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70年：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五、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财政：2013年至今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3年11月12日，为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法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市场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决定》的第五部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对财税改革作出专门的部署，赋予财政新定位—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是既往改革和中国财政实践中所未曾有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是对1949年以来中国财政制度现代化的更直接更准确的概括。深化财税改革的重点是三个领域：政府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和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实际上，《决定》中关于国企利润上缴、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关系的界定、探索试行官邸制、事业单位改革等都是与财政改革密切相关的内容。 
    （二）建立现代预算制度：2013年以来的预算改革 
        2013年5月24日，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推动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要求“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这样，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总方向——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就有了更加明确全面的表述。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预算法的决定，修改后的预算法于2015年1月1日生效。预算转向结果导向型是大势所趋。中国已全面推行预算的绩效管理，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是绩效预算改革的先声。 
        预算管理的重点不是收入任务，收入预算旨在科学准确地预测收入。支出安排才是预算管理的重点。预算审核的重点从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预算支出强调和政策目标的联系，与国家治理目标紧密相联。预算管理要求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的要求，突破年度平衡的约束，推动了中期财政规划改革。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可以进一步提高财政透明度，完善财政决策的信息支持系统。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技术性很强，需要立足国情，刻苦攻关，才可能真正取得成效（杨志勇、张斌，2017）。债务管理风险直接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切中要害。 
        预算应更多地通过互联网公开，方便社会监督，同时也利于社会各界对国家治理贡献更多的才智，从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2015年开始，省级政府有了发债权。地方债规模的扩大，越发凸显地方债规范发展的重要性。地方债风险的防范化解，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组成部分。最需要警惕的是地方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约束机制的建立最重要，应让地方政府能为自己的举债行为真正负责。 
        预算管理已演变成为一个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未来预算改革应在回应社会的同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提供基础支撑。预算改革作为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交叉点，任务绝不会轻松。国家治理需要良好的预算管理。预算管理需要适应现代财政制度动态治理的要求（杨志勇，2015）。从一定意义上看，预算改革将伴随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 
    （三）建立现代税收制度：2013年以来的税制改革 
        2013年以来，中国税制改革在加快，税收的法治化进程在加快。下面主要阐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若干具体税制的变化。 
        始于2012年1月1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即“营改增”）试点自2016年5月1日起进入全面试点阶段，营业税退出中国税制舞台。“营改增”试点历经三阶段：一是局部地区少数行业先行试点；二是部分行业试点在全国统一推开；三是增值税全面取代营业税。2018年确定的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的改革方向，在降低税负的同时，适应增值税中性作用发挥的要求。自2008年5月1日起，增值税17%和11%两档税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到16%和10%。 
        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这是建立现代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重要一步，意味着从2019年1月1日起，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转变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合并纳税，并引入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大幅度下调，个人所得税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得到强调。为更好地体现减税政策的要求，让个人所得税减税效果更充分地体现出来，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先将工资、薪金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5000元/月，并适用新的综合所得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业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先行适用新的经营所得税率。 
        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实施之后，企业所得税制进入相对平稳的运行状态，调整多是局部的，有些属于制度完善的政策，有些还有特定的时间限制。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实行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此外，还有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研发加计扣除等政策。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自2016年7月1日起实施。 2018年1月1日，环境保护税开征。如何处理环境保护部门和税务部门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现行的一些税种如消费税等就有促进环境保护的功能，如何协调这些税种的关系，也需统筹考虑。 
        此外，2018年国地税机构合并也是重要事件。国地税合并的意义已超越税务部门自身。国地税合并是要优化税务机构设置，合并后税收征管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可以进一步提高征税效率，降低公共服务成本，从而真正提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