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一体”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

    (7)天人合一。我国是具有悠久生态道德文化与伦理传统的国家，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朴素的生态道德文化，其中“天人合一”理念代表了中华民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应与自然协调发展，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难困境”，“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生态管理提供观念遵循。
    (8)以人为本。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和第一资源，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是依赖人展开的。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也要尊重自然界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人自身。生态管理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把组织成员的精神生态培养至优良状态，组织内外的生态管理才能有效实施。此外，对人的尊重可以大大提高成员的积极性及其对组织的忠诚度，从而提高组织的和谐度、优化组织生态。
    (9)生态红线。生态红线是为维护国家或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依据生态系统完整性与连通性的保护需求划定的需要实施特殊保护的区域。由于生态环境的物理与空间特征，生态管理主体必须注意并划定自然生态功能、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生态“底线”。
    (10)系统科学。系统性要求组织从生态的整体角度和长远角度考虑问题，以保证管理的全面性和连贯性，有助于解决组织局部与整体的冲突，使得组织在横向方面具有统一性。科学性是生态管理的本质要求，即用客观正确的方式进行管理活动，它既是组织的制度面，也是其运行面，保证生态管理的正效性和有效性。只有在系统科学的前提下，组织的生态管理制度、模式、方式等才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实现预期目标。
    (11)多元联管。在实施生态管理过程中，组织内部不仅要规定职务或职位以明确责权关系，组织外部更要形成全社会总动员，多方面、多层次、多环节、多角度实施严格的生态管理，异体监督、互相督促、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组织与组织之间达成共识，确立公约，多元联动，齐抓共管，促进生态管理科学、高效运行。
    (12)过程绿色。生态管理的行为与过程应该体现并实现“绿色管理”，即以科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消除和减少组织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为前提，通过节约、简约、集约、公约等绿色方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而进行全程、全员、全面的生态化管理。绿色管理的本质是搭建组织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联系的生态性桥梁，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指组织的绿色管理要运用先进的技术、工艺、设备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社会属性是指绿色管理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社会制度、法律法规对组织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以实现组织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13)损害补偿。应依法进行环境与资源开发利用给生态造成负面影响与损失的行为，必须对生态及受损者给予补偿。对生态与环境的损害不仅要补偿环境客体，即因环境受到损失的人，更要补偿到环境本身，如退耕还林、退田还湖、退草还牧等。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这些进步却是以高耗能、高浪费、高污染为代价的。应当承认，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质与根本在于管理体制不顺、管理不善，资源消耗在时间及空间上的矛盾、社会行为与生态环境在经济与发展上的冲突等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加强与完善生态管理进行协调与耦合，以使资源得到高效利用，人与自然既和谐又能持续发展。生态管理不仅可以保护、维护、养护自然生态，而且可以促进全民族生态道德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②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王毅武、李晓琳：《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载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④陈丕衡、张静：《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载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⑤引自：《习近平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讲话》，载于《海南特区报》，2013年4月11日。
    ⑥引自：《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习近平与贵州代表团审议讲话》，新华社北京分社，2015年3月6日。
        （原文刊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石家庄)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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