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作为一个公共管理问题的心灵治理——兼与刘太刚教授商榷

    然而，我们不可能对其他人的所有需求承担责任，也不能要求其他人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否则就可能纵容人们的依赖性，甚至使他们失去自主的能力。要维护现代个体作为依赖性的自主主体的地位，我们需要为对他人的责任确立某个限度，根据基本需求理论的观点，这个限度就是基本需求，[5]即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在此不讨论哪些需求属于基本需求的问题——是所有人的无条件责任，而政府则是确保这一责任得到履行的一种机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基本需求衡量了个体的脆弱性，当某个人无法满足其基本需求时，意味着他处于一种高度脆弱的状态，而根本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更遑论承担对自己的责任了。当然，在其能力范围内，个体可以选择自行承担这一责任，从而免除由政府代为履行的公共责任。但无论个体如何选择，政府都有责任确保每个人基本需求的满足。可见，需求视角关注的是人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就构成了私人性与公共性间的转化机制，其转化的结果则是，政府需要通过保障所有人基本需求的满足来将每个人的脆弱性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并不断提高基本需求的标准，直至消除每个人的脆弱性。这是对政府角色的一种伦理解释，其所指向的则是福利国家的实践安排。
    《心灵》关于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的理解接近于上述需求视角，二者都认为无法得到满足的个体需求是公共问题的合法来源。区别在于，《心灵》宣称，“人类社会的任何公共问题或公共事务都应该是个人的需求溢出问题”，[6]而在基本需求理论看来，只有基本需求的溢出才属于公共问题。这里的差别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对需求的内容做出限制，就可能产生关于政府角色的许多误解。比如，《心灵》在论证物质治理的失效时举了需求的绝对溢出的例子，如对万寿无疆的需求等，并认为物质治理在对这类需求的满足上是绝对失效的，因而需要心灵治理。而从基本需求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需求根本就不构成公共问题的合法来源，即根本就不构成治理问题，用这种极端的例子来证明心灵治理的必要性反而容易让人对心灵治理形成某种神秘主义的印象，因为只有某些神秘的力量才能抑制人们的这类需求，而这就削弱了心灵治理作为一种治理手段的理性特征，也削弱了政府作为一种治理设置的理性特征。《心灵》与基本需求理论的另一区别在于，后者并不宣称它提供了关于公共问题的完整解释，相反，因基本需求的溢出而导致的公共问题只是所有公共问题中的一部分，而《心灵》则断言需求溢出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所有公共问题，这显然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最直接的反例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现代社会中一项基础性的公共产品，而政府之所以提供这项公共产品，并不是因为它的接受者发生了需求溢出，相反，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社会，其中所有家长都在给自己的孩子补课，表明所有家庭都拥有额外支付的能力，因而没有任何的需求溢出，难道因此基础教育就不再是一个公共问题，政府就不再需要提供义务教育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这里，公平本身就构成了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这一公共产品的理由，而这是与需求是否溢出无关的。在某种意义上，过去十几年中国教育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依据需求溢出的逻辑进行的，其结果是加剧和加速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与固化，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见，从需求溢出的角度出发理解公共问题的产生与公共管理的职能范围，其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进而，把心灵治理作为解决需求溢出问题之手段的功能主义论证就也显得缺乏说服力。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把公共性理解为一种冲突解决机制，伦理学则把公共性理解为一种困难互助机制，这两种理解都是与公共管理的学科传统不符的。今天，在批评“政治一行政二分”误导了人们对于治理过程的认识时，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原则的历史贡献，即它让人们得以摆脱政治学对于治理问题的冲突式理解，而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治理问题中合作性的方面上来。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来看，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公共管理则是对这一合作体系的维护。[7]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提出关于公共性的合作式理解，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同时，所有人都不拥有实现自身目标的全部手段，于是，所有人就都处在了一种相互依赖之中，都依赖于其他人扮演起作为实现其目标之手段的角色来实现这些目标。由此，目标与手段的不对称分布就构成了社会合作的必要性，而公共性在形式上就表现为社会的合作体系，这种公共性要得到实现，就需要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管理主体通过公共管理活动来维护社会的合作体系。这种理解之所以是合作式的，一方面是因为它建立在不同社会成员间的分工而不是每个人的脆弱性的基础上，从而确认了每个人作为合作贡献者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包含了所有社会成员不断寻求更高目标的进步意涵，而不像在互助式的福利国家中那样，人们只是在通过对已有资源的再分配来解决某些短缺性的问题。在这里，心灵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合作体系的有机运行需要每个人都具有某种服务意识，即主动扮演实现他人之目标的手段的意识，而如果服务意识不彰，就意味着政府需要诉诸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动用许多物质资源来确保每个人都在必要的时候扮演作为手段的角色。由此，心灵治理就作为培育服务意识、让人们主动扮演作为实现他人目标之手段的角色进而促进社会合作的一种非物质化的机制而被证明为了一个公共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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