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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二、公共部门引入助推理论的依据及实践
(一)公共部门引入助推理论的依据
首先，在公共领域，人们的选择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总是在一定的背景环境之下进行的，即选择架构无处不在。在面临选择时，人们不可避免地受到无法消除的选择架构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们的主观能动性(human agency)在现实中是受到限制的[5]；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头脑固有的思维特征，即人们理性与自控能力的有限性，人们常常会做出错误决策。
其次，人类的犯错倾向会导致行为化的市场失灵，而这类市场失灵有可能会伤害人类自己，甚至带来负外部性，危害社会[4]23。比如说，在自由市场中，一个人在年轻时无法拒绝吸烟的诱惑，虽然他深知吸烟的危害，却偏偏选择吸烟，结果是给烟草公司带来丰厚利润，自己老年时却病魔缠身，同时给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带来沉重负担，对第三方(包括纳税人)也造成负面影响。
第三，行为化的市场失灵是对传统市场失灵的重要补充。既然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重要依据，则行为化的市场失灵也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干预往往被称作是“家长式管理”(paternalism)。根据干预对象的不同，家长式管理可以分为目标型和手段型。手段型家长式管理并不试图影响人们对目标的选择，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实现目标的手段方面，例如，如果目标是节约金钱，手段型家长式管理可能会鼓励生产节能性冰箱，从而为消费者省钱。家长式管理还可以分为刚性和柔性。判刑、罚款属于刚性家长式管理，而信息披露和警告则属于柔性家长式管理。有关家长式管理的类型参见表2。
表2 家长式管理的类型
来源：卡斯·桑斯坦.为什么助推[M].马冬梅，译.北京：中信出版杜，2015：45。
第四，助推通常属于手段型家长式管理和柔性家长式管理，泰勒和桑斯坦将其称之为“开明的家长式管理”(libertarian paternalism)[1]4。之所以要将助推引入到公共部门，一方面是因为行为化的市场失灵长期被忽略，而助推正是以纠正行为化的市场失灵为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助推并不直接强制人们选择，它承认人类的思维缺陷，把目光放在选择架构的影响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但却把最终选择权留给人们，这样的公共政策成本低廉行之有效，而且更温和、更易被人们接受。
(二)公共部门引入助推理论的实践
最早正式将助推理论引入公共政策领域的是英国。2010年，首相卡梅伦政府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助推小组(Nudge Unit)——行为洞见研究小组(Behavioral Insights Team)，尝试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推进政策革新。几年来，该小组在戒烟、能源效率、器官捐赠、消费保护、慈善捐赠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几十项试验，并且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改进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比如，改写催交车辆税的信件，采用更直白的语言，类似“不交税就收车”等等；在一些信件中还个性化地附上了问题车辆的照片。这一助推手段马上奏效，仅改写的信件，便使得缴税人数增加了1倍，改写并附上照片的信件，则使缴税人数增加了2倍[6]。
在美国，信息披露、警告、默认机制等影响人们选择架构的助推手段被广泛应用于法规、政策的制定，包括燃料节约、能源效率、环境保护、医疗保健及肥胖症等领域，都是手段型或柔性家长式管理的活跃领域[4]20。2013年美国政府着手仿照英国模式成立自己的“助推小组”。2014年1月，“白宫社会和行为科学小组”(White Hous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正式成立，其核心任务便是着力研究助推理论促进公共政策改进的途径[7]。2015年9月奥巴马更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的联邦机构运用行为科学理念推进政府项目的易达性、友好度及有效性[8]。
助推理论也受到了欧洲各国的关注。桑斯坦被法国、丹麦政府等国家聘为政策顾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基于行为研究成果，设计了消费者政策工具包；欧盟委员会尝试借助行为经济学进行政策创新以改善环境等[4]16。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发展，助推理论已日益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新式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助推理论在2008年正式提出，但政府应用助推手段远在助推理论问世之前。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就曾以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视角专门研究过公共组织的麦当劳化问题，他把这一倾向归结为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与结果[9]。然而，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麦当劳模式中菜单简化和产品与服务标准化等做法，都是基于人类“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等心理偏好设计的，是典型的行为经济学应用范例。事实上，行为经济学理念已对公共管理实践影响多年，而治理发展进程中政府信息公开、科技发展中大数据理念的推广和普及等，也为助推手段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技术支撑。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所促成的政策创新，例如行业安全、环保等重要信息的公开政策、政府简化办事程序等等，本质上即是助推手段在公共部门中的实践。
例如：运动型功能车(SUV)侧翻事故虽然不到车祸总数的4%，但翻车导致的死亡人数却占全部车祸死亡人数的近1/3。1991-2001年，美国交通事故致死的人数上升了4%，但翻车导致的事故总数则上升了10%，其中轻型卡车、SUV的侧翻导致的死亡人数上升了43%，而其他车型侧翻致死的人数则下降了15%。按照传统的做法，为遏制交通事故的上升趋势，美国立法机构通常会会同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制定SUV防止侧翻的最低安全标准。但是从历史来看，任何行业标准的出台都会引发该行业的反对，其立法过程往往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为此，2000年国会颁布了《交通运输工具召回强化、责任归属与文件管理法案》[10]，要求汽车制造商在新车下线时必须通过政府监管部门的侧翻风险检测，政府按照侧翻可能性大小标注星级，1颗星最差，侧翻风险超过40%，而5颗星最好，侧翻风险低于10%；同时要求汽车销售商在卖车时必须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侧翻的风险。2005年，国会进一步要求侧翻风险星级必须张贴在新车的展示厅中，方便消费者知晓。
显然，这是一项基于助推理论逻辑的政策创新。它一经实施，效果立显，不仅直接促成了SUV汽车质量的提高，获得5星的汽车制造商将之作为卖点大力宣传，2005年，25款新车中有24款获得4星以上评级，只有一款获得2颗星，而且又为立法扫平了道路，2005年国会顺利通过防止汽车侧翻的最低安全标准，汽车制造商竟然无一反对[11]。
行为经济学家还介入到美国总统大选。2008年奥巴马竞选班子中便有一个“行为经济学梦之队”，助推理论的提出者泰勒和桑斯坦以及上文提到的卡尼曼教授均在其列，他们为竞选团队在信息传递、资金筹集、谣言控制、选民动员等方面提供咨询，对奥巴马的成功当选功不可没[2]20。
可见，在助推理论产生之前，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并非缺乏助推手段，恰恰相反，许多政策在今天看来，本质上就是助推性政策，只不过之前未被冠以“助推”之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