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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1期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指出了美国政府应对挑战的主要方法，研究了美国政府未来政策操作空间，总结了美国政府应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 本文认为，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避免了危机恶化，但对引导美国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成效不大。现阶段美国经济主要问题不是货币不足，而是投资不足。只有足够的投资，才能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引导美国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实现美国经济的再工业化和绿色化。美国政府解决当前投资不足的国内政策空间十分有限，只能依靠国际经济再平衡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因此，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将成为双方关注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美国经济 经济危机 流动性陷阱 不确定性 预期管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2年7月16日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美国2012年和2013年经济增速分别为2%和2.3%，反映美国经济仍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经济未来几年的走势，取决于许多因素，有机遇也有挑战。对美国而言，也存在化危为机的问题。美国可以在化解危机过程中大量采用新技术，重构它的经济基础，实现其在高科技基础上的再工业化和经济绿色化。但是，若美国在化解危机过程中政策出现问题，美国经济也有可能掉头朝下，出现更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经济未来几年走势，除取决于它内外经济环境外，也取决其经济政策操作空间尚有多大政策制定余地。因此，了解美国未来经济政策制定，对了解美国经济走势至关重要。加强对美国经济政策制定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主要观点是，指出了克鲁格曼流动性陷阱理论忽视了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认为在不确定性较强情况下货币不会自动转化为投资，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对引导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的成效不明显。美国经济当前主要问题不是货币不足，而是投资不足。本文认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有足够投资，就能刺激美国经济增长，从而降低美国的失业率。怎样加大投资力度，才是美国政府的头等大事。
一、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学危机
这次经济危机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政府不要干预经济的思想。2008年9月危机恶化后，迷信新古典经济学的布什政府也不得不干预市场，由政府出面挽救经济。新凯恩斯经济学派认为政府有必要干预经济，但这一理论也不能解释当前危机，不能对当前危机开出有效药方。现在美国经济学界，还没有理论能对这场危机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未来美国经济走向的好坏与现在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对错有密切关系。现在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是否正确，众说纷纭。一夜之间，经济学界回到了1929年大危机爆发时的境地。因此这次经济危机也是欧美国家的经济理论危机。
从伯南克针对日本政府应对1990年代危机的言论和他应对美国经济危机的政策来看，我们认为伯南克是依据预期管理理论应对这场危机。Charles Goodhart认为预期管理学派不仅有Michael Woodford，还包括Alan Blinder、Lars Svensson和本·伯南克（Morris & Shin,2008）。这些学者均是美国货币理论的领军人物。
预期管理理论认为危机发生后，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中，政府要采用货币宽松政策，对经济系统注入更多流动性，以阻止危机由一场大衰退演变为大萧条，并带动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笔者在1991年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当实际供给低于潜在供给水平时，若预期粘在较低的水平上，会出现预期陷阱。此时货币供给增加也不会带来产出的增加。1990年中国经济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货币供给增加一段时期后，特别是用于投资的货币增加后，由于投资的乘数作用，经济扩张会带来预期的变化，此时货币政策的作用就会表现出来”（李拉亚，1991,pp.253-254）。这里的预期陷阱就是流动性陷阱。美联储推出的QE1至QE4（QE原是量化宽松政策的英文名称Quantitative Easing的缩写，这里指美联储关于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购买计划，其实质是在近似零利率条件下增发货币，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也是指望货币供给增加一段时期后，货币政策的作用会表现出来。笔者认为货币政策生效要靠投资的乘数作用，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才能使“用于投资的货币增加”？这是美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预期管理理论是新理论，它能否引导美国经济走出危机，还需实践检验。
（二）债务危机
美国本轮经济危机发生时，恰逢政府面临债务危机，政府不但不能借助扩大赤字来扩大支出，反而面临缩减赤字的巨大压力。Reinhart & Rogoff在其论文《债务十年》中指出，美国的总政府债务，包括联邦级、州级、地方政府级债务在内的总和，如今已经超过二战以来占GDP比重的最高水平（120%）（Reinhart & Rogoff,2011b）。美国财政部于2012年10月31日表示，预计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总额将在2012年底达到16.4万亿美元的上限，美国国会有必要进一步提高该上限。
如何应对美国面临的赤字危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策不同。如果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能就减少赤字规模达成协议，自动削减赤字机制将在2013年1月1日生效。同时布什政府时期和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减税政策将在2012年年底到期。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就是伯南克在2012年2月底在众议院所提出的财政悬崖问题。2012年12月13日伯南克要求美国国会尽快在财政悬崖问题上做出决策。伯南克认为，财政悬崖问题已对经济造成影响，一旦美国经济坠下财政悬崖，美联储没有化解财政悬崖的工具。如何解决财政悬崖问题，美国国会两党会有争斗，但会妥协。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除财政悬崖外，还有欧洲债务危机。欧债危机也严重影响到美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
欧美债务危机为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中国在安排债务规模时要牢记欧美国家的教训。我们不能认为中国和欧美国家的债务情况不一样，我们从他们的失误中汲取了教训，所以我们的债务会保持在适宜水平上。事实上，从《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人类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上，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家反复犯类似错误（Reinhart & Rogoff, 2011a）。
（三）美国各州均在财政紧缩
中美两国这次应对世界经济危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2008年中国中央政府制定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以挽救经济，防止经济崩溃。中国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了配套计划，其规模不会低于10万亿元。这一庞大计划起到了稳定经济、稳定信心的作用，还对稳定世界经济起到作用。当然，这也刺激了通货膨胀增长。而美国联邦政府制定刺激计划的同时，美国各州政府则在纷纷压缩开支。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联邦政府刺激计划的作用。
美国地方政府能发行市政债券。当经济危机时，除了减少财政开支和提高税收，还可发行市政债券来平衡预算。由于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上升导致市场风险增大，美国市政债券销售困难。据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3月28日报道，2011年第一季度，美国市政债券销售额创下10年来最低季度水平，只有440亿美元，仅为上年同期的一半不到。美国地方政府因没有能力发售所需新债券，紧缩财政开支成为平衡预算的出路。据美国智库报告（J.Hood,2010），2008年以来，有46个州削减了开支，同时有超过30个州提高了税收。美国经济复苏被美国地方政府紧缩开支所拖累。
美国的土地基本上归私人所有。地方政府不能靠出卖土地获得收入。这点与中国地方政府不同。面对这次经济危机，美国地方政府几乎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吸引外来投资，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四）去工业化的消极影响
去工业化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如下消极影响：（1）导致中产阶级萎缩，从而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12年8月22日发布《中产阶级的失落十年》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中产阶级比例从1971年61%下降到2011年51%。同时，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占全国家庭收入的比例从1971年的62%下滑至2011年的45%。（2）导致美国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使美国的贸易赤字迅速增长。（3）美国金融危机与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有关。美国的去工业化，为美国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腾出了空间，而这一泡沫的破裂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4）导致美国经济竞争力下降，尤其是国民素质降低。（5）去工业化已经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怎样扭转美国经济去工业化势头，推行再工业化，是美国政府面临的难题。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总是追逐利润的，哪里赚钱哪里去，这是资本的天性。要让迁出的高科技产业回流，美国国内市场必须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才行。
（五）全球经济不平衡
全球经济不平衡有三种表现：(1)表现为新兴市场国家高储蓄低消费和发达国家低储蓄高消费。这特别反映在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上。(2)表现为新兴市场国家过高贸易剩余和发达国家过高贸易赤字。(3)表现为新兴市场国家吸引了大量国外直接投资，而发达国家这些年国内投资不足。发达国家传统产业还在不断向国外转移。再平衡全球经济成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的重要手段。
全球经济不平衡需要调整，但这不是一种单边行为，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中国需提高消费水平，美国需提高积累水平。美国需执行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和赤字政策，贸易剩余国家一方面要适度提高自己的汇率水平，另一方面要购买一些贸易赤字国家的债券，还要向贸易赤字国家直接投资。这些都需各国之间政策协调。
除了汇率调整，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种重要手段是，贸易剩余国家到贸易赤字国家直接投资。对美国而言，外国的直接投资是一种雪中送炭行为，是挽救经济的重要手段。现在美国挽救经济的国内政策已经基本用尽，只剩下再平衡全球经济的政策空间。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国外投资者开放，特别是向中国投资者开放，值得重视。中美两国政府应在这方面进行协商。这需要新经济理论和新政治哲学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投资。
我们已生活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中，各个大的经济体有必要协调经济政策。可是现在，我们缺少能协调各国经济政策的机构。我们没有全球中央银行，也没有全球财政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行，建立全球经济协商机制势在必行。
（六）高失业率
2012年11月2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10月份美国非农业部门失业率为7.9％，已连续两个月位于8％之下。目前美国就业情况已十分接近奥巴马2009年初就职时7.8%的水平。现在也有人质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认为失业率下降并非更多人找到了工作，而是更多人离开了求职大军。美联储2012年12月13日发表声明称，预计当前高失业率要到2015年才会逐步降至6%至6.6%。并且宣称，未来货币政策将视未来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而定。
美国高失业率原因多种多样，但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美国经济增长仍然低，这导致许多人失去工作或找不到工作。这可归结为需求不足原因。二是美国去工业化，许多蓝领工人失去了工作，他们又适应不了新的工作机会要求。这可视为结构性原因。克鲁格曼认为，不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当前的失业是需求不足引起的（Krugman，2012）。伯南克也持有同样观点。美联储最近把货币政策与失业率挂钩，是以此观点为依据。当然，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持有相反观点，认为当前高失业率有很大的结构性因素，货币政策对解决结构性失业作用不大。
笔者认为，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当前失业率是需求不足造成的，如果失业者失业时间太长，而对失业者的培训又不足，那么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也可以转变为结构性失业。如果当前失业率是结构性的，只要经济增长率高，那么缺少人手的公司会降低录用新员工的门槛，更乐意培训新员工。这样，失业率也会降低。因此，解决美国高失业率问题还需美国经济增长加速。由此，问题的焦点不是货币政策对降低失业率是否有效，而是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是否有效。当前则是，货币政策对引导美国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是否有效。
（七）流动性陷阱
美国经济还在流动性陷阱中挣扎。什么是流动性陷阱？学术界存在两种流动性陷阱定义。一种是凯恩斯的定义，一种是克鲁格曼的定义。较之凯恩斯的定义，克鲁格曼的定义认为在流动性陷阱中，投资者可以同时持有证券和货币。Kathryn对克鲁格曼的流动性陷阱理论做了一个精辟的介绍：“流动性陷阱可以被定义为如下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名义利率已经是零或接近零，持有证劵的投资者和持有货币的投资者没有什么不同。作为一个结果，货币政策对刺激需求是无效的。在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是中性的，或者，在长期情况下，是无效的。但是，如果允许一定的价格粘性，在短期情况下，货币扩张或能增加产出，并且，将能导致价格的同比例增加。然而，当利率已经“太低”时，由于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对影响产出和价格是无力的（在IS-LM图中，LM曲线是水平的）。因此，传统的走出流动性陷阱的方法是依赖财政政策（即移动IS曲线）”（Krugman，1998，pp.188-199）。克鲁格曼走出流动性陷阱的方法，是靠增发货币来刺激通货膨胀预期提高，这与传统方法不同。克鲁格曼的文章是针对日本1990年代的流动性陷阱问题。他对怎样走出美国当前流动性陷阱有不同看法，认为有必要依靠财政赤字。如他在2012年11月21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在经济严重萧条时，有赤字实际上是好事。削减赤字应等到经济走强时。他的这一观点，在他的最新著作《现在结束这场萧条!》（Krugman,2012）中也反映了出来。并且，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有一点通货膨胀亦是好事，未来几年4%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接受的。
经济一旦陷入流动性陷阱中，传统的货币、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就遭到破坏。此时，启动经济会十分困难。中国在1991年遇到过流动性陷阱问题，中国经济学家称之为市场疲软。笔者曾经指出：“一方面是居民货币收入增加，而另一方面是消费市场疲软；一方面是货币大量投放，而另一方面是生产启动缓慢；一方面是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降到了近些年来的最低点，从理论界到政策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现实经济问题感到困惑不解”（见李拉亚，1991，p.6）。这段论述也大致可用于描述美国经济当前情况。只是经济危机中美国居民的货币收入并没有增加，这点与中国当时情况不同。美国家庭的税前收入在2007年至2010年间按中位数计算下降了7.7%，按均值计算下降了11.1%（Bricker et al,2012）。
中国有从流动性陷阱中走出来的经验。笔者认为财政政策对走出流动性陷阱较为有效:“1990年政府启动经济时，前两次都是采取投放货币的方式，收效不明显。其关键在于公众预期粘在较低水平上，或者说陷入了预期陷阱。第三次启动采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作用就明显一些”（见李拉亚,1991,第260页）。“增加政府投资”能使本文前面所说的“用于投资的货币增加”。走出流动性陷阱，美国为什么不实行财政政策而非要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呢？原因在于，美国现在不具备采用财政政策的条件。美国国债将在2012年底达到16.4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国会为国债规模设定的上限。它现在面临的是消减债务而不是增加债务。奥巴马政府即使想增加债务，也面临国会批准问题，这必将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激烈争论的战场，费时费力，不易取得结果。而美联储采用货币宽松政策，则可绕开国会批准程序，是一条捷径。可见，美联储推出QE1至QE4，有其理论基础，更有其现实考虑。
美联储推出的QE1至QE4，起到了避免美国经济崩溃的作用，但对引导美国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目前成效不大。虽然美国已有经济复苏迹象，仍面临很强的不确定性影响。如何走出流动性陷阱，是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二、美国应对危机的方法
（一）预期管理
预期管理是美国应对挑战的第一种方法。美国经济学界虽然还没有能解释当前危机的公认理论，但美联储已采用预期管理理论来应对当前危机，其主要表现是采用货币宽松政策，如推出QE1至QE4。2012年12月13日，美联储决定推出QE4，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替代到期的扭转操作(Operation Twist)。所谓“扭转操作”是指美联储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卖出短期债券买入长期债券，进一步降低长期债券的收益率。相对其他解释危机的理论，预期管理理论是一种新颖的理论(李拉亚,2011)。Woodford告诉笔者，他于1998年在日本央行讲学时首次提出了“预期管理”一词。预期管理理论的实践背景之一是，研究日本1990年代的流动性陷阱，和协助日本政府制定量化宽松政策。
克鲁格曼（1998）在凯恩斯流动性陷阱基础上，引进理性预期概念，建立预期管理的一种模式，作为针对流动性陷阱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现在欧美国家施行货币宽松政策，均是以这一理论模式作为政策指导。
Eggertsson & Woodford(2003)在研究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时指出，治理通货紧缩的关键是预期管理。Eggertsson (2008)则用预期管理理论重新解释了美国怎样走出1929年大危机，指出走出危机的关键点是政府成功地管理了未来政策的预期。Cooper & Willis（2010）分析了本次金融危机中预期的相互影响作用，指出政府应动员一切工具来制止预期崩溃或者信心崩溃。Mishkin(2011)对这次危机做了分析，对已有的一些预期管理观念做了极为简单但远不全面的梳理。
可以说，预期管理理论的一大特色是研究经济危机，尤其是研究1929年经济危机，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危机和当前经济危机。从预期管理理论的角度看，1929年危机和这次危机有一个共同点，均是信心崩溃导致消费和投资的锐减，从而导致危机恶化，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中。这两次危机的经验是，危急时刻，预期管理就是信心管理，政府要承担起信心管理的责任。美国2008年9月份危机恶化，是政府没有承担信心管理的结果。换言之，美国政府应该接管雷曼兄弟银行，以挽救公众信心。
从预期管理理论角度看，走出流动性陷阱依靠货币宽松政策。该政策一大特点是维持低利率。美联储承诺在2013年至2015年仍会维持当前的低利率。该政策另一大特点是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预期管理理论认为，1929年危机的一个经验教训是，1929-1933年中，货币紧缩了三分之一，而美国政府对此未加干预，使一场本应是普通的危机演变为一场全球大危机。2008年来美联储推出QE1至QE4，是吸收了1929年危机的经验教训，是预期管理理论的一次典型应用。
危机时刻，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是有必要的。但是，若市场的不确定性太强，则投资人仍会倾向于保持现金，不愿意投资。尽管投资人因货币宽松政策提高了通胀预期，但其导致的投资动机会因不确定的投资环境所抵消。毕竟，不投资，资金仅会被通货膨胀所侵蚀，但投资失败，则血本无归。这是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刺激投资不见效的原因。同样，当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中，由于不确定性影响，消费者的通货膨胀预期会粘在较低水平上，他们也不会增加消费。这是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刺激消费也不见效的原因。从理论上看，克鲁格曼用理性预期解释流动性陷阱，忽视了不确定性的影响。笔者认为在流动性陷阱中，经济人受不确定性影响，其预期不是理性的，而是粘性的。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的理论基础上存在缺陷。
要使货币政策产生作用，尽量减少不确定性是其前提条件。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降低不确定性，恢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只有这样，增发的货币才有可能转化为投资。可是，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似乎不懂这一点。上一次提高债务上限时，美国国会两党恶斗，制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降低了美国国债的信誉，还打击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凯恩斯革命的要点是，凯恩斯把不确定性和预期带到了经济理论的核心位置，而现在大家似乎忘记了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
笔者曾指出：“货币供给对经济的影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这种滞后的时期长度受到预期影响，预期粘性的改变又是不确定的，这就可能发生时间错位反应。这可表示为，货币的滞后可能导致货币的刺激或抑制作用姗姗来迟，试图拉上总需求的货币扩张政策可能在总需求萎缩已经过去继而总需求扩张已经来临时才起到作用，这就起到刺激经济活动扩张的作用，加剧了经济的波动”（见李拉亚，1991，p.261）。美国的QE政策可能时间错位，即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时，早先QE政策增发的货币开始起扩张经济的作用，于是通货膨胀接踵而至，美国政府又要忙着踩刹车。选择何时退出QE，将是美联储内部争论的焦点。我们应对此高度注意。
（二）要求贸易剩余国提高汇率
依据世界银行网站上公开的数据，1997-2010年间美国的出口总额占GDP的百分比有波动，其数值如表1所示。2002年和2003年这个比例只有9%，近几年有所提高。奥巴马政府新政之一是，试图在5年内使出口翻一番，由此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出口翻番是美国政府经济再平衡策略的一部分。从目前情况看，实现出口翻番目标非常困难。受欧债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低于预期，这影响了美国的出口。美国商务部 2012年12月11日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 10月份贸易赤字较前一个月增加4.9%，达422亿美元。
表1 美国出口总额占GDP的百分比 （单位%）
年度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出口率 | 12 | 11 | 11 | 11 | 10 | 9 | 9 | 10 |
年度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
出口率 | 10 | 11 | 12 | 13 | 11 | 13 | 14 |
为了增强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美国需要一个弱势美元。换言之，美国要求贸易剩余国提高汇率，为美国出口腾出市场。因此，美国会关注人民币汇率。如果人民币被低估而美元被高估,这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出口竞争力。早在2007年，彼得森研究所就提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20%－40%，这一结论后来被美国政府采纳，作为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依据。从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1%。2010年人民币升值了6%。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认为，考虑中国的通货膨胀因素，2010年人民币实际升值10%，因此不能认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人民币升值的这种趋势只要还维持一段时间，大致就达到美国要求人民币较2007年价格升值40%的要求。而且，中国计划在近年内翻番低收入工薪阶层的收入，这也会增加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因此，在2011年第三轮中美战略对话中，人民币汇率之争已经降温了。但是，中国汇率问题已变成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个政治问题，中美两国的人民币汇率之争仍会继续。
另一方面，美国为增加出口，也在放松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若中国能因此加大从美国进口力度，还有利于消化中国的巨大贸易剩余，有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放松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限制。
（三）要求贸易剩余国家购买更多美国债券
美国财政部2011年2月28日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外国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接近4.44万亿美元。当前美国1/3以上的国债为外国投资者持有。在2011年3月，中国持有1.1449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美国最大债主。日本在2011年3月持有9079亿美元美国国债，是美国第二大债主。
贸易剩余国家购买美国债务，是对美国经济输血，是美国低成本积累资金的重要手段。要求贸易剩余国家购买更多美国债务，是美国应对债务危机的方法之一。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被要求购买更多债券是很自然的事。现在新兴市场国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发达国家国债，将贸易盈余积攒的外汇回流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达国家再将这笔资金投资到新兴市场国家获取高额回报。这实际上是一种失衡的国际资本循环方式（即“斯蒂格利茨怪圈”）。从新兴市场国家角度看，全球经济再平衡，也应改变这一失衡的国际资本循环方式。
（四）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美国经济陷于流动性陷阱中出不来，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缺少投资牵引经济。美联储推行的QE1至QE4，虽向经济系统注入了更多的流动性，但这些钱的相当部分被银行系统用来改善自己的资产平衡表，即留在银行内部，没有用于实体经济，更没有投资实体经济。此外，部分钱流到新兴市场国家，成为热钱。还有部分钱则被投资到海外。总之，美国国内投资不足。依据世界银行网站上可查的数据，美国1997年至2011年的投资率（Gross capital formation，formerly gross domestic investment)如表2所示。显然，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投资率明显下降了。美国要走出流动性陷阱，其投资率至少要恢复到20%的水平。
表2 美国的投资率（% of GDP）
年度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投资率 | 19.4 | 19.9 | 20.3 | 20.6 | 19.0 | 18.4 | 18.3 | 19.4 |
年度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
投资率 | 19.9 | 20.2 | 19.2 | 17.5 | 14.1 | 14.8 | 14.9 |
造成美国国内投资不足的原因有：（1）尚未看到成熟的新技术和新市场,投资人不愿投资。（2）投资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回报率高于国内市场，投资者乐于投资到新兴市场国家。（3）受不确定性因素（如欧债危机）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对经济复苏缺乏信心。因消费者消费意愿不足、投资者投资意愿不足、银行的贷款意愿不足，导致居民不愿消费、企业不愿投资、银行不愿贷款。美国政府固然可以凭空印钱，但钱并不能自动转变为国内投资。这回到了经济学的一个老问题，储蓄能否自动转化为投资。现在美国经济的关键问题是缺少投资，而不是缺少货币。
吸收国外投资，可以帮助美国走出国内投资不足的困境。美国政府深知这一点，非常欢迎国外投资。现在投资美国是一个好时期。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投资与企业司司长詹晓宁于2012年10月23日在日内瓦表示，2012年前6个月美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57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近四成。这对美国可不是一个好消息。目前，美国政府和议员对中国的投资还有一些疑虑，主要反映在中国的国有企业、高科技和国家安全这三个方面。这需要中美两国政府加强沟通，为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创造条件。
美国政府本能的不喜欢中国国有企业，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带有政治性，并受到中国政府补助，会使美国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局面。增加国有企业在美国投资的透明性，可在一定程度减少美国对中国企业的疑虑，证明中国投资是商业行为而不是政治行为。对于中国投资美国高科技产业问题，中国政府可以和美国政府谈判，争取一种双赢条件。对此，中国政府还是有牌可打的，如可在购买美国债券上做出一些让步，放宽和改善美国企业来华投资条件等。对于美国疑虑的国家安全，可与美国政府加强沟通，要求美国政府明确国家安全的条件，让中国企业有规可循，减少不必要的摩擦。
中美双方在对方直接投资，有可能取代汇率问题而成为中美间一个主要问题。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等方面，远较之汇率问题复杂，涉及经济利益也更大。双方都应提高审核透明度，重视对方利益，解决面临问题。可以说，随着双方在对方投资增加，中美关系将走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兴市场国家把自己贸易剩余直接投资到发达国家，可以走出前面提出的失衡的国际资本循环方式，从而也为治理全球经济不平衡提供一种新手段。当然，海外投资风险很大，对此中国应有准备。海外投资要三思而后行，要逐步展开，积累经验，不要盲目冲动，一哄而上。此外，中国自己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也要注意吸收海外人才加盟。在如何使用海外人才上，中国还做得远远不够。
（五）再工业化
美国以前之所以选择去工业化，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竞争力。现在实现再工业化，也必须要降低产品成本。否则，制造业不会回流美国。从目前情况看，美国的再工业化有两个支撑点，均能起到降低制造业产品成本的作用。一是大力发展自动化和精细化，用机器人代替人，从而节约劳动力成本，并由此抢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这是把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的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结合起来，使美国制造业再次繁荣起来，由夕阳工业转变为新兴产业，实现制造业的自动化和精细化，提高制造业的高科技含量，降低制造业的劳动成本。美国不会为降低失业率去发展科技含量不高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二是美国通过页岩气技术突破，使美国的燃料、化工原料及基础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这对降低美国制造业产品的成本起到一定作用，从而有利于制造业回归。
为了实现再工业化目标，美国政府在税收等政策方面向制造业倾斜，以鼓励美国海外高科技企业回迁。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经济战略的一大特色是再工业化，即让美国回归实体经济，推动出口增长和制造业增长，重视和支持国内制造业朝高科技方向发展。美国试图通过再工业化来引领技术创新，主导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向。
（六）绿色经济
当前经济危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步入后工业文明时期发生的。怎样克服危机，必带有新时代特征。后工业文明推崇的绿色经济，具有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可再生、可循环、可持续、重科技、重公平和重生活质量的特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制度能否满足绿色经济要求，发达国家各种利益团体能否就绿色经济达成一致意见，并且绿色经济能否解决他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尚需实践检验。
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便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摆脱危机的手段。如2009年2月15日生效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总额7870亿美元。在该法案中，开发新能源是重点内容，与其相关的投资总额超过400亿美元。在未来10年内，美国在可替代能源上的投入将达到1500亿美元。随着世界向低碳经济发展，美国用在绿色技术和节省能源领域的投资，在短期内虽不能明显刺激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但在长期将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改变美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传统理念，其影响十分深远。
美国发展绿色经济和推动再工业化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再工业化迁回的产业必须符合绿色经济要求。绿色经济也要依赖再工业化提供的高科技技术、新兴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的支撑。绿色经济和再工业化是美国版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值得我们研究。
三、总结与建议
总而言之，美国经济还在流动性陷阱中挣扎。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和美国政府推出的财政刺激计划，虽能防止美国经济恶化，但尚没有解决美国国内投资不足问题。投资才是牵引美国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的主要动力，是美国经济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怎样提高美国的投资率，是美国政府当前首要问题。没有充足的投资，美国经济不能走出流动性陷阱，提振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的问题不能解决，再工业化和经济绿色化也无从谈起。美国政府面临债务危机，政府投资能力有限。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尚大，民间投资意愿不足。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再工业化和经济绿色化来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也正如此，中美两国之间的主要经济问题，将由汇率问题转变为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问题。
美国经济虽仍在流动性陷阱中挣扎，复苏缓慢，但这并不意味美国经济从此一蹶不振。美国完全有可能通过其再工业化和经济绿色化，重构自己的经济基础，提升国力，抢占经济发展的高科技制高点，为美国经济在21世纪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当然，今后美国也会面临高通货膨胀压力。怎样处理好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仍是中国政府的重要事项。我们应加强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努力掌握其发展趋势，争取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能和美国和平相处，互利互惠，减少摩擦，避免冲突，实现双赢。
中美两国合作势态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三分之一，两国之间贸易量占国际贸易总量五分之一。中美关系已超出双边关系范围，越来越影响到全球经济形势。中美双方对此都很清楚，都在努力改善两国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美国政府欢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并承诺放松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准备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中国也承诺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更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更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等。中美合作姿态有助于世界经济未来预期的正面效应。
中美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正在发展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中美经济在合作的同时，也有竞争，也有摩擦，甚至还有冲突。如何协调中美两国的经济政策，以及政策背后的理论模型和数据统计口径等，应成为中美两国政府关心的问题。2012年12月中美共同签署的《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研究第二阶段报告》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对于诸如之类问题，如汇率问题，中美双方都可以共同研究。这可部分避免因数据口径不同、模型设计不同各说各话的现象，努力形成政策讨论的共同基础。同时，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某些研究机构对中美经济关系负面报告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美之间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和舆论问题，更加理性地化解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
毕竟，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从封闭系统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已适应不了形势要求，我们应从开放系统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自己的经济问题，也要研究别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问题。本文仅从美国政府制定政策角度，分析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之策。以笔者个人力量分析这一庞大且复杂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不可能深入，也不可能全面。如笔者没有讨论美国财政刺激计划，没有讨论美国房地产市场情况，也没有讨论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等。笔者希望本文能引起政策界、学术界和工商界对美国经济的重视，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研究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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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拉亚，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362021；电子邮箱：laya_li@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