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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三、政府信任的三种类型
在揭示政府信任属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事实与价值以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适度融合，又契合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合理地有机结合”这一“公共行政学者前进的方向和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趋势”[22]。事实性、正当性和应然性既明确了政府信任的基本属性，又保证了政府信任重建的渐进导向。而政府信任三种类型的确定则是对政府信任三种属性的延展与升华。
(一)基础互动型政府信任
基于政府信任的事实性，基础互动型政府信任表征着公众和政府之间的交互性社会关系，是由公众心理期待和政府回应所构成的完整的互动结构。基础互动型政府信任并不考虑公众期待与政府回应是否出于善良意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信任作为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既包括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包括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但就一般情况而言，在讨论政府信任的时候，所要考察的往往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对公众是否信任在学理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实践上，是很难成为人们关心的主题的”[23]189。基于此现状及表述方便的原因，本文是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角度来理解政府信任的。
对于基础互动型政府信任，就政府是否回应的风险性而言，基于恶意心理期待的公众，得不到政府回应的风险性最大；而政府的恶意回应同样会招致公众的愈加不信任，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因而信任关系最终形成的确定性最低。就概率来讲，从整体上看亦如是。显然，基础互动型政府信任并不能作为政府信任建构的理想类型，因为“政府信任在本质上是一种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24]，只有“通过双方的良性互动满足民众对于公共利益的预期”[25]，才能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因此，我们还需要从价值层面进一步探讨政府信任的类型问题。
(二)善意工具型政府信任
基于政府信任的正当性，善意工具型政府信任表征着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善意手段性社会关系。相对于基础互动型政府信任，善意工具型政府信任的优点在于，在具备公众和政府互动交往关系这一事实性基础上，开始触及价值层面的内容，将善意的价值导向引入了政府信任，公众和政府必须基于服从规范和习俗的善意来建构信任关系，从而摒弃了由恶意期待和恶意回应构成的政府信任。同时，这种善意的价值导向在当前价值多元的社会里能够为公众和社会体制所认同，因而可以作为政府信任重建的基本方向。
相对于基础互动型政府信任，对于善意工具型政府信任，就政府是否回应的风险性而言，由于明确了公众心理期待和政府回应的善意方向，得不到政府回应的风险性相对变小，因而信任关系最终形成的确定性相对提高。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着鲜明的个体差异和人格特征的，政府是否回应，既可能出于管理方便的考量，也可能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这和公众个性化的心理期待往往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得不到政府回应的风险性仍然较大。因此，从基础互动型政府信任到善意工具型政府信任，虽然实现了从事实到价值的跨越，但是这种跨越仍然是初级性质的。“信任一旦成为一种策略，也就失去了信任所应有的性质，转化成制造不信任的因素。……一旦这种信任的策略性动机被识破，就会立即陷入破坏性的信任危机状态”[26]。因此，善意工具型政府信任也不能作为政府信任的理想类型，我们仍然需要深入挖掘政府信任的价值因素。
(三)终极价值型政府信任
基于政府信任的应然性，终极价值型政府信任表征着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目的性社会关系。相对于善意工具型政府信任，终极价值型政府信任的最大优点在于，公众和政府都是把信任作为一种内在价值或信仰来追求的，信任内化为公众自身价值和政府治理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公众的期待和政府的回应能够避免狭隘的工具性动机，克服了公共行政实践中政府缺失公共性立场和公众缺失责任心的弊端。公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因而表现出真诚性、至善性和持续性，处于信任善的最高层次。因此，终极价值型政府信任是政府信任的理想类型。
上文所述政府信任的三种属性、类型及基本特性可以列表简要梳理如下(见表1)。
表1 政府信任的属性、类型及基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