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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课题组预测，我国人均GDP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25000美元水平，在2035年将继续攀升至35000美元左右。以发达经济体这两个时间段的标准结构作为参考目标（见图4-2），我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调整：
我国基建投资的占比应有所下降。我国在2016年基建投资的占比较14000美元、25000和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分别高8.1、8.9和9.7个百分点，从长期来看我国此类投资的占比一直偏高。这种结构在以往的发展阶段上虽然不无合理性，但是在今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必须顺应规律加以调整。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里，基建投资占GFP的比重要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并在2035年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
我国房地产投资的占比应有所下降。我国房地产投资占GFP的比重较14000美元、25000、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高3.3、6.2和7.0个百分点。从标准结构的演进角度看，房地产投资占比会呈现“先快速下滑，后缓慢走低”的趋势。发达国家居民满足住房需求的途径不仅限于购置房屋，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租赁住房和建设保障性住房实现的。我国目前房地产投资占GFP的比重明显高于标准结构，表明未来房地产投资的占比将较大幅度回落。此外，我国房屋租赁市场未来也需要充分发展，通过盘活存量住房满足居民对居住空间的要求。
我国居民的居住消费占比应有所提升。这里的居住消费主要包括对房地产租赁及房地产相关服务的消费。居民对居住的物理空间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对于物理空间内的便利设施、耐用消费品及相关配套服务的需求会持续增长。目前我国居民的居住消费占比低于标准结构，从两者差距上来看，未来会有一段较快增长期。
我国政府应提高公共服务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从整体上看，发展型消费的占比仍需提升。在卫生、社保和福利方面，我国政府消费占比与人均GDP为2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相差2.3个百分点，与人均GDP为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相差3.8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占比较25000和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分别高1.5和0.9个百分点，这说明政府应持续加大对此类的消费性支出以降低居民负担。在教育方面，相较于25000、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我国政府消费占比略低，居民消费占比稍高，这说明我国政府对教育的消费性支出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到达其均衡水平后会逐渐趋稳。与此同时，政府的其他消费性开支占比偏大，因此政府消费的重心应更多地向教育及卫生、社保和福利这些公共服务领域倾斜。
我国居民对电子设备及通讯消费的占比可能会有所下降。人均GDP为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中，各国所选时点大部分处于2000年前后，技术背景差异依然显著，但差距较人均GDP为14000美元时有所减小。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居民消费的电子、通讯和信息等高科技产品及服务的国产化率较低，有关数据显示：我国2016年对集成电路的进口额高达约2271亿美元，仅此一项造成的贸易逆差就达1657亿美元。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子产品及服务的国产化率会逐步上升，并且信息通讯等相关费用也会有所降低，从而可能导致电子设备及通讯消费的占比有所下降。这与电子设备及通讯方面尤为发达的韩国先升后降的趋势有些相似，但是不排除有重大技术突破带来上升的可能性。
我国流通性服务业应有所发展。从发达经济体的标准结构演变来看，居民批发零售消费占GFP的比重会长期保持稳定。我国居民此类消费的占比较14000、25000和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低近7个百分点，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因此流通性服务业需要加快发展。
我国居民的享受型消费占比应有所上升。与人均GDP为25000和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相比，我国居民的享受型消费占比偏低。其中，居民对出行、住宿餐饮、金融保险、文化体育娱乐和以居民服务为主的其他项目的消费占比较标准结构分别低1.1至1.3个百分点、0.8至1.4个百分点、1.4至2.0个百分点、1.5至1.6个百分点和3.9至4.2个百分点，差距颇为可观。从标准结构的演化来看，金融保险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占比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呈现“先加速上升，后缓慢增长”的态势，出行、住宿餐饮的消费需求也会持续上涨，以居民服务为主的其他项目的消费更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国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占比会有所下降。我国居民生存型消费的占比较发达经济体2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高6.5个百分点，较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高8.3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居民食品、衣着消费的占比还会继续降低，其中食品消费占比下降的速度将会呈现“先快后缓”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消费的绝对量要减少，事实上随着人均收入的逐步上升，相关消费的质量和绝对量均会有所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居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的增长更为迅速，它们将对生存型消费的占比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这与恩格尔定律的含义较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