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实践的管理研究与德鲁克之路

    2 问题中心与德鲁克之路
    直面实践的理论研究也是具有人本思想的学者们的共同选择，其中就包括开创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②和“以人为本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13]。
    2.1 问题中心就是直面实践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实证主义方法在学术界大行其道，马斯洛[14]对这股潮流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他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特别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讨论“方法中心与问题中心”。例如，马斯洛[14]指出：“我用方法中心一词指代这样一种倾向：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问、问题、功能或者目的。……方法中心的一个强烈倾向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为目的本身。”故此“方法中心论往往将技师、‘设备操纵者’而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在马斯洛[14]看来，方法中心看似严格、完美，其中却可能缺少科学的灵魂；而问题中心也许确实有模糊甚至是错误的部分，但那确是真正的科学所要探索的内容。
    换言之，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研究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是偏离科学精神的。鉴于此，马斯洛[14]坚持认为，以问题为中心才是科学研究的正确出发点。“科学研究的起点是问题即矛盾[15]”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IACMR付出了很多努力在学界提倡和推广实证方法的使用，但也同样赞成并期待“问题驱动的研究”。《张文》引述了徐淑英的观点，认为“科学始于问题，而不是理论。即从现象出发、从管理实践中鲜活的问题出发去构造研究的科学问题，并寻求合适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问题，才能更好进行理论创新[1]”。据此可以认为，现阶段IACMR提出“回归科学精神”说明IACMR虽然强调某些研究方法的使用，但却并不认同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研究。
    那么，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研究应该怎么做呢？首先，需要发现问题并界定问题。管理学的问题蕴含在管理实践当中，因此，必须直面实践、从实践中去发现问题，这正符合本研究在前文中提出的“直面实践”的3条原则中的第一条——“来自于实践”。笔者体会马斯洛[14]所提的“问题中心”同样包含有上述3条原则中另外两条的意涵，即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研究最终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如马斯洛所从事的心理治疗是要帮助病人解决心理问题)，而能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正是检验理论研究成果的根本标准——扩展开来即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满足了这3条原则，因此，也可以说“以问题为中心”就是直面实践。
    实践中存在着很多可以研究的问题，因此，发现问题之后还需要辨识问题和界定问题。陈春花[16]就曾提出“框定问题优先于界定方法”，并认为“管理首先是实践，所有的管理理论一定是基于实践而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她还强调我国当前需要的管理研究应是“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而非国际一流学术标准”。换言之，以问题为中心的管理研究应当以实践需求为准，而不是以某些学术标准为判断或评价的依据。也许正是由于IACMR仍然看重并鼓励学者们追求国际一流学术标准，导致《蔡文》质疑“以IACMR为代表的发展道路”(简称“IACMR之路”)[2]对于中国管理研究的导向作用。
    辨识实践中的管理问题需要深入的反思，因为只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为此，齐善鸿[17]曾就“管理学核心命题”进行过反思，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管理的11个核心命题。《管理学报》刊发过的由39位学者联合署名的倡议性文章——《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18](简称《出路》)也是由“追问”开始的，即要首先提出问题，并且是由读者、管理者、企业家等实践者来提出问题。《出路》一文在管理学术圈内引起了不少回响，相继有多位学者发表了回应或批评的文章。刘祯等[19]认为，“《出路》的意义至少有3个方面：①将矛盾和问题拿到台面上来，提出了一些较为尖锐或敏感的话题，对未来解决问题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②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讨论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内涵；③引发了更多学者对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争鸣和思考”。由此，也可以说，《出路》一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出问题、辨识问题并引发更多讨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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