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5: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结构与路径

    《2035：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结构与路径》报告全文
    报告科研团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博智宏观论坛”中长期发展课题组
    科研团队负责人：刘世锦
    科研团队成员：刘培林、肖庆文、许伟、俞建拖、王子豪、蔡俊韬、钱胜存、宁婧、刘一驰
    数据处理和初稿执笔：王子豪、蔡俊韬、钱胜存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已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距离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咫尺之遥。但与前沿发达经济体相比，从人均意义上看中国的发展水平还不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存在较大差距。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未来追赶前沿经济体的进程中，如何更准确地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本文创造性地立足于终端产品视角，充分利用发达经济体终端产品结构趋同性强的规律，对典型经济体的广义消费结构、中国GFP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和下一步的可能演变方向进行分析，并讨论了中国GFP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举措。
    一  GFP分析框架的特点及优势
    根据对经济循环的理解，本文将创造性地从终端产品（Gross Final Products，以下简称GFP）视角出发，通过跨国比较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路径。GFP概念是在对现有统计体系中的支出法GDP进行重新划分基础上形成的，严格界定为支出法GDP当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按此定义，GFP具体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非生产性投资。其中，非生产性投资是指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部分服务业投资。GFP框架基于支出法GDP框架，但与后者相比，在中长期增长研究方面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优势。
    GFP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与消费者更具有“亲近性”，能够直接反映广义的消费变化及其结构升级进程。从支出法角度看，GDP由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组成，用以度量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的新增价值。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真正与消费者直接发生关系的、被“消费”的，只是GDP当中的部分产品。另一部分产品，如机器设备、厂房等，则重新返回了生产过程，属于生产性投资，只是发展的手段。此外，把住宅、基础设施列为投资，与其固有的消费属性形成矛盾，也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悖。因此，从统计角度看，GFP涵盖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测度的是一国居民在衣食住行、文娱教卫等方面支出。更为通俗地说，GFP体现了经过复杂的经济活动后，“最终留下的那些东西”。
    GFP是出发点和最初的驱动力，能够更好判断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规模、质量和效益动态。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流程中，GFP具有源头性质。GFP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动，将会带动长短不一的投入产出链条的变动。反过来看，每一类中间产品的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也都最终追溯到某一种终端产品。也正是GFP驱动庞大的投入产出网络，演绎出了日趋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一个经济体或经济体系，其增长实绩集中表现在终端产品的规模、质量和增长速度上。把握住GFP，就从源头上把握住了经济增长的可能路径。
    GFP与不同经济体在竞争优势、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关系不大，因此在国别之间的可比性比生产结构更强。一个国家呈现什么样的生产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特别是在全球化水平达到空前高度的今天，绝大多数国家都或多或少融入了全球分工体系，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从生产侧分析增长潜力或者潜在路径，通常只能寻找一组产业体系、发展路径类似的样本进行比较，分析范围相对狭窄。而GFP直接反映广义消费变化，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各国广义消费结构相对产业结构而言，趋同性更好，规律性更强。隐含的主要逻辑是，各国居民都是向往美好生活的，需求结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升级的路径更为一致。因此，从GFP角度出发，研究受样本的局限性减轻，国际比较研究的选择也更加丰富和灵活。推而广之，这种分析框架既适合于国别比较，也适合于国内不同省、市乃至更小的行政单元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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