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与“安倍经济学”

    [导读：11月14日，日本将公布决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任者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日本政坛将进入“后安倍时代”。作为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生涯已告一段落，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的经济表现，及其在任期间在经济政策上最为著名的“安倍经济学”也应做一阶段性的总结了。当年“安倍经济学”为重振多年陷入低迷和通缩的日本经济的三支箭——大规模货币宽松、财政支出、以及结构性改革，到底结果如何？盘点“安倍经济学”的得失，也许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些启发。]
    安倍时代日本经济的“盘点”
    安倍晋三两次担任日本首相，第一次是2006年9月26日至2007年9月12日，执政352天，将近满12个月；第二次是2012年12月26日至2020年8月28日，执政2803天，连续7年零9个月。累计执政3155天，总计8年零9个月。安倍的时间创造至少两个记录：连续执政超过其外叔祖父佐藤荣作1964年至1972年期间担任日本首相的连续任职时间2798天；累计执政时间超过桂太郎首相（1901年-1906年；1908年-1911年；1912年-1913年）2886天的累计任职时间。
    安倍取得战后第二长经济复苏期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安倍晋三即使在创造以上两项记录后宣布辞职，仍可以安心甚至是志得意满地离任，因为他的第二次执政时期，日本创造了二战之后第二长的经济复苏，从2012年12月开始到2018年10月，持续时间为71个月。
    战后日本经济从“低谷”到“高峰”的最长复苏期是2002年2月到2008年2月的“伊奘冉景气”。本轮复苏期的长度不及“伊奘冉景气”。（伊奘冉尊是日本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神祇，为兄长伊奘诺尊的妹妹同时也为妻子。日本将战后历次长期经济繁荣的时期分别用神话中的神尊来命名。）
    日经新闻指出，安倍在政权运营中一直倡导经济最优先。在第2次上台执政的2012年12月26日，日经平均指数收盘价为10230点。截至2019年12月26日，涨至23924点，达到2.34倍。有效招聘倍率（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之比，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处于45年来最高水平。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12年的约495万亿日元增加至2018年的547万亿日元。
    日本过去的长期政权也以稳定的经济作为基础。在执政长达2798天的佐藤政权，股市在期间内涨至3.07倍，执政长达1806天的中曾根康弘政权则涨至2.88倍。在日本进入平成萧条后的低增长时代、长达1980天的小泉纯一郎政权，股市上涨了11%。
    与过去的长期政权相比，安倍政权的特点是在没有遇到经济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持续实现复苏。2012年12月安倍上台以来，在政府每月发布的月度经济报告中，都提出经济复苏，2013年9月以后一直认为基本维持复苏态势。
    佐藤政权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闭幕式的2周后诞生。当时，从被称为战后最严重的“昭和40年萧条”开始，1965年启动对陷入融资难的山一证券的“日银特融”。之后迎来了当时来看时间最长的57个月的“伊弉诺景气”。
    1982年上台的中曾根政权通过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挺过了日元升值萧条，实现了长达51个月的“泡沫景气”。始于2001年的小泉政权推进大型银行等的不良债权处理，为长达73个月的长期经济复苏开辟了道路。
    佐藤、中曾根和小泉3人出任首相均是经济衰退期，而卸任时则为复苏期。这令人觉得这些政权解决了经济问题，为长期经济复苏作出贡献。
    在本轮复苏期中，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仅为1.1%左右。远低于高速增长时代的1965年到1970年的“伊奘诺景气”（11.5%）和始于1886年的“泡沫景气”（5.3%），也低于“伊奘冉景气”（1.6%）。（注：伊奘诺景气指1965年11月－1970年7月共57个月的经济繁荣。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超过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
    日本的增长率也低于同期的很多发达国家。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为2%以上，英国为2%左右，德国为1.5%-2%（不含）。韩国保持了3%左右的增长率。
    日本国家财富恢复至20年前水平
    根据日本内阁府的国民经济计算，2018年底，日本政府与民间的合计净资产（国家财富）2018年底为3457.4万亿日元，比2017年底增长2.2%，随着连续3年增长，国家财富已经恢复到20年前的水平，与1998年底相当。除桥梁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坚挺、固定资产价值创历史新高外，地价持续上涨也是推高国家财富的主要因素。国家财富是指从土地、住宅、工厂等资产中扣除负债后的总额，代表整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把家庭、企业、政府等各领域加到一起进行计算。
    日本的固定资产连续6年增加，达到1808.8万亿日元，创下自1994年有比较数字以来的最高。与2017年底相比，旺盛的公共投资显现出效果，基础设施等建筑物增加了19.3万亿日元（2.2%）。由于人工和材料等需求紧张，建设成本上涨，也推动了资产价值走高。企业活动趋于活跃，机械设备增加了2.4万亿日元（1.1%）、研究开发等知识产权产品增加2.7万亿日元（1.8%）。
    土地价值达到1226.9万亿日元。由于地价呈上涨趋势，土地价值连续5年高于上年。金融资产由于股价下跌而缩水，但在统计时，作为负债的外国人持有股票也相应减值，结果对外净资产达到341.6万亿日元。
    在家庭的金融资产方面，现金和存款达到985.3万亿日元，逼近1000万亿日元大关。有分析认为，这体现出安倍经济学实施的货币宽松。
    2018年底日本的国民总资产为10883.4万亿日元，比2017年创纪录的10887.5万亿日元减少了4.1万亿日元，为历史第2高水平。非金融资产的增长弥补了金融资产的减少。
    日本股市走向成熟
    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指数达到创历史最高纪录的38915点。30年后的2019年，日本的股价只相当于当时的6成。在载入史册的美国大萧条时，美股用了25年恢复至1929年高峰期的水平，日本股市的低迷在主要国家中创下历史最长纪录。
    学者认为，当年的“（股价）达到无法用利率水平等解释的高位。”1980年代末，东京大学的副教授植田和男（现任共立女子大学教授）通过论文等对日本股市发出这样的警告。股价除以每股收益得出的市盈率（PER）方面，国际标准为14-16倍，而日本当时大幅超过60倍。
    泡沫经济时期，日本股市的总市值在全球股市中占比接近4成，到2019年末不到1成。虽然存在感降低，但是作为全球股市中的一分子，日本股市已经成为一个与投资价值相匹配的市场，这是日本在30年里取得的一大成果。
    安倍晋三第2次上台后，日本股市上涨了2.3倍，上涨率排在历任首相中排第3名。安倍的这一成绩虽然不及自己的外叔公佐藤荣作，但超越了外祖父岸信介（第4名）。
    安倍2012年12月26日上任。2012年因为欧洲债务问题严重等，4月中旬以后日经平均指数跌破1万点。在12月的大选中，提出经济再生的自民党大获全胜。政权更迭一确定，股价就开始走高，安倍上任前一天的收盘价为10080.12点。
    安倍上任后，在日银大规模货币宽松的背景下，日元不断贬值，以出口企业为中心，业绩得到改善。股价也走高，2015年4月10日日经平均指数在过了15年后再次突破了2万点。
    不过，随后遭遇了2015年夏季的“股灾”。当时中国经济大幅减速，全球同时陷入股价下跌，日本也明显呈日元升值股价贬值的趋势，2016年日经平均指数再次跌破15000点。
    日经指数再次步入上升通道是在建立了蜜月关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胜出，反映其积极财政政策，出现了被称为“Trump Rally”的全球股价上涨。2018年10月，日经指数达到安倍在任期间的最高点24448.07点。2020年3月受新冠疫情冲击，股价一度跌到16000点水平，但到8月末又回到了23000点水平。
    虽然股价上涨，但也存在摆脱通货紧缩等未完成的政策课题。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在2018年度以后也一直低于1%。
    安倍长期政权的关键——麻生和菅义伟
    据日经新闻，分析日本历届的长期政权，官房长官和财务相的在任期间都很长，可以看出这2个职位的稳定是长期政权的秘诀。而自2012年12月第2届安倍内阁上台时一直支撑政权的就是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和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安倍在9月3日的党高层会议上表明，“希望进行稳定和有挑战性的强有力布局”。此前，其多次提出重视“持续性和稳定性”的想法。
    在安倍第2次上台执政后，在阁僚和自民党三大高官职位中，没有更换的只有麻生太郎和菅义伟。作为财务相（大藏相）和官房长官创出6年半以上的战后最长任职时间。麻生9月3日在自身派系的研修会上表示，“希望以负责任的立场支撑安倍政权，为日本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在日本过去的长期政权中，这两个职位都具有在任期间长的倾向。调查了历任首相中连续执政时间长的佐藤荣作、安倍晋三、吉田茂、小泉纯一郎和中曾根康弘等5个内阁的数据。
    在执政1980天（5年零5个月）的小泉纯一郎政权，福田康夫担任官房长官长达1108天（3年）。如果包括前一任的森喜朗首相时代，福田康夫的在任天数仅次于菅义伟，排在第2位。而在佐藤荣作政权，在约7年零8个月里，保利茂担任官房长官948天（2年零7个月）。
    保利茂是被称为“佐藤派5奉行”的高官之一。而菅义伟曾游说安倍晋三参加自民党仍是在野党时代的2012年总裁选举，是安倍重返首相宝座的功臣。在安倍第1次上台执政时，菅义伟也是建立议员联盟、跨越派系支持安倍的主角。
    在执政1806天（4年零11个月）的中曾根康弘政权，后藤田正晴担任官房长官1075天（2年零11个月）。当时，存在由党总裁派系的人担任官房长官的惯例，中曾根康弘起用田中派的后藤田正晴带来了冲击。后藤田正晴在担任官房长官以外职务期间，也在中曾根康弘内阁成为阁僚，在近5年时间里持续支撑了中曾根康弘。
    在二战后，日本通过轻武装和重视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大藏相（现称财务相）成为最重要阁僚之一。在吉田茂政权时代，池田勇人担任大藏相1353天（3年零8个月），连续在任纪录仅次于麻生太郎。福田赳夫在佐藤荣作内阁2次担任大藏相，合计在职1497天（4年零1个月）。
    在中曾根康弘内阁，竹下登任大藏相1334天（3年零8个月），超过政权存续期间的7成。在那期间，中曾根康弘任命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出任外相，竹下登和安倍晋太郎成为左膀右臂。
    田中角荣在池田勇人内阁以历史最年轻的44岁出任大藏相。包含佐藤荣作内阁时期，田中角荣在近3年里担任大藏相，因获得大藏官僚的信赖而实现飞跃。
    官房长官和财务相（大藏相）与其他阁僚相比，更换的频度更低。中曾根康弘的官房长官是后藤田正晴和藤波孝生，大藏相是竹下登和宫泽喜一，在5年里分别为2人。在小泉纯一郎政权，官房长官为福田康夫、细田博之和安倍晋三这3人，财务相则为盐川正十郎和谷垣祯一这2人。
    连续执政天数最长的5名日本首相起用的官房长官平均为3.6人，财务相（大藏相）为2.4人。在其他职位方面，从文部科学相与文部相来看，平均为5.4人。从平均在职天数来看，官房长官为627天（1年零9个月），而财务相（大藏相）为935天（2年零7个月），均长于文部科学相（文部相）的418天（1年零2个月）。
    日本自民党高层干部的具体职务任期为1年，首相经常配合党的人事调整每年进行1次内阁改组。可以说从起用人数和天数来看，如果官房长官和财务相（大藏相）保持稳定，就是长期政权。
    安倍留下诸多课题
    在当前防疫和经济尚未复苏的课题下，安倍选择了离开。他曾经想在2021年9月到期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内实现改宪，目前也并未铺平道路。
    日本冈三证券的爱宕伸康针对日本在复苏期内经济增长率持续处于低水平表示，“由于人口减少等原因，对经济增长的期待降低，贷款进行设备投资的企业减少”。
    数字领域的投资对21世纪的竞争起到关键作用，日本对这方面的投资很消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7年，美国的IT投资额增加6成，法国翻了一番，而日本却减少2成。
    日本通过线上讲座等提高技能的成人只有36.6%，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值（42%）。IT方面的落后影响了劳动生产效率，2018年日本在成员国中排名第21位，与美国（第3）、法国（第8）、德国（第13）存在差距。
    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拉动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可以说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此次的复苏局面中，生产效率停滞扯了后腿，据日本内阁府统计，潜在增长率低于每年1.0%。通过日本政府的多次财政政策及日本央行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来支撑了动力不足的增长，这是长期低水平复苏的实际情况。
    三菱UFJ调查与咨询公司的小林真一郎表示，日本“曾考虑过在财政与货币宽松的支撑下，利用增长战略提高经济景气度，但进展并不顺利”。
    日本经济对政策的依赖和对外需的依赖都很强。2012年出口占GDP的比重为14.5%，2018年升高到18.5%，日本容易被全球经济的变化所影响。2018年10月正好是中美贸易摩擦激化、日本对中国出口开始停滞的时期。
    数字化落后，日本政府也有很大的责任。医疗、教育、司法等很多场合都要求面谈及书面文件，阻碍了数字技术的应用。学校数字设备的使用度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在最后。
    由于制度改革迟缓，终身雇用等原来的劳动习惯仍然根深蒂固，面向增长领域的人才转换也没有进展。要想提高增长动力，亟需进行广泛的制度改革。
    由于新冠疫情扩大，日本4月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全国的经济活动明显陷入停滞。4-6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快报值环比年化增长率为下滑27.8%，创出战后最大降幅。非正规的就业人数6月同比减少104万人，创出历史最大降幅，就业形势也很严峻。
    安倍在2012年12月第2次担任首相以后，目前的内阁支持率徘徊在最低水平。安倍在疫情再次开始扩大的7月以后，为了遏制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并未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努力在恢复经济的同时防止“第2波”疫情发生。
    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在这之后也徘徊在较高水平。关于刺激国内旅游需求的“Go To Travel”政策，最开始是以全国为对象，但后来改变方针，将感染者较多的东京排除在补贴对象之外。原本举办活动的人数限制规定截至8月底，但现在也被延长。
    安倍表明向日本全部家庭发放布口罩，但出现了多次误判。布口罩中出现了残次品等，后被推迟发放。相关费用达到了466亿日元，被朝野各党批评“成本过高”等。
    安倍在第2次担任日本首相以后，取得了提高消费税率、申办东京奥运会、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获得通过等政绩。由于疫情扩大超出预期，长达7年零8个月的长期政权的成果被削弱。
    成为长期政权原动力的“安倍经济学”尚在途中。日本一直通过大规模货币宽松和以经济对策提振需求等方式支撑经济，另一方面，增长战略仍看不到成果。潜在增长率并未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作为课题仍然存在。
    安倍的修宪夙愿也未达成在2020年中施行新宪法的目标。由于朝野各党的对立，国会的修宪讨论未取得进展，修宪项目的对象至今没有确定。作为发起修宪动议前提的《国民投票法》的修订仍没有头绪。
    被安倍定位为“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以及包括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方领土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谈判等外交课题也将留给下一届政府来解决。如果无法确定疫情的平息时期，已推迟到2021年夏季的东京奥运会也将难以举办。
    “安倍经济学”的盘点
    从安倍口中消失的“安倍经济学”
    安倍在2018年确定的2025年度实现黑字的计划被新冠病毒疫情打乱。为防控疫情，追加发行国债接近100万亿日元。“现在不能进行紧缩财政。理论正确和政治选择是不同的”，安倍的考虑是不拘泥于目标。
    2012年底成立的第二届安倍政权射出了金融、财政和增长战略这一“安倍经济学三支箭”。
    民主党政权下的日元升值股市下跌局面得到扭转，日本市场受到了外国投资者的关注。原来的有效求人倍率仅为0.83倍，到2019年4月达到1.63倍，刷新了197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凭借“安倍经济学”赢得支持后，安倍开始致力于想做的事。如果支持率下滑，就通过经济优先来重获支持，这是第一次上台时想要同时解决难题但惨遭失败的安倍总结出的政权运营“法则”。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允许部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方面。该法案2015年9月19日刚一通过，安倍便在9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抛出“希望出生率1.8”等“新安倍经济学”。目标是借重视分配的经济政策，挽回支持率。
    安倍两次决定解散众院举行大选都与消费税有关。安倍提出“安倍经济学”，使推迟增税和变更用途成为争论的焦点。2016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也通过再次延期增税而获得胜利。
    这条法则为安倍带来了稳定的支持率。日本经济新闻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从未跌破30%的危险线。安倍在国政选举和党总裁选举中9连胜，构筑了“安倍一强”的政治体制。
    在近期支持率下滑的2020年6月以后，原本是要推动经济的时期。但法则出现了变化。“消费税应该减税”，在6月的自民党议员联络会上，积极财政派中支持首相的西田昌司提出应减税到8%。虽然党内有人揣测“首相会不会再次以减税为争论焦点来解散众议院”，但安倍并没有采取动作的迹象。其中有被迫应对疫情的因素，而且也无法保证能够以“安倍经济学”重新获得支持。
    日本政府7月正式确认，景气复苏在2018年10月结束，目前已经进入衰退局面。已经不可能刷新战后最长记录。从日本经济财政再生相西村康稔处看到报告后，安倍只是简短回答了句“嗯，这样啊”。
    安倍今年在新闻发布会上从未提及“安倍经济学”。在2016年参议院选举前的6月新闻发布会上连提了18次，2014年众议院选举前的11月连提了11次。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提的次数逐渐减少。2020年春季反复提起的“疫情后经济V字复苏”现在也不好再提了。受7月以后疫情再次蔓延的影响，可能已经无法实现。
    熟悉日本经济、也跟安倍交换意见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保罗·谢尔德（Paul Sheard）这样说道：“受疫情影响，日本经济再次陷入低迷，进入慢性通缩的危险性很高。此次才应该承诺通货再膨胀政策”。
    被疫情掏空的“安倍存款”
    根据日经新闻芹川洋一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日本的一项舆论调查5月10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为49%，自民党支持率为39%，政府稳定指数为88。从日本以往的经验来看，“指数为100的话，代表政权稳如磐石，50代表会下台，80代表问题不大”，“70代表需加注意，60代表拉响警报”。
    日本的年轻人尤其是20-29岁群体对安倍内阁的支持占压倒性优势，比例高达6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0-69岁群体。5月份的支持率只有39%。年轻群体对内阁的支持率之所以比较高，被认为存在经济和就业方面的原因。自2012年12月安倍内阁第2次上台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就业环境也因人手不足变得乐观。这正是安倍经济学产生的效果。
    然而，这次的疫情对这一方面造成了沉重打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此前积累的“政治性存款”一下子灰飞烟灭，安倍经济学似乎要陷入无果而终的局面。
    芹川洋一设想出一套指数。通过对安倍内阁第2次上台时的2012年和此前几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就能弄清“安倍存款”到底增加或者减少了多少。
    参考的指标共有4项，分别为（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2）企业的经常利润（不含金融、保险企业）、（3）矿工业生产指数（2015年=100）、（4）有效求人倍率（季节调整值）。
    对于2019年之前各年（自然年）的4项指标的数值，通过与2012年比较，可以计算出达到2012年的多少倍。在此基础上，以年为单位将4个数值相乘。如果得出的乘积超过1，数值越大，就代表政权上台后积累的“政治性存款”越多。
    暂且将其命名为“经济稳定指数”，也可以称作“安倍存款指数”。将2012年的指数当做1的话，各年的指数分别如下：2013年1.42，2014年1.88，2015年2.23，2016年2.56，2017年3.40，2018年3.84，2019年3.58。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2018年之前一直在稳定上升，当年达到最高值。此后在2019年起进入下降趋势。期间疫情构成沉重打击。接下来的焦点是2020年会跌到什么程度。
    据瑞穗综合研究所预测，日本2020年的实际GDP为501.81万亿日元，基本上会回到2012年的水平，达到这一年的1.01倍。企业的经常利润为45.28万亿日元，低于2012年的水平，是其0.91倍。矿工业生产指数为93.1，是2012年的0.93倍。
    三个指数的乘积为0.85，已经低于2012年的水平。
    虽然此次缺少有效求人倍率方面的估算值，但即便2020年的数值超过2012年（0.8倍），只要在0.93倍以下，整个安倍存款指数将低于1。就是说，安倍经济学的“内部准备金”将全部被“掏空”。
    安倍经济学早已失灵
    路透京8月28日报道，安倍名噪一时的刺激战略“安倍经济学”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经疲态尽显。许多日本观察人士毫不留情的评价，突显出安倍为拉动日本经济走出数十年停滞做出种种努力的过程中，面临着艰巨的政治挑战。分析师表示，新冠疫情的发生，或许是对“三支箭”改革计划的最后致命一击，因为疫情，日本经济陷入了更深的衰退。
    2012年底安倍赢得大选成为首相后，他推出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战略取得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成功。日本央行“火箭筒”般的刺激计划提振了企业信心，帮助削弱了日圆，使出口商获得额外收益，并流入到薪资及创造新岗位方面。企业治理改革为日本吸引了大量海外资金，外资持有日本上市公司股票比率从2012年的28%升至2014年的31.7%，创下纪录最高水平。2019年为29.6%。
    但安倍的辞职，将给身后的接任者留下一大堆未完成的工作。“无论谁接任首相，目前的重点都是从新冠疫情中的复苏和控制感染，”农林中金总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南武志表示。“有人说，安倍经济学产生了有害影响，所以我认为重点将是如何对其进行调整。”
    对安倍和许多日本观察人士来说，最令人失望的是，旨在重塑日本经济，作为第三支箭的改革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日本经济因生产率低、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劳动力市场僵化而步履蹒跚。“安倍经济学未能给日本创造一个除了依赖外部需求外还能实现更快增长的国内环境，”Asian Century Quest的执行合伙人Brian Kelly说。
    现在，随着新冠疫情令安倍经济学带来的短期成果化为乌有，日本正在付出代价。这些成果包括入境旅游大增、通货再膨胀带动的增长和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
    安倍未能说服企业增加资本支出，这让日本企业拥有了巨大的现金储备，可以作为流动性缓冲，抵御疫情带来的冲击。但这一经历可能会让企业有理由继续囤积现金，而不是把钱花在新的商业机会上，这可能会扼杀创新，并拖累日本的潜在增长——而这些正是安倍致力于通过第三支箭来解决的问题。“新冠疫情可能让企业高管们相信，现金才是真正的王者，”Tokyo Foundation for Policy Research的高级研究员Hideo Hayakawa说。“我担心的是，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存钱，而不是花钱。”
    为遏制病毒而采取的社会疏离政策和其他商业限制可能会削弱潜在增长——由于日本在解除对受到高度保护的医疗和农业行业的管制，以及为解决长期劳动力短缺而接纳更多外国工人方面进展缓慢，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很低。据日本央行估计，去年日本的潜在增长率从安倍经济学实施前的1%左右降至零附近。在1980年代，日本的潜在增长率曾超过4%。
    “结构性改革，即第三支箭，一直是安倍经济学的最大败笔，”Pantheon Macroeconomics的首席英国经济学家Samuel Tombs说。“就连政府去年标志性的移民改革实际上也是小题大作。”
    新冠肺炎还导致旨在扭转日本“通缩心态”的安倍经济学宏大试验搁浅。日本的“通缩心态”是指企业和家庭因预期低增长和低薪资水平将持续下去，而推迟支出。日本经济在2020年第二季度遭遇创纪录萎缩，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缩水至507万亿日圆（4.8万亿美元），和2013年水平相当，与安倍晋三600万亿日圆的目标相去甚远。
    “安倍经济学之后，日本经济的表现可能有所改善，但不足以明显改变公众信心，”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分析师新家义贵表示。“受疫情影响，我们可能会看到增长进一步下滑。随着安倍经济学的许多遗产被抹去，我们现在知道，日本的长期困境没有灵丹妙药可解。”
    此外，由于日本央行为实现遥不可及的2%通胀目标已经用空了工具箱，决策者面临着在缺乏弹药的情况下实现复苏经济的挑战。分析人士称，日本的巨额债务也限制了大规模财政支出的空间，这样一来任何的经济复苏都可能乏力。“日本没能在经济状况较好时让货币和财政政策正常化，”前日本央行审议委员木内登英表示。“如今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安倍经济学”的六点教训
    英国《金融时报》的罗宾·哈丁认为，“安倍经济学”没有成功，但对于正在对抗“日本化”的世界，这套由三支箭组成的振兴经济计划提供了不少深刻的教训。
    哈丁认为，简单的结论是：“安倍经济学”没有成功。“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目标是实现2%的通胀目标。然而就算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之前，日本的通胀率离这个目标最近的也就是1%左右。这是“安倍经济学”的失败。
    但就像一支没能赢得联赛冠军的足球队一样，失败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很差劲，只是不够好而已。“安倍经济学”也有过高光时刻。对于一个正在与“日本化”（Japanification）——即滑向经济停滞、通缩和超低利率——作斗争的世界来说，“安倍经济学”提供了许多深刻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货币政策是有效的。日本央行最初于2013年实施的“火箭筒”政策——即大规模购买资产——是非常有效的：债券收益率下降；股票市场繁荣；最重要的是，日元汇率跌破1美元兑100日元的水平，这对日本工业是一大利好。安倍执政期间，贷款规模扩大，日本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没有人会认为，假如利率更高、日元更强，日本的情况会更好。
    第二个教训，疲弱的经济无法承受增税。“安倍经济学”失败的那天，正是日本消费税在2014年春从5%升至8%的那一天。增税的计划是由上一届政府制定的，但安倍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都因为决定实施这一计划而难辞其咎，正是这项增税计划导致日本陷入经济衰退。去年，日本政府将消费税进一步提升至10%，此举带来了相同的结果。如果你承诺刺激经济，但却实施了抑制措施，你就会失败。这就是关于“安倍经济学”的故事的概要。
    紧接上述问题得出的第三个教训是，公信力就是一切。在“安倍经济学”实施之初，黑田承诺会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结果，这份承诺未能兑现。在提高消费税导致经济衰退后，黑田于2014年推出的第二支“火箭筒”——将资产购买规模提高至每年80万亿日元——较上一次“火箭筒”的效果有所减弱。到如今，这种“火箭筒”的魔力已经消失了。
    这还不是“安倍经济学”削弱其自身可信度的唯一一种方式。例如，政府从未按照与2%通胀目标一致的幅度提高公共部门的薪资。那么，私营部门为什么要听从安倍的加薪要求呢·
    第四个教训，你不能仅仅依靠预期。黑田反复解释，他的政策将如何通过提高公众对未来通胀的预期来发挥作用。事实上，有迹象表明，起初确实是这样，但2014年的经济衰退扼杀了人们对于通胀率确实会上升的希望。依靠预期的经济手段永远比不上直接改变利率的手段。
    这一点现在变得尤为重要，原因是美联储（US Federal Reserve）上周决定采用平均通胀率目标，制定这种目标后，美联储将通过允许未来通胀率升到较高水平以弥补目前的低通胀率。美联储官员应该注意到，自2016年以来，日本央行一直在做出“通胀超调的承诺”。这样做并没有带来多少好处。
    第五个教训，经济刺激措施不会引发公共债务问题，反而会解决这些问题。自1990年以来，日本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只有两个时期除外：2005-07年，日本经济足够强劲，以至于日本央行不明智地提高了利率；2013-19年，“安倍经济学”为日本经济带来足够的促进，使得政府有条件提高消费税。只有私营部门减少储蓄，公共部门的储蓄才会增多。经济强劲是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一个先决条件。
    第六个教训，增长战略具有局限性。在日本，对安倍最常见的批评或许是，他从未兑现结构性改革的承诺。诚然，他从未做过最激进的事，如取消对领取固定薪水的员工的保护。但他确实对日本的电力市场实施了自由化改革，使日本向中国游客开放，削弱了农业游说团体，并签署了两大贸易协议。
    但归根结底，经济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更多的人口、更好的教育、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是新技术。在日本人口持续萎缩的情况下，唯一肯定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改革”就是大规模的移民，而安倍正确地认识到，这个选项超出了经济范畴。也许他仅仅错在自称有恢复增长的战略。但既然不存在这样的战略，落不落实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安倍经济学”使得日本如今的处境如何·它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在所谓的全面经济刺激计划失败后，如果有新的一轮，公众可能不会再买账。但通胀率远低于目标水平的现状表明，需求缺口长期存在，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并未完全填补这一缺口。
    一种选择是等待，央行继续购买资产，并期待出现最好的结果——这是日本央行自2016年以来的基本立场。另一种选择是，将央行的资产购买与政府支出更加紧密地协调起来。
    这将是向未知的、具有潜在危险的“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money）货币政策迈出的又一步。但为了维持安倍曾经成功贩卖的那种希望，日本基本上可能别无选择。
    FT社评：安倍的政治遗产不能丢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认为，安倍提前去职，东京奥运会延期，新冠疫情抹去了安倍时代的许多经济成果。
    尽管如此，安倍仍有理由为自己的政治遗产感到自豪。他已成为日本战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这不只对他个人是一个里程碑。近8年的执政生涯让他有机会给日本留下自己的印记。通过将权力集中于首相办公室，安倍得以迫使谨小慎微的日本官僚机构尝试激进的新经济政策。在经历数十年经济近乎停滞、通货紧缩、以及债务不断上升之后，日本显然有必要尝试一些新路径。
    很快被人们所熟知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并未实现其所有目标。尤其是，日本央行（BoJ）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的计划未能实现一年将通胀率推升至2%的目标。将消费税从5%上调至10%的决定，抵消了债券购买计划带来的部分刺激效果。尽管如此，经济增长和就业在安倍执政期间都有所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日元贬值。尽管有批评人士对此发出警告，但日本并没有出现债务危机。
    尽管安倍来自执政的自民党（LDP）最保守的派系，但他推动了日本朝着更自由的社会观念的方向发展。随着日本人口持续萎缩，安倍明白有必要扩大潜在的劳动力供应——他的方式是让职场变得对女性更加友好。他所倡导的“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还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打击。可以说，这项政策的实际效果不如其宣传的那样好。但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安倍已经开始推动各项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移民问题也是如此。按照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标准，日本仍然不欢迎移民和难民。但在经济需要的驱动下，安倍政府放宽了外籍劳工准入，并开始转换政治辩论的措辞。在国内政策更加开放的同时，日本对外也更加开放。
    在全球化和开放贸易面临威胁之际，安倍政府推动签署了多项重要的新贸易协定。日本已经与欧盟（EU）缔结贸易协定，并可能很快与英国签署协议。当特朗普领导美国退出大型跨国贸易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安倍政府说服了其他签署国继续维持该协议，并将其重新包装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鉴于安倍的民族主义政治背景，他对社会改革的开放态度以及他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曾令一些人感到意外。但他足够聪明，明白在如今的日本，一个民族主义者也需要对激进变革持开放态度。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面临的危险在于，一段时期的政治不稳定将导致官僚机构重掌权力，随之而来的还有过去所滋生的种种惰性和谨小慎微。安倍执政时期所特有的果敢作风需要保持下去。（完）
    （整理、编译：王砚峰、王山；责任编辑：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