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分布与工资不平等（一）

内容提要：本文在一个具有教育投资的有限生命周期模型中，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教育投资、人力资本分布和工资收入分布以及不平等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当经济处于不发展时期，由于利率水平（资本投资收益率）很高，个人进行教育投资的成本也就相对较高，高教育职业的工资和低教育职业的工资收入会相差很大。同时，经济中高教育职业的人数也相对较少。因此，工资和收入不平等分布会出现金字塔形。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率不断降低，教育的成本相对下降，高教育职业的工资会相对下降，高教育成本的降低也使得高教育的人数会增加。在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和工资不平等逐渐由“金字塔形”向“橄榄球形”过渡，工资收入不平等状况也会不断得到改进。
    关键词：教育投资 经济发展 工资收入分布 收入不平等
    作者简介：王弟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433电子信箱：wangdihai＠gmail.com电话：（021）55665321；龚六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100871电子信箱：ltgong＠gsm.pku.edu.cn电话：（010）62757768。
    一引言
    工资收入分布和工资不平等一直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关于收入和工资分布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收入和工资分布一般都呈现“橄榄球形”。例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占整个收入的比重为：上层阶层占0.5％，法人阶层占0.5％，中产阶级占43％，劳动阶层占43％，下层阶层占13％（李培林，2004）。而不发达国家的收入和工资分布一般都呈现“金字塔形”，中国现阶段工资和收入分布就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形”。以2003年为例，据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案办理座谈会上的数据，中国年平均收入接近和超过20000元的占总人口的3.5％左右，而一半以上的人口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另外，有研究表明，在中国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也出现“橄榄球形”和“金字塔形”的分化。“深圳和合肥的社会经济等级结构是底部较为宽大的类似橄榄球形结构，而汉川和镇宁则是明显的顶尖底宽的金字塔形结构”（陆学艺，2002）。
    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普遍发现，一经济体由不发达阶段向发达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工资和收入分布也会出现由“金字塔形”向“橄榄球形”转变的规律。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和工资分布一般都呈现“橄榄球形”，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和工资分布一般都呈现“金字塔形”？为什么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会出现不同的收入和工资分布？为什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布会从“金字塔形”向“橄榄球形”变化？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本文主要从个人教育投资和职业选择的角度探究收入分布的决定及其发展变化。论文具体分析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利率水平（即资本投资回报率）对教育成本和收益的影响，经济发展将如何影响工资收入的分布和不平等变化。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当经济处于不发展时期时，由于资本相对缺乏，利率水平（即资本投资回报率）很高，个人进行教育投资的成本相对较高。因此，需要较高教育年限的职业（以下简称高教育职业）的工资收入同需要较低教育年限的职业（以下简称低教育职业）的工资收入会相差很大。一方面为了使得高教育职业具有很高的工资和教育回报率，在边际生产率递减的情况下，高教育职业的人数相对于低教育职业也较少。所以，在经济不发展时期，工资和收入分布会呈现“金字塔形”，不平等现象也比较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积累使得利率水平（投资回报率）不断降低，个人选择高教育的机会成本也不断下降，高教育职业和低教育职业的工资差距会不断缩小。另一方面，高教育成本的降低也使得选择高教育职业的人数增加。在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和工资分布逐渐由“橄榄球形”向“金字塔形”过渡，不平等现象也逐渐改善。此外，本文还研究教育选择和职业分化对持续性不平等的影响。论文研究表明，在职业因为教育不同而出现分化的情况下，由于不同教育年限的成本不同，即使个人的所有其他特征都相同，经济中也会出现工资和收入的持续性不平等。这种由于经济中生产方面的性质决定的持续性不平等，同个人偏好、能力和年龄的差异所导致的差异一样，是不可能消除的。
    有关工资收入分布和不平等的研究主要有两类文献：第一类文献是关于个人工资收入分布和工资不平等的研究。Roy（1950a、b）首先从个人技术和能力的差别方面解释了个人收入差异的产生和社会工资分布的决定。在他的模型中，个人能力和技术的差别都由外生的随机因素决定，因此，收入差异和收入分布由经济之外的因素决定。Mincer（1958）首先从教育成本角度分析人力资本的差异，随后一大批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发展和拓展（Mincer, 1962、1970、1974; Becker, 1962、1975; Chiswick, 1968、1971; Becker and Chiswick, 1966）。虽然Mincer（1958）首先用人力资本投资解释了收入的差异和不平等，但在他的框架中，人力资本投资其实同其他物质资本没有差异。Becker（1967）考虑了个人能力的差异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相互作用，从个人一生效用优化来选择教育这一角度来解释收入分配的差异。Becker（1967）本质上仍是一个静态模型，个人教育的投资由个人从一生角度来看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均衡点决定，这就使得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其实是市场利率和不同人力资本工资的一个函数，而后者由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当社会达到均衡时，不平等也就由此决定。Ben-Porath（1967）、Mincer（1970）、Lillard（1977）和Lillard与Willis（1978）则进一步在生命周期模型中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对工资收入的分布和持续性不平等的影响，Blinder（1974）、Ryder等（1976）、Blinder与Weiss（1976）和Heckman（1976）在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下讨论了当劳动供给内生时，人力资本投资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Weiss（1986）对生命周期理论下人力资本模型的早期文献作了一个综述。Neal与Rosen（2000）就人力资本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的文献进行了完整的评述。以上这些研究，关注于人力资本和生命周期共同作用如何导致了持续性不平等产生，因此，它们是在动态模型中分析不平等的产生机制，没有分析导致收入分布和不平等发生变化的机制。本文在研究教育选择和职业分化对工资和收入分布以及不平等的影响时，不但研究了均衡工资分布和不平等决定，而且还具体讨论了它们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演化趋势。
    第二类关于工资不平等的文献主要是为了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工资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事实。关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资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原因，Greenwood与Yorukoglu（1997）、Aghion与Howitt（1998）、Galor与Moav（2000）等人的研究认为，科学发明和一些非盈利机构的研发导致了外生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过程中对技术工人相对需求的增加，这使得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从而扩大了工资不平等程度。Schmookler（1966）、Acemoglu（1998）等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增长的技术工人（主要是指受过大学教育者）供给的增加，使得厂商在开发和选择新技术水平时，趋向于那些偏向于密集使用技术型工人的技术进步。这种内生技术进步又进一步扩大了对技术工人的相对需求，从而提高了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不同技术水平工人的工资不平等不断加剧。Wood（1994）、Krugman与Venables（1995）、Leamer（1995）等则从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国家）对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迅速增长的国际贸易来解释这些国家工资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另外，劳动市场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也被认为是导致工资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Freeman（1991）、Lee（1999）认为，劳动力市场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很多变化，比如，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被降低，工会组织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限制等。这些变化使得很多制造业中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下降，工资不平等上升。而Acemoglu（1999）、Kremer与Maskin（1999）、Bresnahan（1999）、Autor等（2001）等认为，现在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和工人与岗位的搜寻匹配过程的变化也会导致工资不平等加剧。同本文相比，以上这些文献主要关注发达国家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没有研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工资分布和不平等的演化问题。本论文主要研究了发展中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工资和收入分配分布呈现不同形状的原因，以及工资和收入分布以及不平等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变化趋势。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第二节给出本文的模型和假定，并分析个人的优化行为和个人教育选择机制；第三节首先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分析社会职业的结构，然后详细讨论工资收入分布和不平等的动态演化；第四节是本文结论和对模型扩展的一些讨论。
    二模型的基本假设和消费者行为
    （一）基本模型
    
    
    以上优化问题的等价性从经济直觉上是很容易理解的：在资本市场完全的情况下，个人的消费是在给定其一生收入水平的约束下最大化一生的效用水平，因此，消费路径只同个人一生收入的总和有关。尽管接受教育时间可能会影响个人一生的收入水平，但是，在给定个人一生收入总和的情况下，消费路径的选择同个人受教育的时间点l_e无关。在资本市场完全的情况下，只要个人选择受教育的时间能使得其一生的收入最大化，那么，它也就使得个人一生的效用最大化了。因此，个人是否接受教育也只同教育是否能够增加它一生的收入有关，同消费路径没有关系。由此，教育投资决策和消费路径决定相互独立，从而原优化问题可以分解为以上两个优化问题。④
    2.消费路径和财富递推关系。通过对优化问题求解可得：
    
    方程（4）表示个人的最优消费路径。方程（4）表明，在初始财富给定的情况下，个人的消费路径只与主观贴现率和利率水平有关，同个人的教育程度无关。方程（5）是个人财富积累方程，它表明个人财富水平的积累同教育年限有关。方程（5）还表明，即使教育水平相同的人，他们在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期所拥有的财富水平也会不同。这体现了个人由于生命周期所产生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程（6）左边表示按现值计算的个人一生财富水平，其中第一项表示初始财富水平，第二项表示按现值计算的个人一生劳动收入。根据方程（7），方程（6）右边表示一生中财富的分配，其中右边第一项是按现值计算的个人遗产，第二项是按现值计算的个人一生消费数量。因此，方程（6）表示个人一生的收入约束条件。由它可以决定个人的初始消费水平，具体由方程（6）′给出。方程（7）给出了上下代人在它们出生时刻所拥有的财富之间的递推关系。从方程（4）、（5）、（6）′和（7）中可以看出个人消费和遗产行为的一些特点：
    a.个人消费水平的增长率同个人的偏好和利率有关，同个人初始财富水平没有关系；个人消费的绝对水平同初始财富水平正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个人初始财富水平越高，个人的绝对消费水平越高。b.个人留给后代财富的多少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和消费水平。c.教育年限的高低直接影响财富水平的积累，但它是否和如何影响消费水平和遗产，则取决于教育年限是否影响的大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