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政府信任：属性、类型及其关系

    一、重建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
    探讨政府信任的属性、类型及关系，目的是确定政府信任重建的方向与渐进策略。这一问题的相关理论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任的多元认知及政府信任的内涵。政府信任的概念关乎政府信任的主体、客体和结构，是政府信任的起点。政府信任则是信任在公共行政领域的特殊表现形态，不同学科对信任的多元认知又构成理解政府信任的基础。二是在上述基础上，考察政府信任本身是否具有事实与价值因素，以确定适合此问题的科学研究方法。
    (一)信任的多元认知及政府信任的内涵诠释
    信任是心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共有概念[9]。不同的学科提供了理解信任的多元视角，就政府信任而言，同样既具有公众心理上的个体差异，也表现为基于安全和互惠的理性选择；既影响着政府的合法性和社会治理的水平，又关乎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序和人际关系的温良和谐。
    在国内学术界关于政府信任内涵的界定中，主要有心理期待说、评价说、资源说和互动关系说四类代表性观点。心理期待说将政府信任理解为公众对政府及其行为“抱有可信赖型的正面期望状态”[10]。评价说将政府信任理解为“公众对于政府及其行为是否符合民众规范性预期所做出的基本评价”[11]。资源说主张政府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是否满足其利益需求心理预期的动态性资源集合体”[12]。互动关系说认为政府信任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期待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一种互动、合作关系”，并由此认定“公民与政府的交互关系”就是政府信任的本质[1]。其中，互动关系说为多数学者所坚持，影响较大，被广泛引用[13]。并且，即使是秉持心理期待说、评价说或资源说的学者，一般也是基于公众期待和政府回应的互动交往结构与过程来界定政府信任的。可以说，互动关系说已经成为国内学者关于政府信任内涵界定的主流观点。
    (二)政府信任的“事实与价值”层面
    按照互动关系说，政府信任是发生在公众和政府之间的交互性社会关系，是由公众期待和政府回应所构成的完整的互动结构。至于公众的期待和政府的回应是否基于善良意愿，以及是否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并没有直接指明。也就是说，互动关系说首先在事实层面客观而又完整地为我们呈现了政府信任的主体、客体和结构，政府信任的价值层面尚需要进一步探讨与指明。
    在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和伦理学的信任视野中，超越了事实层面，从价值层面来分析信任的内涵与功能。所不同的是，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把信任作为保障个体安全、实现个体和组织利益的手段，具有工具理性的价值属性。伦理学则将信任理解为一种伦理德性和社会善。如贝尔、戈薇尔强调了信任所包含的脆弱性和他人的善良意志[14]。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善良意愿与“善良意志”是存在根本差别的。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看来，“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仅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15]。至于说到善良意愿，是就广义而言的，只要具备有益于对方的善良动机，从底线伦理的手段善，到高端伦理的目的善(“善良意志”)，都可以包括其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伦理学视野中的信任具有鲜明的价值理性色彩。根据以上的分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涉及善与恶以及善的层次的划分，涉及政府信任主客体的道德动机与价值观，且在二者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与取舍的选择。因此，要解决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从价值层面对政府信任进行深度考量。而“如何权衡和诠释基于工具理性的信任与基于价值理性的信任”是在考量“信任的原因”时所遇到的“核心的管理伦理难题”[16]。所以，我们只有将事实与价值上升到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才能进一步厘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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