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实践的管理研究与德鲁克之路

    2.2 德鲁克之路
    在关于《出路》一文的回应文章中，韩巍[20]首先提出质疑，随后吕力[21]指出了“中国管理学界深层次痛苦”的存在，认为“这种痛苦实质上来源于没有明确地建立起传统与现实之间、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之间联系的桥梁”。此外，吕力[21]在“管理学主流范式”和“管理学的元问题”之间做了明确区分，认为“管理学的元问题是无法在管理学的主流范式框架中得到解答的”。由此就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管理学的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能否统一在一起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管理学的元问题”的研究应该得到重视，但对元问题的研究也不能沦为纯粹的哲思，虽然这类研究主要是思想上的探索，但仍需要进一步转化为可实践的理论，再进而衍生出具体的管理方法、管理模式以及管理工具，从而把思想的成果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去，这样才能体现出思想的价值。由此，直面实践才是将管理的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融合在一起的最佳途径。换言之，实践可以解除“中国管理学界深层次的痛苦”，因为实践正可以成为“传统与现实之间、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之间联系的桥梁”。其中的原因也很明显，直面实践的管理既需要认识清楚管理主体的问题，又要深入思考管理和制度的本质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管理的本体价值；同时，直面实践的管理还肩负着解决管理过程中各种实实在在问题的责任，因此，从发心到结果都一直要追求管理的工具价值。基于此，直面实践的管理研究必须融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只有两者的汇聚结合才能得到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此外，在现实的管理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积淀与现实的目标追求也都聚焦在当下的实践中，因此，实践是不可或缺的——这些都成为坚定沿着直面实践的道路进行管理研究的理由之一。
    这条直面实践的管理研究道路在《蔡文》中被称为“德鲁克之路”，因为德鲁克是把管理研究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更为可贵的是，德鲁克认为“企业管理的特点在于‘应用过程而不是规律本身’，这就更增添了其管理学的实践意义[21]。”自从1942年德鲁克受聘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顾问以后，公司顾问几乎就是伴随他终生的职业之一。德鲁克出生于1909年，马斯洛出生于1908年。1954年，马斯洛出版了《动机与人格》一书，德鲁克也以其名著《管理的实践》开创了管理学的新篇章。但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占据着统治地位，德鲁克和马斯洛遇到了同样的挑战，但他们却不改初衷，始终坚持实践的道路。这两位大师级人物的经历与成就也再次印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真正能留在人类历史中的成就必然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
    罗珉[23]认为，“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应用科学，它注重将管理知识应用于实践，并能解决具体的管理问题”，并指出“德鲁克深信，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它能够应用于实践，并改变人们的生活时，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德鲁克坚持“理论命题应当来自于管理实践并需要经过实践的验证”，并认为“能提出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能解决这些问题，才是管理学进步的标志。管理学应被看成是从问题到问题而进步的，随着这种进步，问题的深度也随之加深”。笔者认同德鲁克的上述观点，并认为直面实践地解决管理问题是管理学研究的应有之义，这也应当是“德鲁克之路”的重要标准之一。陈春花[24]指出：“沿着德鲁克关于管理基本假设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理解到管理需要面对活生生的现实，需要对所有实践的基本问题做出回应，也应该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并指导人们的实践。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判断，才具有真实的研究价值。”
    德鲁克一再强调实践是管理学的灵魂，并以现实世界与原始观念(指理论)的吻合程度来检验理论的有效性，他更明确地指出，管理就是实践行动，管理学研究是实践行动的结果[23]。德鲁克还提出了若干著名的管理理论或概念(如目标管理和自我管理等)，与一般学者不同的是，德鲁克对自己提出的理念身体力行，不仅是一个管理理论研究者，更是一个管理的实践者；不仅做了许多教学和管理咨询工作，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致力于人类的社会进步。“德鲁克用毕生的实践履行了其‘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的使命……比使命更重要的是实践，就像德鲁克先生倾力实践他的使命一样。”[25]由此，可以说，《蔡文》所提出的“德鲁克之路”不仅是一条学术研究之路，更是一条人生实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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