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智慧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微粒化与再组织化、智慧化与高风险化,推动了从和谐秩序到共享秩序、从层级治理到场景治理、从国家构建到多元塑造的秩序转型。这就为社会组织制度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就需要全面落实“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战略,推进枢纽结构中的赋权平衡、双重空间中的制度探索、基层治理中的全面参与和社会抗争中的组织化表达,进而通过确立新型治理理念、增进治理赋权、塑造公民品格来促进社会组织制度创新,构建智慧时代的新型社会治理秩序。
关键词:智慧社会;社会治理秩序;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社会组织;制度创新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法治化机制研究”(18VSJ033)
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基础和牵引的各类新兴科技的加速融合与创新发展,逐步形成了虚实同构、智慧互动、数字生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全球第一版5G标准的发布与商用,更是一场从智能设备、无线技术、接入网、核心网到云端的跨行业革命。这样,“智慧社会将作为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的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加速到来”。这必然会给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治理格局和治理秩序带来重大挑战,也深刻改变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因此,积极回应这场巨大变革,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制度创新,就成为塑造智慧社会治理秩序的迫切要求。
一 智慧社会的治理挑战与秩序转型 即将到来的智慧社会,是以智能互联网为基础和标志的,它必然是一个信息流动、万物互联、分布共享、全景覆盖的智慧互动社会。它使得基于工商业生活方式和经验规则的传统秩序遭遇颠覆性挑战,社会治理秩序也在快速变革中发生转型。
其一,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在智慧社会时代,数字经济成为主导形态。一方面,产品与服务、分销体系、定价方法以及广告与促销模式均从原本集群、聚合式的商业权力体系中剥离出来,放弃满足各类需求的经济结构,转而向小型、分化、具体及定制平台进行一对一式运营。原本稳定的经济结构也正在迅速碎片化。这意味着,集中化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世界充满了更多的商机,以及更加分散的事物。“碎片化还是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我们的社会将变得更加平等,更加人性化,每个人都重新拥有了知情和参与的权利。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上来看,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民主化,变得更好。”然而,另一方面,平台企业日益成为智慧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各大跨国公司正在由产业链一体化向平台一体化演进。通过资源和信息的聚集,平台经济涉及的产业链也不断延伸,预计到2050年,全球将有超过90%的企业依赖各类平台生存。它贯彻“赢者通吃”的网络空间法则,“为数不多但势力庞大的几家平台主宰了市场”,形成了“要么利用平台,要么就被平台消灭”的发展态势。这样,就形成了分散化与大平台、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双向运动。这种双向运动必然造成微时代与大平台的极化结构,自由的、民主的分散消费者和商家在巨大的平台企业面前显得十分脆弱,进而给社会治理秩序带来重大的挑战。
其二,微粒化与再组织化。一方面,在智慧社会发展进程中,智能互联网不断重构着社会关系,扁平化、破碎化、自由化趋势日渐明显,数据和算法将主导经济社会秩序,进而导致了“微粒社会”。人们便开始从现代性的“理性人”转化成可计算的漫布社会的“微粒人”,在这个数字和程序算法的世界里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性形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会关系、自然界,以及政治和经济——一切都将比以前更加精细、精确、透彻的方式被获取、分析和评价”。这样,使得特定的人群不再一致,一致的人群不再特定。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深度融合发展,人们又基于信息技术、依托虚拟空间,形成了大量的网络论坛、微博平台、QQ群、微信群、朋友圈等虚拟社区,它们虽然带有无中心、平面化、超时空、匿名化、强流动等特征,却形成了多元化的亚文化圈和分殊化的社会纽带,塑造了全新的公共空间、社会动员机制和舆情场域。这样,就在微粒化之后出现了再组织化,其实质是信息革命背景下社会组织的新样态,使得智慧社会的治理秩序面临着随机性的风险压力。
其三,智慧化与高风险化。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迭加融合发展,智能化的建模和算法逐渐成为决策客观性、效率性、可靠性的象征,于是,人类便进入了一切皆可计算、皆可预测的时代, 算法“定义和管控着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形成了当下的赛博新经济,并推动赛博新经济朝着赛博智能经济的方向发展”。这样,数字智慧化、高效便捷化、个性场景化将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常态,从开车到股票交易、再到公司人员配置等一些列重大决策权,正在“从人手中转移到算法手中”。然而,其负面问题是不可小觑的:一是数字鸿沟,会造成数字资源的不公平占有和深刻的阶层分化,“所有的数据都由我们自身产生,但所有权却并不归属于我们”;二是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算法错误等问题的存在,导致一些商业平台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大数据杀熟”现象,甚至还会造成“蝴蝶效应”般的灾难;三是一旦这些自动化系统由简单的行政管理工具变成了主要的“决策者”,特别是“用算法来处理人类特有的一些活动,有可能使这些活动丧失最根本的人性”。那么,“如何在算法时代保持人性”?这样,无疑就会制造出更多的社会风险,使得“外部风险所占主要地位转变成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并成为当今社会最根本的冲突之一,这无疑会给智慧社会的治理秩序带来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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