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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时间：2019年7月18日
一、中国工业化发展：要素积累到比较优势
中国70年的现代化探索和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9-1991年间以农业社会为主体的初步工业化阶段，这个时期中，中国实现了工业化起飞到突破贫困陷阱的飞跃，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文革十年、土地承包制推行和乡镇工业崛起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围绕要素积累和增长潜力动员，该阶段表现出了典型的制度实验、试错、调整和适应的早期现代化特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转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综合平衡转向经济社会多目标调控，以宏观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微观积极性调动等等。尽管都是工业化，但由于体制不同其增长特征有着根本性的不同，1977年前经济增长体现出来的是实体形态，上涨和收缩多体现在真实GDP上，物价只有过一次大的波动。而1978年更多体现为物价的波动，名义GDP波动是关键，这一根本区别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冻结工资-物价，进行实物分配，货币等可能的市场机制是要被逐步逐出计划体制的。而改革开放根本上是引进了货币、市场机制的，因此其波动也就体现出来。（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1953-1991年均实现了7.5%高增长速度，1953-1977年年均增速为6.5%，期间有过三年的负增长，负增长高达-27.3%，改革开放后则无负增长，1978-1991年增速加快到9.4%，但通货膨胀高达24%，名义GDP波动幅度很大。第二阶段是1992-2012年间重化工业化加速阶段，经济增长高达10.5%，通货膨胀逐步在1994年后回落，经济波动逐步降低。这个时期中，中国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和宏观管理体系的深度调整，实现了从低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的飞跃。有三个有利因素推动了这个20年的经济加速——即，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提供了快速扩张的资本积累；宏观体制保障了经济的平稳运行；城市化进程进入快车道，2011年城市化率突破50%。同时，现代化的制度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为标志，调控手段也基本达成了向开放的市场体制的转型，特别是1994年之后，中国对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体制进行了有效探索，为经济高速平稳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阶段是2013-2035年间深度城市化阶段，进行高质量经济增长的转型。这个时期中，中国城市化率预计从50%跃迁到70%以上。2019年城市化率突破60%，城市化已经成为新常态的主导趋势和核心议题，服务业比重超过了50%，继续实现人均GDP向高收入阶段的飞跃，未来20多年将再次面临着经济与体制高质量转型。
改革开放前整个工业化进程从速度看一点也不慢，年均增长速度6.4%，对比改革开放后的9.4%还有差距，但是从全球看也很高。计划经济体制遇到了三个问题：一是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第二是是有增长无发展，20年的工资冻结使得所有的老百姓无法分享到增长的成果，是大家勒着裤腰带搞的工业化，而靠精神激励的方法到了70年代末，已经无法维持，1976年经济增长接近了崩溃的边缘。第三是重工业生产的产品与老百姓需求完全脱节，供需矛盾导致中国的初步工业化无法继续持续下去了。计划经济体制动员了全国的经济剩余在前苏联技术援助和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基础。但事实也证明，如果继续封闭的计划体制动员模式，这种忽略人民分享的模式或者无视个人利益激励的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发展的。这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根本共识，中国改革开放头一条就是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城市中的“物质激励”，农村承包责任制从激励开始，让人民分享到增长，才能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也是让人们不断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利益，使得经济发展和个人利益有了激励相容性，这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体制探索是艰难的。改革开放后引入货币、价格和市场机制后，首先就面临了通货膨胀，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前实体经济扩张收缩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物价大波动。1988年通货膨胀18.5%，即“物价闯关”，到了1994年我们通货膨胀再次高达24改革开放以后，不是一改革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中国奇迹的成功经验是其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即渐进式改革、对外开放和宏观稳定三位一体。中国渐进式改革、对外开放和宏观稳定政策，在1994年这一关键历史点高度结合了，1994年后中国走向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的快速和平稳的发展时期。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的改革热情很高，但是热情高的副作用就是微观激活了，但是宏观表现出过热，过热的表现就是1994年通货膨胀高达24%，开放带来了走私，而美元因开放获得贸易顺差。1994年宏观调控体系建立，1月1日，人民币并轨改革，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人民币贬值后，1995年中国就结束了贸易逆差的历史，中国从1995年以后到现在全是贸易顺差。中国从原来内部的工业化过程转向了基于开放的工业化过程或者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后加入WTO，中国工业化得益于开放和全球化发展。1994年后中国经济逐步转向了高速平稳的增长阶段。
开放中有两个最基准的概念，一是宏观定价，决定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像人们讲的我们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就有比较优势，中国通过人民币并轨这一次性贬值的宏观定价，中国才改变了出口逆差，转而顺差，并轨前后就是贸易逆差转向贸易顺差的分水岭。所以，宏观定价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
二是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宏观管理体制建立。物价统计指标都可以1994年物价高峰后，中国宏观体制逐步建立，1995年商业银行法等，中国建立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宏观管理体制，1995年后通货膨胀逐步走低，物价没有超过5%。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宏观体制表现在：第一，货币供给是基于外汇占款的。我们的央行资产是以外汇占款为基准的。所以，我们的货币发行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没有乱发货币。中国发的基础货币都是中国对外出口商品挣来的外汇累积下来做为资产背书发行的。第二，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税收是基于工业部门增值税的。第三，产业政策完全是基于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保护幼稚产业，提高国产化率，地区的减税，招商引资等。宏观三驾马车都是服务于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的。中国对外开放，宏观稳定和改革可以说缺一不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成绩。
二、中国高质量转型发展：要素质量的升级
2012年，中国工业化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上也是到了非常高的水平。2012年以后，中国工业化的比重开始逐步下降，进入到了“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讨论的“结构性减速”阶段，即制造业比重从2013年开始低于了2012年，并逐年下降，制造业在GDP比重持续下降的结构性变化，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减速，称为结构性减速。与此相关联的是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也见顶回落，比重逐步下降。基于全球需求规模的制造业比重下降，规模经济快速增长时代逐步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业（以国内需求为主）的比重不断上升，其规模效率低于制造业全球的规模效率，对经济增长带动减缓。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制造业比重下降符合全球需求和竞争定律的。需求定律是指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提高，物质消费比重下降，服务比重（特别是精神消费）比重不断提高，因此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竞争定律是指国际竞争是保持国际贸易份额的关键，比较优势随着一国的富裕逐步下降，比较优势带来的贸易比重不断下降，而靠竞争优势获得的份额，更表现在利润份额提高，而不是市场份额，因此竞争定律也决定了制造业国际份额随着一国的发展而会逐步下降。“结构性减速”直接导致了经济的持续放缓，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没有超过8%的增长，到了2015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没有超过7%，可以预计到2020年以后，预计经济增长减速至6%以下，中国经济增长直到完成了高质量转型，才能进入新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国经济2035年后迈入到发达国家行列，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向发达经济体增速收敛1-3%的上沿收敛。
中国向高质量经济增长转型，需要一整套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体制改革，与此改革相匹配的是宏观体系的调整。中国做为大国崛起以后，放弃小国的出口导向模型，在国际上跟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人民币国际化、服务业、国际规则等多方面和多边接轨和参与。所以，我们在这里能看到2012年以后我们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慢慢开始变化了，这就是我们发展阶段的转化。
这种转化我们的城市化率到2019年，我们的城市化率突破60%。所以，中国已经成为以城市经济为主导的体制，城市化率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会推动消费与服务的比重持续提高。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现在知道的我们现在整个经济转型的三大特征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我们的服务业比重高于了制造业，服务业成为了一个主导，服务业升级的核心是通过服务业提高要素质量的升级，如资本、劳动要素配置效率更高、人力资本在教育健康娱乐等服务下大幅度提高其创新性等；第二，我们的消费比重要超过投资对经济的贡献，这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消费提升的关键是提升对广义人力资本有益的消费服务，如科教文卫体娱乐养老等，而不是简单的物质消费升级了。第三，我们必须提高创新贡献，对冲要素积累的贡献下降。阶段转化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激励，改革服务业高度管制的体制，建立新的宏观来平衡从工业化向城市化平稳化转变的宏观系统，一套基于大国的规则性国际接轨的的开放体制。
2019年城市化率突破60%。我们现在的挑战是什么？比较优势见顶，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出口导向发展，我们工业品出口占出口工业品品的15%多，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如果加上香港地区转口贸易，我们基本上快达到20%，这已经创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出口份额比。我们靠比较优势，随着我们人均GDP的高速增长，我们汇率的升值，还有我们各类城市化推动的房价上涨，我们的比较优势成本逐步做不到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素质量的升级。
什么叫要素质量升级？我们可以讲所有工业化的一个特征，按照钱纳里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看，工业化部门其效率远高于传统部门，国家通过干预手段集聚资源推动工业化，从而提高了国家的经济效率，非平衡的资源积累模式是结构发展经济的重要基准。所以，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中国家干预的作用非常大。
中国的工业化在这赶超条件下经过两次大发展都是做的非常好，但是这时候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中国需要靠市场激励进行内生发展，则需要提升要素质量和制度激励架构。我们要把要素分成两种要素，一种是我们知道的传统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这两种要素要升级。人力资本理论就是讲到劳动要素的升级，而发挥金融配置效率，是资本亚欧是质量升级。第二种是新要素，包括很多新经济因素，信息，知识，网络，制度规则，他们是一种非独占型的具有外溢效果的新要素，呈现出越使用越有价值，具有规模性递增性特征，很多靠新基建来推动的，如中国搭建得5G等。我们在新的创新领域不但要有老的要素升级，还要加入一组新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这种好制度，信息、网络，教育、创意等规模递增的一组新要素来使得生产函数能够提效率，内生驱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除了我们要讨论要素升级以外，更要讨论新要素的组合者企业家在高质量转变中的巨大意义。熊彼特认为推动创新的核心动力是企业家，不尊重企业家的制度安排是不可能激励一个创新的。新的创新不是靠国家干预出来的，而是靠企业家升级努力进行作为才能行的，企业才能组合出新的要素组合，才能发现未可见之需求，才能发现创新的潜质。只有这样，你的整个创新问题才能从所谓的国家干预的宏观问题变成了企业基于微观分布式创新，推动内生性增长。中国的产业调整从干预-选择性产业政策导向转向依据需求-效率变化市场自动配置的竞争性政策。政府的结构主义干预失去了发展阶段性的支撑，要积极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而不是生产性政府了。谁的效率更好，谁的创新性更强，要素自然按市场就会配给他，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到这个行业。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政府作为要素积累者和干预者的角色，让位于企业家进行新要素的投资组合，从而建立一套发展利于激励转型的体制。这是中国高质量转型的关键。
钱纳里的结构发展理论做得很好，落后国家里因为有这么多结构机会，政府正好进行资源配置。所以，政府干预有它的历史贡献。但是到创新的阶段，干预变成了很多的阻碍。平台经济有企业性的提供平台，有的是百年商会提供的各类组织平台，政府提供的应该是保护市场体制运行的制度性公共服务平台，而不是具有竞争意义的“平台经济”。
中国面临的两大挑战，我们所有积累型要素都处长规模收益递减的过程中，我们创新贡献仍然在下降。第二，中国效率下降以后，不得不稳经济增长，大幅度的拉高杠杆率维持增长（见图二），红线是劳动效率下降。蓝线是M2占GDP比，不断拉高经济杠杆来维持经济增长。所以，中国一方面在累积金融债务，另一方面那边创新不断下降。所以，中国的创新确实要从政府干预的思维模式转向如何积极激励微观，中国这次减税降费是提供了一次比较好的实验，但是中国这次减的是增值税，并没有在所得税上进行减税，所得税对创新而言更重要。
中国高质量的转型，要素供给变革，这包含了不确定和不连续性。这一点也是非常痛苦的。原来我们政府说我投入了钱，我就马上得到了效率，现在这个新要素升级阶段则不是直接对应所得。比如咱举个例子，通过提升了人力资本，但提高了人力资本的人能不能创新进行效率补偿呢是不确定的。这就是消费跨期不确定性，达到消费-人力资本提高-效率补偿式一个较长的跨期链条，里头包括了很多市场激励-匹配性的安排在内。所以，关于创新的效率补偿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问题。国际上多使用两大套工具来消除不确定，保持效率补偿的实现。一个重要的工具，那就是我们说的金融工具，进入是进行跨期匹配的，通过金融的跨期匹配，然后消除一定的创新的跨期的效率补偿不确定性。国际上使用二大工具，是提高制度质量，其中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市场质量，让要素-创新匹配和要素回报激励更有效。金融工具和高质量市场制度建设都必须是在开放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完成的。
中国当前得宏观政策框架是基于出口导向得工业化的宏观体系如何向大国模型转型。我们的货币供给是基于外汇占款，随着外汇占款的下降，现在靠提高货币乘数和抵押再贷款来维持货币释放，央行货币供给的改革也已经紧迫起来了。第二，我们税收以增值税为基准，城市化最重要的是基于所得税与享受福利相匹配，税收减收与城市化公共服务支出刚性的差额也是重要的挑战。第三，我们产业政策过去以干预保护，强制提高国产化率和招商引资减税作为产业战略的，现在都需要更强调放松管制，提高竞争中性。所以，这三个转型也是我们高质量转型的宏观体制保障。
本文系作者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2019）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上的演讲稿全文。已经作者校订。
关键词：70年；比较优势；要素质量；工业化；升级；转型；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