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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本文从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视角，探讨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由此回答为什么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构成中国制造2025战略任务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为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 ”行动计划提供经济理论指导和政策分析依据。
现有文献主要从两个视角探讨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是新经济增长模型的协调成本函数角度，协调成本函数表述为一个不变弹性的函数，协调成本依赖于分工的规模，且这种依赖是单向的；二是新制度经济学从协调成本的直接或间接观测角度，认为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协调成本，交易费用的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然而，对于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分歧：一是认为协调成本随经济规模的扩大而上升；二是认为协调成本不总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呈现近似“倒U”型结构。如何看待和解释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上述不一致观点，构成本文探讨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逻辑起点。
协调成本部分可以观测，部分不可观测，直接测量不可观测的协调成本是困难的，但可以通过交易费用与交易效率的反向关系来间接测量交易费用。其中，交易效率可以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思想进行分析，因为作为经济变量的交易费用具有非平稳性。本文从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视角，间接观测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主要理由，一是知识的互补性促进经济体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工而形成收益递增，一国的工业化体系与信息化体系反映了其知识互补性形成的专业化程度和社会分工的结果；二是协调成本是由经济结构内生的，基于技术效率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思想，反映了内生于经济系统中的交易效率，这样，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水平可以视为社会协调成本高低的一种反向关系。
本文选取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数据，依据谢康等（2012）提出的模型思路，构建两个分别以包括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水平、人均GDP为因变量的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刻画工业化信息化融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与反向影响，体现基于Young思想的工业化信息化融合与经济增长迂回生产过程，引入O’donnell等（2008）提出的共同边界技术效率比（MTR）取代固定效应模型中以虚拟变量反映地区与时间差异的代理变量，对部分指标进行非参数估计。研究发现：协调成本的下降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结论是有条件的：首先，协调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阀值。协调成本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倒U”型，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协调成本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呈“倒U”型；其次，选择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下降同样单位的协调成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从这个角度而言，协调成本不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源泉，选择哪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等外生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最后，经济增长对协调成本下降的冲击或调整，使协调成本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可能是收益递增或不变，也可能是收益递减。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作用在于缩短协调成本迂回路径或加快迂回速度而实现收益递增。至此，可以解释现有研究中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一致观点：首先，由于协调成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倒U”型，因此，在以资本深化为主的增长中，协调成本总体随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扩大。这部分结论反映了“倒U”型阀值出现前的情形；其次，在资本深化与知识深化并行增长阶段，知识深化下协调成本下降形成的收益递增或不变，会部分抵消资本深化收益递减的影响，使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不呈正相关关系而具有平稳性。这部分研究结论反映了接近“倒U”型阀值阶段，或知识深化与资本深化交互影响阶段的情形。总之，两种不一致的观点分别反映了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不同发展情形，二者并不矛盾。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1）从工业化信息化融合与协调成本反向关系的间接观测的新视角，构建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框架，指出新经济增长模型中协调成本的下降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结论是有条件的。在知识水平既定时，不同的经济增长规模和增长方式，及迂回过程的不确定性，协调成本的决定性作用会不相同，从而深化了现有文献对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2）现有文献聚焦于考察协调成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鲜有探讨经济增长对协调成本的作用。本文在考察协调成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基础上，厘清了经济增长对协调成本的冲击或调整作用，提出协调成本的迂回性既形成收益递增或不变也可能收益递减，扩展了Young（1928）提出的迂回生产方式侧重收益递增的理论边界。
本文的结论对于研究和制定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 行动计划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启示价值。首先，为中国制造2025将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列为九大战略任务之一、互联网 行动计划提供了经济理论指导和政策分析依据，因为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可以有效降低国民经济中的协调成本，且服从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特征。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有助于理顺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结构关系；其次，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稳态治理具有启示价值。由于协调成本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倒U”型，因而一国经济增长不会随着协调成本的下降而持续下去，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主动转换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来维持长期增长的态势。因此，理论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两种战略选择：一是在出现阀值前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二是通过各种内生和外生因素延迟阀值的出现。其中，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两种有效的延迟阀值出现的激励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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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康、肖静华、方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信息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邮政编码：510275，电子邮箱：mnsxk@mail.sysu.edu.cn；
乌家培，国家信息中心。
全文请阅读《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