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学域观范式的识别发现逻辑

    5 识别评价功能的学科分工与协同 

    当我们将经济学的范式承诺从微观经济视角向其他更宽视野拓展，即引入域观视角，实际上就是从逻辑抽象端向具象方面的移动，在范式承诺中加入新因素，来更贴近现实地进行观察和视景描述。从浑然一体的现实中，抽取一些物质和非物质质态，作为识别评价功能的鉴别对象。这样，被识别对象就可以进行分类，从不同角度观察，可以得到不同的认识图像。而差别很大的观察视角，形成不同学科的学术范式，学科之间相互分工，经济学是其中的一个学科门类。而且，经济学本身还可以分成不同的分支学科，从不同视角观察和识别评价经济体和经济现象的多种质态。
    那么，作为一个学科，经济学本身的识别评价边界是什么？如果将许多属于其他学科的因素引入经济学，那还叫“经济学”吗？经济学确有这样的学科拓展倾向，即引入其他学科的因素，或进入其他学科的领域，以增强对研究对象的质态识别评价能力，例如，社会经济学（引入社会学因素）、行为经济学（引入心理学因素）、环境经济学（引入环境科学因素）、区域经济学（引入地理学因素），等等。学科之间的交叉、跨学科研究、多学科协同等突破学科边界研究方式，以及相互交叉形成新学科，或边缘学科，本来就是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常态，原有学科产生新的分支学科，学科体现不断演化，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物质和非物质质态进行越来越深入的识别和评价的重要表现。
    经济学进行识别评价，尽管有不同的方式，但主要倾向是最大限度地以“理性”尤其是“经济理性”作为识别评价的主要维度。经济学家尽管承认人的非理性，但在经济学范式承诺中，理性逻辑总是其主干。当涉及文化价值和制度因素时，经济学实际上仍然力图将其纳入理性逻辑体系，即使研究“非理性”行为，仍然试图识别“非理性的理性”，或“理性的非理性”，在学术表达上仍然是相当理性化的，而且还可以形式化和数学化。可以说，经济学家们在增强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上做了各个方向上的努力，探寻其中的主干逻辑一直是主要取向。这实际上是关于经济学“抽象度”的把握。但是，关于什么因素（现象）可以进入经济学殿堂（纳入经济学），什么因素（现象）必须关在经济学大门之外（抽象掉），经济学家们并无一致意见。笔者曾引用过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的评论，他强烈地认为，主流经济学发展至今，“一方面，经济学的‘门户’得到了清理，以前已经被接受为‘经济学理论’的大量松散的、草率的论断被排除掉了；另一方面，人们对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优势更加尊重，理解也更加透彻了。但是，这种努力也导致了思想的僵化，还导致了一种貌似正义、实为党同伐异的判断准则。某些东西可以被承认为经济学理论，而另一些东西则不被允许，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学成了一个无法接纳其他思想的封闭体系。由此进一步导致了政治、权力、阶级、社会、根本的不确定性、创造生成和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全都被‘关在了经济学殿堂的门外’。最终结果则事与愿违，这个研究纲领，至少它的超理性版本，已经失败了。”他认为，经济体和经济现象是高度复杂的，只有以新的思维才能认识即识别和评价经济体和经济现象的真实质态和情势（布莱恩·阿瑟，2018）。问题是，如果让各种复杂因素都进入经济学大门，使经济学殿堂中包罗万象，那还应该叫做“经济学”吗？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由于经济现实的复杂性，特别是人性和人的行为的复杂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识别评价功能和表达形式都不应该使用数学和依赖量化方法，他们认为，如果广泛使用数学和计量就会脱离现实。但是，如前所述，当前的主要倾向是，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方法，向着“第二数学”的方向发展，认为只有计量化，才是科学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样才能最好地体现经济学的理性特征和具有高度逻辑严密性的学科优势。其实，从最根本意义上说，经济学所要识别评价的对象原本是不可计量的非物质质态，即“效用”，“效用最大化”目标是经济学的根本性伦理原则。也就是说，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是基于对不可计量之非物质质态的关注的。马克思最早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以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来进行理论刻画。他知道，人们进行经济活动，当然最终是为了获得和消费（享用）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吃、穿、用等物质需要的。但是，经济学的识别评价功能则体现在对价值（交换价值）的质态及量值的揭示上，而商品价值无法直接计量，只能通过交换过程来呈现其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量，这显然是一个理论抽象，而不是一个量值的真正计量问题。虽然如此，马克思也并不反对经济学运用数学方法，他本人也做了这方面的很大努力，尽管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而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很显然，生产关系是难以用数学方法和计量数据来刻画和研究的（当然不排除将其作为辅助性工具来使用）。
    总之，现代经济学研究倾向于大量使用数学方法，经济研究论文大都采用“建模”、“推演”、“检验”等数理方法，力图体现其识别评价功能的严谨性和精致性以及表达方式的科学形式。尽管严谨精致未必有效，但大量的论文毕竟积累了许多学术成果和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有思想的启发性。那么，如果将经济学范式拓展为微观—宏观—域观，是否要求其必须继承经济学的数量化传统？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否只有能够保持经济学分析的数量化形式，保持学术体系的逻辑严谨性，引入域观范式承诺才是可接受的呢？如果无法计量，怎么能体现经济学识别评价能力的提高？
    其实，经济学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学科门类和学术体系，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分列为两大一级学科。这可以表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不是单纯的，而是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其学科（包括各分支学科）界限并非截然分明，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向其他学科领域拓展延伸，特别是可以成为管理学的重要学术来源之一。经济学对各学科领域的“侵入性”是强有力的（有人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因此，经济学已经不是一个单元性学科，其内涵的模糊和外延的扩展已经使其成为一个“域中有域”的学科大家族。所以，经济学的范式变革可以从这个巨大学科家族的多方面出发，它不是一个纯粹逻辑推演的演绎过程，而可能具有生长演化性，即从形成理论框架，到逐步拓展完善，再向精致性和丰富性发展，不断增强识别评价功能，使认识越来越逼近真实，提高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如果这样理解，就不必为了“什么算（或不算）经济学”、“是否超越了经济学范围”、“什么是属于其他学科研究对象”等问题而纠结。如果能够实现相关学科的协同，以增强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力，也未尝不是有意义的事情。
    以城市研究为例，城市可以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可以研究，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也可以研究。有社会学学者总结，关于城市的社会学研究有三种主导范式：全球城市理论、新自由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第一个范式认为一个城市融入世界经济的方式和强度，以及其劳动力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内部的社会空间关系。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放松国家经济规制的改革和寻求通过国家干预来放大市场作用的政策取向。后殖民主义聚焦当地历史、制度和国家—社会关系，对过度简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本土化，专注地方特殊性（任雪飞，2019）。很显然，城市研究的社会学范式，借鉴了经济学范式和研究成果，而社会学的城市研究同经济学研究可以相互借鉴，相得益彰，更好地发挥多学科协同研究的更强识别评价功能。
    其实，世界的本质具有连续性，间断性是相对的。如果在本无边界的世界人为地截然划分界限，实际上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曲解，无助于对现实的观察和解释。所以，经济学范式承诺的变革，即在微观—宏观范式结构中，引入域观范式承诺，是为了突破传统经济学范式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使经济学能够包容更多的重要因素，增强对现实世界的识别评价功能，提高其现实解释力。
    也许有读者会说，虽然经济学有微观—宏观的抽象理论范式，但人们在观察和分析现实经济现象时，其实并未受这一理论范式的限制，而总是具体现象具体描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现什么就研究什么，未必会忽视现实经济中那些未涵盖于微观—宏观理论范式中的因素，也不会受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约束。情况确实如此，但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们的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如前文所述，如果我们把经济学范式比喻为鞋子，观察和解释现实经济比喻为走路，那么，经济学家的处境往往是：当在经济学殿堂中研究经济学的假设世界时，可以穿上那双完美的鞋。也就是说，当鞋没有用于走路时，似乎挺完美，很精致高贵。但是，当经济学家走出经济学殿堂，迈向广阔复杂的现实天地时，则发现道路很不平坦，那双鞋虽然完美精致，但是走路时非常不合脚。削足适履当然不是办法，那就只得脱掉鞋子，光脚走路。光脚当然也可以走路，观察分析现实经济也可以不要经济学的那个微观—宏观理论范式，那么，对于识别评价现实经济，解决实际问题，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有何不同呢？经济学家们的学术素养，在识别评价经济现实和解决实际问题上，有什么知识优势或高明方法呢？如果经济学只是为了用于纸上谈兵，甚至是在经济学殿堂中自娱自乐，而并不用于识别评价现实和解决实际问题，那么，经济学的价值和意义显然就大打折扣了。形象地说，经济学的范式变革就像是要给行路者做一双更合脚和好走路的鞋，即给经济学家观察和解释现实经济提供一个能够更有效发挥经济学的识别评价功能的思维模式。
    经济学的范式变革是非常必要的。在识别评价现实经济时，仍然可以运用微观—宏观范式的理性分析方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数学方法即计量技术。同时，也可以遵循域观范式承诺的思维方式，观察和发现具体域类经济体的主要质态特征，将其植入经济学分析的整体框架中；不是仅仅将经济活动视为“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可计量质态的加总量的表现，更是将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视为“域观”现象和“域际”关系，这就可以大大增强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再以中美经济关系为例，如果按照微观—宏观范式承诺，那么，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微观主体（企业）的同质化和各国市场及政府经济职能的趋同化。事实证明，那是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想象图景，没有现实性和可行性。而如果按照微观—宏观—域观范式承诺，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微观主体（企业）的同质化和各国市场及政府职能的完全趋同化，而是承认各国的“域观”特征，包括市场及政府经济职能的“特色”，在域观世界中构建良好域际关系，使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在互联互通的域观世界中顺畅实现。而如果一味追求想象中的微观—宏观范式图景，实际上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强加于人的同质化要求可能导致矛盾和冲突。其实，按照微观—宏观范式所设想的企业—政府关系分析框架，也非适应于所有国家，例如，中国经济的一个最重要域观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及其领导作用，在观察、识别和评价中国经济的质态时，如果忽视或“简化”掉这一域观特征，是完全不可取的（金碚，2019c）。
    再如，高质量发展是目前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对经济发展质量识别评价是对现有经济学范式承诺的一个挑战。过去，对于高速度增长，基于传统范式形成了一套核算评价指标，主要使用GDP这一指标，只要在理论上做一系列假定，GDP及其增长率可以较可信地识别和评价经济增长状况。现在，对于高质量发展，无法使用单一指标来进行识别评价，必须从多维视角观察，采用多元指标体系才能反映发展质量的实际状况。笔者曾经研究了关于发展质量的识别评价方法，论证了：“尽管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非常丰富的因素，多维性是其基本特征，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质量的含义也必将不断变化，因为作为发展质量根本性质的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和变化的，但在理论上，我们还是可以对现阶段的发展质量评价因素进行量化归纳和指标体系构建，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评价工具。”（金碚，2018a）。为此，在关于经济行为和发展动能、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关于经济主体及主体需要、关于结构性和精准性的方法论、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策略法则等诸多方面都要有新思维（金碚，2018c），即要以经济学新的范式承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识别评价的方法论基础，而且需要有多学科的协同，来更好地识别评价高质量发展的各种质态表现。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H.科斯在评价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特点时说：“经济学所拥有的巨大优势在于经济学家能够使用‘货币测量标杆’，它使经济分析精确化。因为在经济体系中，凡是能用货币来衡量的东西都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决策变量，这使经济分析极具解释力。而且关于价格和收入的数据通常比较容易获得，这使我们可以对经济假设进行检验。”（科斯，2014）。但也正是经济学的这个优势，使得一旦面临难以用货币来测量的社会现象，或难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的因素成为行为决策的重要变量时，经济学就失去了其优势，除非进行范式变革和体系创新，或者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协同，进行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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