是斯大林的专制并没有给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留下任何实践的空间。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逝世以后，对“苏联模式”下经济实绩的不满在其他国家公开化，出现了改变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思想倾向，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这种模式，并试图对它运行的机制进行重新设计，以解决经济核算和资源配置的扭曲问题。这种反思的核心思想是：如何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因素，以此完善计划的实施。
市场社会主义第一次登上试验的舞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在既无“命令体制”社会主义模式可沿用，又无革命时抛弃的资本主义道路可选择的情况下，走上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模式的道路。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以1965年的经济改革为标志，逐步确立了工人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模式（Neuberger& Duffy，1976）。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计划与市场结合，以及政府权力下放，这种模式的最伟大之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大胆尝试。这种模式在经历了对“命令体制”不满释放的活力之后，由于所有制形式超越社会发展规律、缺乏市场经济中赖以存在的“微观主体”、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内生缺陷，逐渐从促进经济的发展演变为将经济带入泥潭的根源。
匈牙利对社会主义下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探索也很有借鉴意义。1956年匈牙利力图摆脱“苏联模式”来振兴社会主义的改革，遭到了苏联的镇压，造成了匈牙利悲剧。后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又进行悄悄的改革，采用了新的经济体制（1968-1979），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计划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将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毫无疑问，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的方法来解决资源稀缺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等内生缺陷，最终也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进行市场社会主义试验的同时，市场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兰格也在领导着波兰的改革，并与布鲁斯等一道创造了“含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波兰分权模式。而与波兰的改革相呼应，捷克斯洛伐克也在进行着试图弥补兰格模式中忽视“激励”因素的改革，然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弥漫光环的改革，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就在苏联的镇压下凋谢了。由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始就中断了，它为我们留下了理论遗产是兰格等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探索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四、我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尽管我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将存在于中华文明之中而且仍然对当今有着重大影响的传统文化“基因”梳理出来并非易事，因此，本文不着眼于传统文化的经典论述，即不试图从以民为本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共同富裕的公平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等中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理论来源，而是寻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注入生生不息源动力的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传统文化“基因”，本文将这些传统文化“基因”归结于我国特殊的价值模式和伦理模式。
（一）集体主义的价值模式
我国与西方社会一个重要差别是我国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国家，这种差别导致了价值模式的不同。在西方国家，宗教信仰者把上帝看作是唯一的信仰，甚至为了信奉唯一的上帝反对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有过分亲近的倾向，包括父母和兄弟，这种热爱上帝而疏离具体的人的倾向超脱了对血缘和拟血缘的依赖，表现出个人主义的行为倾向。在我国，由于缺乏像上帝这样超越现实的权威，加上“三纲五常”等的教义传统，个人无法超脱对血缘和拟血缘的依赖，表现出对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等集体的爱，形成了集体主义的价值模式（郭冠清，2006)。如果我们使用Hofstede（1983）跨国调查得到的数据，以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变量进行定量描述的话（其取值超过50的社会是个人主义社会，低于50的社会是集体主义社会），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社会，其值为91；我国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其值为20。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模式差异对企业规模影响是明显的。在个人主义社会里，由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不受关系限制，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交易成本影响不大，可以组织较大规模的企业，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相反，在集体主义社会里，由于人与人之间交往对血缘和拟血缘关系的依赖，企业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交易成本升高，从而影响了规模企业的建立，许多本可以在企业内部完成的交易转向市场。集体主义社会中家族企业或拟家族企业的盛行，以及关系链条建立的普遍性是一个明显的证明（郭冠清，2007）。
在农村实施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是结合我国价值模式的典范。20世纪中后期人民公社的建立，打破了合作社自愿加入和退出的效率机制，将重复博弈演变成了一次性博弈，当这种组织形式超出了我国价值模式所决定的效率边界时，以偷懒为主要特征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可避免产生。相反，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责任制家庭成员目标一致，监督的成本很低，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和“交换”篇章中，我们需要考虑集体主义价值模式对组织形式、企业规模、流通过程等的影响，设计出交易成本较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
（二）长期导向的伦理模式
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我国形成了节俭、积累、容忍、传统、追求长期稳定生活的伦理模式，这种基于东方文化层面的文化模式被Hofstede（1983）纳入到他的文化维度之中，并冠之以“长期导向或儒家动力”的名称。根据Hofstede（1983）的调查（取值超过50的社会是长期导向的社会，低于50的社会是短期导向的社会），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长期导向的社会，其值为118，菲律宾是一个典型的短期导向的社会，其值为16。
伦理模式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就交易成本而言，在长期导向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而在短期导向的社会中人们往往更关注当前交易的剩余，于是，在长期导向的社会中，交易多发生在关系网络中，即使这种交易的价格与市场中相比，可能不是最优。就经济增长而言，邹恒甫（1993）的研究发现，基于儒家思想传统的“积累欲和节俭观”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真实的影响，孔泾源（1993）和郭冠清（2007）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除了在生产和交换篇章中需要考虑伦理模式的影响外，可以将伦理模式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内生变量去研究。
五、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
为了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人类文明成果，“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去吸收和借鉴。
（一）借鉴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工具取向”的文明成果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两面性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它带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试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它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的探索经过了几十代人的努力，形式上已经非常完整。我们应该积极地借鉴和吸收的是它“工具取向”的合理内容。具体而言，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马克思所处时代无法运用数学模型表述内容，借助于西方经济学工具进行精确表述。在这一方面，吴易风、白暴力（2012）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仍有一些内容可以借助西方经济学工具进行表述。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一篇中马克思关于机器与劳动替代关系的论述事实上可以用西方经济学的资本与劳动边际替代率相等精确表述。
第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具有“工具取向”的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生产、交换和分配内容。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人力资本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循环理论。
第三，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稳定经济的工具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改造后，纳入到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工具箱中。例如由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联姻构建的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具有卓越的表现，将提高我们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郭冠清，2013），应该纳入我们的工具相中。
（二）批判地借鉴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一些文明成果
西方异端经济学的主流以“制度-历史-社会结构”来代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个人主义-均衡世界观”，并试图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展一种替代性的分析框架（贾根良，2005）。这些不同视角的研究，提高了我们认识市场经济的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另外，西方异端经济学主流的整体主义、进化主义方法论、对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重视，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颇有相似之处，更容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进行整合，对此我们应该采取批判地借鉴态度。
（三）借鉴和吸收国民经济学合理的内容
经济学的国别特色，决定了我们在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时，不仅要重视“世界主义经济学”，而且更要重视“国民经济学”。其影响最大和最有借鉴意义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当属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
在李斯特看来,“世界主义经济学”由于忽略了“国家”的存在，对于财富本身（价值）给予了过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产生财富原因（生产力）的研究。由于“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李斯特主张“国民经济学”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分析财富的原因上来。既然财富的生产比财富本身更重要，那么，应该如何发展这种生产能力呢？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国民生产力学说”。
国民经济学的另一个充满智慧的地方是，李斯特以“国民生产力学说”为基础，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战略贸易理论”。需要强调的是，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与主张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理论完全不同，它是按照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选择性地采取不同措施的“干预”，它以国民生产力能够发展为前提，而且还建立在国内贸易完全自由的基础之上。对此，李斯特讲道：“保护制度必须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才会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对于保护制度的任何夸张都是有害的；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只能逐步实现的。”
但是为什么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在我国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李斯特“打着为国家经济发展幌子掩盖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本质”进行了多次批判（黄瑾，2011）。
李斯特的“国民生产力学说”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在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国家“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清晰图案；由“国民生产力学说”衍生的“国际战略贸易理论”也给予了我们如何在国家发展不同阶段在贸易政策取向上“贸易什么，保护什么”清晰指引。如果我们能够坚决抵制李斯特的价值取向内容，在生产力学说、贸易理论等方面，批判地吸收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的合理因素，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一定很有意义。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奠基、破题和集成三个主要阶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开始投入大量时间思考经济发展问题，并于1958年三次阅读和批注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向全国各级干部发出了《关于读书的建议》，在建议中推荐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本书，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观点也集中在这次读书学习上。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撰写中国自己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毛泽东明确提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的问题；第二，毛泽东探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毛泽东突破了斯大林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生产关系的局限性，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第三，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即“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的经济问题”；第四，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毛泽东特别强调哲学头脑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第五，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在我国，还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难发现，这些论述与邓小平后来的有关论述一脉相承。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破题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探索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界限，而这个突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核心，真正的破题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完成的。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表现在三个重大突破上。第一，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有了较大的变化：“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第二，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本事实依据和实践根基；第三，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系统地表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论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属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空间。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深化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建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问题上，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做出了新的贡献。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成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此来揭示经济规律、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对生产力理论进行了新阐释。在2013年5月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以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集体学习时提出了“保护生产力”也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在2015年11月10日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了推进社会生产力的总体跃升的新思 想。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他在2014年邀请经济学界专家座谈当时经济形势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在2015年11月党的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再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体现了习近平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决心和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思想。
七、结束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究竟是什么？是仅仅来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也来源于其他比如西方异端经济学说？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是其主要来源。
本文对每一种理论来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重点论证了《资本论》除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外，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揭示，以及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被低估了的《反杜林论》的指导意义。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中，试图通过对列宁领导的俄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历程的分析，找到“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来源。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中，论证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取向”的合理内容对我们的影响，重点强调了“国民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既不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修补补”，也不是重新走向高校教学和政策决策“神坛”的“政治宣言”，而是一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的“系统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所做的研究充其量不过是抛砖引玉，期待有更多的理论研究而不仅仅是宣传内容的出现，也期待对本文的研究给出批评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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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郭冠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ggq0808@sina.com。
原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