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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福利核算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8/3/7 《统计研究》(京)1995年05期第8-15页 金玉国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金玉国山东经济学院计统系,邮政编码:250014
    经济福利,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含义。自本世纪中叶以来,以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多少来衡量经济福利水准几乎成了整个国际社会通行的惯例。我国即将全面实施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表现出与这一国际惯例接轨的强烈倾向。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尽管与其他类似总量指标相比,用GNP来衡量国民经济福利有十分明显的优点,但也远不是十全十美。因此,自本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上许多学术机构和学者,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找到其他更好的指标来代替GNP作为经济福利水准的衡量尺度。这种努力尽管没有完全达到其预定的目标,但毕竟在理论和方法上对经济福利核算的科学化和精确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必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国民经济福利核算导论:从GNP到MEW、NEW到SS
    对经济福利量的衡量是随着社会进步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早在17世纪,近代经济核算的雏形已依稀可见。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完备的经济核算应该归功于1953年联合国《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及其辅助表》(即旧SNA)的发表。也正是从那时起,GNP在衡量经济福利量方面的权威地位逐渐被世界各国所公认。特别是1968年联合国对SNA的改良和修正,加快了公认过程的进展。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使流行于计划经济体系下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逐步被废弃,使GNP成了当今国际社会独一无二的经济福利量指标。如衡量经济实力时用GNP总额,衡量经济发展速度时用GNP增长率,衡量人民生活水准时用人均GNP,等等。然而,GNP远非尽善尽美。在衡量经济福利水准方面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能令人满意:
    1.GNP只衡量了经济活动的直接后果。按照定义,GNP是以市场价值表现的一定时期内(如一年)可供社会最终使用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和。社会最终产品和劳务固然是构成经济福利的主要内容,但远非经济福利的全部。因为经济福利还包含了经济活动的一些间接后果,如居民闲暇的增多等。而诸如此类的间接经济成果并不能在GNP中体现出来,所以GNP的范围显然小于经济福利的范围。
    2.即使是产品和劳务,GNP也未全部包括。因为许多非支付性的劳动(如义务劳动、自给性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的成果往往不能统计到GNP之中去。而这些非市场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与进入市场交易的最终产品和劳务在增进社会经济福利方面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同样,如现代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地下经济成果也往往统计不上来,从而使GNP并不能包括社会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全部内容。
    3.更为不科学的是,GNP之中还包括了一些根本不能增进社会福利的内容。即GNP只计算了社会经济活动创造的成果,而未将社会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如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大气和水源污染、交通拥挤)进行扣除,有时还将一些负项的支出(如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作为有关实体的收入计入了GNP。这种不加区分地将经济活动中的一切产出均以正值计入的办法,显然损害了GNP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由于GNP存在着种种不足,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很早就着手设计性质更为优良的经济福利指标,以替代GNP。1972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诺德豪斯教授和托宾教授对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尝试。他们在论文《成长论过时了吗?》中,提出应对片面追求GNP增长的传统成长观进行反思,并用一个新的指标对GNP进行了调整,称作经济福利量(MEW),是通过对GNP包含的项目进行增删调整而得的。“我们对GNP的调整可归结为三个类别:对有关GNP的消费、投资和中间物品再加区分;把消费者的劳务、闲暇和家务劳动计算进来;根据城市化的不愉快之处进行调整。”①
    在这之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萨缪尔森教授沿这一思路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萨氏认为,由于“单纯的物品和劳务已不再象以前那样迷人了。从而,GNP作为经济福利的衡量尺度也不再那样迷人了”,因此需要有一个新的经济福利量指标。他把这个新的指标称为经济净福利(NEW)。与诺德豪斯等人的MEW相似,萨氏的NEW也是通过对GNP进行调整而得到的。其方法是,GNP加上闲暇及家务劳动,然后减去潜在的污染和生态学的代价②。
    除了MEW和NEW这条思路外,还有另一条更为系统和全面的改造经济福利指标的思路,这就是发韧于60年代末的社会——经济核算运动(Socio-Economic Accounting),或曰社会核算运动(Social Accounting)。这一条思路与诺德豪斯、托宾和萨缪尔森的思路之间并无明显的师承关系,大致上可以认定二者是独立地平行发展的。社会——经济核算运动产生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传统经济核算的局限性日益暴露了出来。从而,产生了改良传统的经济核算方法,以便对经济发展的正、负面影响进行综合计量的需求。特别是进入60年代之后,这种需求更为迫切,从而最终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之交,社会—经济核算运动的兴起。这一运动起源于美国,随后迅速传播到西欧诸国,并波及北欧。关于社会——经济核算的具体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S·C·莫伯雷认为,它指“对政府和企业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与经济后果的综合整理、测度和分析;”③A·贝尔卡沃依认为,它旨在克服传统经济核算忽视经营单位与社会环境之间进行交换的缺陷,表达企业的社会责任④。而R·K·艾略特则认为,它可以定义为对一个企业或实体使用的资源所作的核算报告⑤。综观上述不尽相同的定义,大致可以认为,社会——经济核算实质上是从一个更为全面和更为系统的角度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全部正面成果和负面代价进行定量描述、分析和对比的方法。社会——经济核算使用的核心指标是社会剩余,其涵义可用下式表示:
    
    式中,SS为社会剩余(Social Surplus)或社会亏损(Social Deficit);
    B[,i]为第i项社会收益(Social Benefit);C[,j]为第j项社会成本(Social Cost)⑥
    公式表明,一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各项收益之和,在扣除了它的社会成本之和后的余额才是社会剩余。若这个余额为负值,则为社会亏损。由此看出,同社会剩余(SS)来衡量社会经济福利量的大小,比用GNP来衡量在理论上更为全面和科学。若不考虑指标的实用性,显然SS是比GNP性质更为优良的经济福利指标。而且由于SS涉及宏观领域的收益——成本核算,而GNP只涉及微观领域的收益——成本核算,所以SS对于核算理论和方法向更高层次发展也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福利核算:指标设置与核算方法
    我国即将全面实施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新SNA为蓝本,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设计的。与国际通行的惯例一致,它以GNP(或GDP)作为衡量经济总量和福利水准的主要指标。GNP与我国曾长期使用的社会总产值(MPS的核心指标)相比,是有其优越性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核算范围由单纯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核算更为全面;第二,计算企业增加值时,由于扣除了中间物品的投入,从而消除了各企业之间的重复核算,因而也更加科学。然而在我国,用GNP衡量国民经济福利总量,除了存在各国普遍存在的不足之外,还有更加不利的方面。因为经济体制的差异和核算经验的不足,我国计算的GNP与世界通行标准相比,在内容上还有差异,主要是项目的遗漏问题。因此,参照国外的经验,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开展国民经济福利量的核算工作,计算出新的经济福利指标,补GNP之不足,以全面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收益和成本,作为宏观决策、宏观管理和进行国际比较的依据,是很有必要的。
    (一)国民经济福利指标的设置
    我们把反映国民经济福利量大小的指标称为国民经济福利净值(Net National Economic Welfare,简记为NNEW)。我们将它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如一年)内,以货币单位计量的国民经济活动为社会提供的全部收益在扣除由此产生的一切社会成本后的余额。与其他经济福利指标相比,NNEW主要特征具有以下三个:
    1.社会性。因为NNEW要考核经济活动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其成果(社会收益)和代价(社会成本),因此,许多内容很难从微观角度衡量。如某工厂,其直接收益(如销售收入)和成本(如原材料消耗)可以从企业内部进行核算,并可计算其增加值(全社会增加值之和就是GNP)。但若要考核其社会成本,比如安排放的工业废水给生态环境、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就很难在企业层次上考核,而只能从更高的层次——社会层次上予以核算。其社会收益的核算也是如此。这就说明,NNEW带有社会性的特征。
    2.经济性。增进社会福利的途径很多,可以是经济性的,如社会产品和劳务的丰裕;也可以是非经济性的,如政治民主、社会稳定、保护人权、司法公正等。由于由非经济性因素带来的社会福利很难予以定量化描述,为了便于操作,NNEW仅对因经济活动带来的社会福利进行核算。
    3.净值性。NNEW是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之间的差额。因此,正确区分经济活动后果所属的类型十分重要。能增进社会福利的成果称为社会收益,为经济活动付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方面的代价称为社会成本。对于一项经济活动而言,社会收益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或等于社会成本;所以NNEW可以为正值,也可以为负值和零。当然,对于全社会而言,NNEW为负值和零的可能性极小。
    (二)NNEW的核算方式
    诺德豪斯和托宾的MEW、萨缪尔森的NEW都采用对GNP进行调整的方法计算。这种方法简单明瞭,易于理解和操作,虽然略显粗糙,但实用性较强。社会——经济核算中的SS一般采用编制企业“社会收益——成本报告”的办法进行核算。企业的“社会收益——成本报告”的形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一般的帐目表式,另一类是采取矩阵的形式。在实际应用中,大多采用后一类形式。这种方法能够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正面成果和负面代价进行深入细致的划分,特别是矩阵形式还能表明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所以能提供大量的信息。这种形式虽然比较准确和科学,但过于繁琐,表示结构复杂,非专业人员往往不易理解和使用,所以实用性较差。上述两种核算方式各有利弊,我们在核算NNEW时,应充分吸收各自的优点,克服其不足,扬长避短,以使核算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达到最优组合。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拟采用设置帐户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经济循环帐户中,设置一个国民经济福利净值帐户,用以对国民经济活动所提供的社会福利进行核算。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直接运用现行核算体系中的现成资料,从而简化计算量;二是不但不会破坏现行核算体系的整体框架,而且由于NNEW帐户体现了经济活动的终极后果,所以它的加入可使现行体系在逻辑上更为严密,结构上更为完善;三是该帐户的加入,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行体系单纯经济核算的缺点,使之具备经济核算和社会核算的双重特征。这对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帐户具体设计如下:
    
    该帐户涉及六个大指标。按照经济循环帐户的编制原则,帐户右方反映国民经济总产出的形成情况。总产出即经济活动的最终后果,它以GNP为主体,故将GNP列为第一项。由于我国计算的GNP与国际通行标准相比有差异,所以设第二项调整之。将现行GNP不能包括的其他经济活动产值(净产值或增加值)列为第三项。最后将由于经济发展导致的闲暇增加的虚拟价值最列入第四项。
    帐户左方表明总产出的分配和使用情况。总产出应首先补偿社会为经济活动付出的代价,包括环境污染的代价和社会问题的代价,这就是第一项“社会成本”。这里之所以只对社会成本进行扣除,是因为在总产出中已经对微观成本进行了扣除,如在计算GNP时,已经对企业中间物品的消耗进行了扣除。总产出在扣除社会成本后的余额,就是国民经济福利净值,以第二项表示之。可见,在国民经济总产出一定的前提下,社会成本与NNEW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要提高国民经济净福利的水平,一要“开源”,即增加国民经济的总产出,二要“节流”,即尽可能地减少国民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
    帐户中各指标均采用货币单位计算。按照帐户左右双方的平衡关系,有:
    
NNEW=GNP+GNP的调整值+其他经济活动产值+闲暇时间价值-社会成本
=调整后的GNP+GNP不包括的经济成果-社会成本
=国民经济总产出-社会成本

    (三)帐户内各指标的计算
    1.国民生产总值(GNP)。直接取自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国民可支配收入及支出帐户》中的右方第四项数值。
    2.GNP的调整值。我国现在计算的GNP,与国际通行标准相比,有许多遗漏之处。需要进行补充的主要项目有:企业附营、兼营业务增加值的漏算部分;各种补贴;农村私人建房投资的漏算部分;公共服务部门折旧的低估额。各项目的测算方法如下:
    (1)企业附营、兼营业务增加值的漏算部分。由于我国企事业单位“大而全”、“小而全”、“企业办社会”的现象相当普遍,各单位内部附设的职工食堂、内部医院(门诊部、卫生室)、托幼园所等的业务量相当大,但在统计各单位的经营成果时,这些项目的增加值大多被漏掉了。同时,开放搞活后,各单位兼营业务量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兼营的商业、服务业的规模更大。但由于管理跟不上,许多业务量统计不上来。这两部分漏算的项目由于原始资料不足,故只能利用样本单位的资料进行推算。
    (2)各种补贴。主要包括国家提供给居民的价格补贴和住房补贴。价格补贴包括粮油补贴、肉价补贴和其他补贴。其数据可直接取自财政统计中的“国家财政分项目支出”统计资料。住房补贴由于缺乏现成的资料,须通过下列公式推算:
    
    式中的公房总面积可用人均居住面积乘以享受公房的居民人数推算;单位面积成本租金可用以三因素(或五因素)计算的成本价格推算;单位面积实收租金可以参见有关部门制度的房租收取标准。
    (3)农村建房投资的漏算部分。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住房商品化程度极低,农民住房大多自建自用。农民建房点多面广,其投资额统计起来十分困难,故漏算很多。特别是人工费用、招待费用等支出额基本上统计不上来。农民建房投资中的漏算额可采用典型调查或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推算。
    (4)公共服务部门折旧额的低估。我国固定资产的折旧率普遍偏低,几乎每个部门都存在折旧额的低估问题。对于营业性的部门而言,折旧的少算,会相应地增加利润,故部门增加值总额不会减少。但公共服务部门不计算营业额,折旧的低估额实际上在统计中被漏掉了,不能体现在GNP之中,故需要进行补充。测算公式如下:
    公共服务部门折旧低估额=该部门固定资产总额×(理论折旧率-实提折旧率)
    3.其他经济活动产值。包括两部分:
    (1)非市场性经济活动产值。非市场性经济活动主要包括:农民为集体(社区)提供的义务工、积累工(城市职工虽也提供一些义务劳动,但为数不多,且资料缺乏,故忽略不计);城乡居民的自给性生产劳动(不包括农民的自给性农业生产劳动,因为农民的实物性分配已经计入了GNP;城乡居民的家务劳动。由于上述劳动的成果不进入市场交易,故其价值只能比照市场价值进行虚拟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的农民积累工、义务工数量可直接取自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城乡居民自给性劳动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可利用城乡居民家计调查资料推算;单位劳动时间工值参照当年社会劳动报酬情况设定。
    (2)地下经济活动产值。地下经济活动包括两类:一类是业主为了逃避承担诸如纳税之类的义务而隐匿不报的一般性经济活动;另一类是违法性的经济活动(如贩毒、卖淫、赌博等)。由于后一类地下经济活动并不增进社会福利,故在此只对前一类地下经济活动的产值进行测算。从世界各国开展地下经济统计的实践来看,大致有两种主要方法。其一是用抽样推断的方法,根据样本中地下经济产值的比重,推断全社会地下经济产值的比重和绝对数额。其二是差额推算法,因为地下经济活动的隐蔽性,在生产领域不能对其产值进行统计,但其收入归根结蒂要进入消费和投资领域,故在消费和投资领域中可以被统计上来。所以用支出法计的GNP与用生产法计的GNP之差额,大致上就可以推算出出地下经济产值的规模。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供我国借鉴和使用。
    4.闲暇时间价值。闲暇时间的价值乃是一个虚拟的价值量。我国是一个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产品和劳务的增长依然是增进社会福利的主要手段。因此,闲暇时间的价值不宜估得过高,故只计算可比闲暇的价值。可比闲暇包括相对闲暇和工内闲暇。前者是我国工时标准与世界通行的工时标准相比较的差额;后果是我国有效工时与制度工时之间的差额,即没有被利用的制度工时。二者都用系数表示,二者系数的和即是可比闲暇系数:
    
    
可比闲暇系数=相对闲暇系数+工内闲暇系数

    闲暇时间的价值可用下列公式推算:闲暇时间价值=当年GNP×可比闲暇系数
    5.社会成本。包括两项:
    (1)环境污染代价。由污染整治的净费用支出(总费用减去“三废”利用收益)和未经整治的各项污染对生态环境、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诸方面造成的各项直接损失及可以预见的间接损失组成。具体的测算方式已有专文论及⑦,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2)社会问题代价。指由于经济活动需要人们付出的各种社会性代价,如交通拥挤、生活压力加大、有关疾病发病率上升、吸毒、犯罪等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可参照国外有关资料对我国的情况进行大致的推断和估计。
    6.国民经济福利净值。利用帐户的平衡关系推出。
    核算实例:1990年我国国民经济福利净值帐户的编制
    要编制NNEW帐户,首先应对有关指标进行测算。下文所引数据若无特别说明,均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91》。各指标测算如下:
    1.GNP。当年我国正式公布的GNP为17686.1亿元。
    2.GNP的调整值。
    (1)企业附营、兼营业务增加值的漏算为400亿元⑧。
    (2)补贴。当年正式公布的价格补贴为380.8亿元(包括粮油补贴267.7亿元,肉食补贴41.4亿元,其他补贴71.4亿元)。又,当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7.1平方米,按城镇人口3.02亿计,公房面积应为21.44亿平方米。据测算,当年按五因素计算的成本租金应为13元/m[2]⑨,而实收房租总值为28.3亿元⑩。故:
    
房租补贴=21.44亿m[2]×13元/m[2]-28.3亿元=250.4亿元

    两项合计,当年补贴总额为631.2亿元。
    (3)私人建房投资额的漏算。1990年数值欠缺。暂以1989年的188亿元代替。(11)
    (4)公共服务部门折旧额的低估。1990年初该部门固定资产原值为37317亿元,实提折旧率为2%,若将折旧率提高到比较合理的4%,则:
    
折旧额的低估=37317亿元×(4%-2%)=746.3亿元

    四项合计,当年GNP的调整值为1895.5亿元。
    3.其他经济活动产值。
    (1)非市场性经济活动产值。1990年农民提供的义务工、积累工为86亿个标准工作日(12)。据家计调查资料,当年城乡居民平均每户每天从事自给性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的时间为2.6小时(经过劳动强度调整后的数值,不包括农民自给性农业生产劳动的时间)。按全国2.7887亿户计算,全年为2646.5亿小时,折合330.8亿个标准工作日。按每工5元计算,有:
    
非市场性经济活动产值=(86+330.8)×5=2084(亿元)

    (2)地下经济活动产值。由于我国尚未开展这方面的统计工作,因此缺少具体的数值。但一般估计,我国用支出法计的GNP要高出用生产法计的GNP1-7%(13)。姑取其中位数4%,则:地下经济活动产值=17686.1亿元×4%=707.4亿元
    两项合计,其他经济活动产值大约为2791.4亿元。
    4.闲暇时间价值。由于农民闲暇时间的规律性较差,这里仅以城镇职工为例进行估算。1990年我国实行每周六天工作制。而世界上主要国家大多采用每周五天工作制,若姑以此作为国际通行的工时标准,则:相对闲暇系数=1-6/5=-20%
    同时,我国由于劳动组织、劳动管理和劳动纪律方面的原因,工时利用率较低。据资料,国有工业企业的工时利用率大致在65%到85%之间,即大约有15-35%的工时被消费掉了。我们姑以其中位数25%为工内闲暇系数,则:
    
闲暇时间价值=17686.1×(-20%+25%)=884.3(亿元)

    5.社会成本
    (1)环境污染代价。1990年数值暂缺。但我们已知1985年环境污染的代价约为905.44亿元(14)。假定1990年我国环境污染状况仍保持在1985年的水平上,没有进一步恶化;又知以1985年为基期,1990年的物价总指数为162.09%,则1985年的污染代价换算成1990年价格的数值,就是1990年的环境污染协价:
    
环境污染代价=905.44亿元×162.09%=1467.6亿元


    (2)社会问题代价。据国外资料,西方国家每年为解决社会问题支付的各项费用与社会问题造成的损失合计约占GNP的4-9%(15)。我们以其下限4%作为我国社会问题代价占GNP的比重,则有:社会问题代价=17686.1亿元×4%=707.4亿元
    两项合计,社会成本为2175亿元。
    6.国民经济福利净值。由上述指标推出:NNEW=17686.1+1895.5+2791.4+884.3-2175.0=21082.3(亿元)
    如此,即可编制NNEW帐户如下:
    国民经济福利净值帐户(1990年)单位:亿元(当年价)
    
    三、结语
    在本文结束之前,特别说明三点:
    1.计算NNEW的目的,并非要以它来代替目前使用的GNP。其实,就指标的简明性、通用性而言,在短期内还不大可能出现比GNP性质更为优良的综合性指标。越是如此,我们越要对GNP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经济福利的规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2.NNEW是GNP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补充性指标,与其他现行经济指标之间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核算NNEW,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不改变现行经济核算体系整体构架的前提下,利用增补一个帐户的办法来完成。
    3.由于有更多的综合和虚拟计算,NNEW较之GNP更为抽象。然而,毕竟NNEW在理论上更为严密和科学,因此对经济福利的衡量较GNP更为全面和准确。而且它的核算在技术方面没有大的困难,方法也简单明了,故指标的实用性还是较强的。正因为如此,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开展我国国民福利核算工作,以促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注释:
    ①②萨缪尔森:《经济学》,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5页。
    ③S.C.Mobley,“The Challenges of Socio-Economic Accounting,”In The Accounting Review,Oct.1970,P.762.
    ④转引自郑杭生:《社会指标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⑤R.K.Elliott,“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Live”,In Social Accounting.Eds,L.J.Seidler £L.L.Seidler Melville Publishing Company,1975,P.15.
    ⑥参见谢立中:《社会核算: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44页。
    ⑦参见孙炳彦等:《环境损失知多少》,《中国国情国力》,1995年第1期,第31-32页。
    ⑧⑨⑩(11)张鸿:《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测算和国际比较》,《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3年第21页,第28页,第30页。
    (12)陈友福:《农民负担问题深层透视》,《改革与理论》,1994年第1期,第52页。
    (13)马淑琴等:《地下经济的统计刍议》,《山西统计》,1991年第11期,第12页。
    (14)《中国国情国力》,1995年第1期,第32页。
    (15)Abigail Auden,“Soco Acc unting ,”D.K.Fedasky Press,London,1987,P.72.
    参考文献:
    [1]M·Carley,“Social Measurement and Social Indicators”,George Allen and Unwin,London,1983.
    [2]R·W·Estes,“Accounting and Society”,Melville Publishing Company,1973.
    [3]J·G·Siegel & J·K·Shim,“Aclounting Hand Book”,New York,1990.

 

Tags:国民经济福利核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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