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政府智慧决策新模式

    四、进一步讨论
    从现有的政府实践可以发现，大数据智慧决策新模式可以为政府治理创新提供一种新的路径⑦。这种模式实践时间还很短，理论体系也很粗糙，至少还存在下列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是大数据决策的行政服务机制的建立。新模式提出的业务层和大数据层密不可分，但是在现行的政府行政体系中，没有给他们留出足够的行政空间，比如业务运行管理人员编制和职务数、大数据汇集挖掘分析人员编制和机构设置。如果没有纳入现行的行政体系，建立起相应的行政服务机制，那么，大数据决策服务只能在体外循环，甚至以临时性虚拟机构或者工程项目甚至科研课题的方式出现，大大限制了大数据巨大潜在价值的充分发挥。
    二是地区和部门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国家已经提出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循此思路，大数据智慧决策也要求相关部门和地区进行数据汇集，这是大数据分析挖掘的技术基础，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数据集是否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地方政府都要建设各自的大数据中心，数据范围如何确定，数据集中层级如何达成共识，数据共享交换路径如何实现，数据回馈服务如何管理，都要继续探索。
    三是大数据应用人才的培养。大数据智慧决策离不开高层次的计算机应用复合型人才，既要熟悉政府部门业务运行和决策需求，又要了解大数据分析和应用技术。因为大数据应用历史比较短，商业化大数据技术人才不完全适合政府部门的业务需求，总体上看，这类人才比较缺少，需要各部门加大培养力度，创造机制，尽快输出一批合格的大数据应用人才。这个问题在基层和偏远地区尤为突出。
    四是社会合作机制的安全。大数据层涉及的数据归集和分析挖掘，一般都要借助社会相关公司和机构的技术力量，单纯依靠政府部门难以解决⑧。业务层的特征洞察和供需失衡分析，也依赖于研究机构业务专家的智力支援，完全依靠业务工作人员也有一定的难度。此外，数据管理过程中有可能涉及个人数据泄漏、数据安全存储调用、数据脱敏、数据流通等难题，都不是单个政府部门的技术力量能够解决的。大数据智慧决策新模式离不开社会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转，如何保证其安全高效，有待深入研究。
    ①于施洋等：《国内外政务大数据应用发展述评：方向与问题》，《电子政务》2016年第1期。
    ②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我国政府数据开放顶层设计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11期。
    ③张勇进、汪玉凯：《政府应急管理需求识别》，《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
    ④胡税根等：《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共决策特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⑤张勇进：《智慧政务与政府治理转型》，《传媒》2015年第5期。
    ⑥于施洋、王建冬：《政府网站分析与优化——大数据创造公共价值》，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⑦岳向华、林毓铭、许明辉：《大数据在政府应急管理中的应用》，《电子政务》2016年第10期。
    ⑧马奔、毛庆铎：《大数据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3期。
        （原文刊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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