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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三）成熟阶段经济体的GFP结构演变方向
本文第二章分析了7个典型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35000美元时GFP结构的趋同性，综合本章的所有分析，课题组认为：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再转向成熟阶段”的追赶过程中，其GFP结构会逐渐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行经济体演进。我们继续分析美国1987年后的GFP结构演变，来试图探究经济体成熟后其GFP结构的演化规律。
从图3-3-1可以看出：食品、衣着等生存型消费以及基建投资的占比仍持续下降；电子设备及通讯、金融保险等享受型消费的占比继续上升，而居住、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文化体育娱乐等享受型消费的占比保持稳定；出行消费的占比则小幅下降。同时，美国政府对教育及卫生、社保和福利消费的占比基本不变，而居民对这两类消费的占比则继续上升。此外，美国房地产、个人及社会服务投资占比虽略有波动，但整体上较为稳定。
四从GFP视角看中国增长潜力
前面的分析表明，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不同类型经济体的GFP结构会逐渐趋同。这一现象对预判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结构演进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对这几组典型经济体在三个关键时点的GFP结构进行统一处理，在剔除各国自身因素所带来的GFP分项占比异常值后，构建了发达经济体分阶段发展的标准结构。该标准结构可以更直观地展现我国GFP结构与发达经济体间的差距（见图4-2）。
在人均GDP处于14000美元这一发展阶段，通过与发达经济体标准结构的比较（见图4-2），结合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特点分析（见图4-1），我们发现我国与相同发展阶段时的标准结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我国房地产投资占比偏高。世行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接近43%，韩国、日本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时也分别达到37%与38%，而其他发达经济体则大多处于20-25%的区间内。图4-1是在人均GDP为14000美元时，我国与几类经济体的GFP结构对比。从中可以观察到，同属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日本和韩国，其房地产投资占比与我国较为相似，均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这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所独有的挤压式增长有关。
我国基建投资占比偏高。如图4-1所示，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基建投资占比偏高，这同样与它们独有的挤压式增长有一定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中，我国基建投资的占比仍显著高于日本和韩国，这是制度因素所造成的扭曲。以往GDP挂帅的考核标准使“大干快上”成为经济发展的捷径，而基建投资更是作为政府保持高增长速度的主要抓手。这导致我国基建投资占比过高，是标准结构的两倍甚至更多，对我国GFP结构中的其他分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我国政府对卫生、社保和福利的消费性支出占比偏低。在卫生、社保和福利方面，我国政府消费占比低于标准结构，而居民消费占比则偏高，这意味着我国政府此类消费性支出不足，居民负担相对过重。在教育方面，我国政府消费占比略高于标准结构，而居民消费占比约为标准结构的两倍，这说明在相同发展阶段，我国居民和政府对教育都比较重视。社会服务投资方面我国占比偏低，这表明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性支出仍有所欠缺。
我国居民对电子设备及通讯的消费占比偏高。这是因为中国具备后发优势。在人均GDP为14000美元的标准结构中，各类经济体大多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乃至更早时期，而我国在2016年才达到此水平，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技术条件差异明显。随着科技的发展，可消费范围逐步扩大，电脑、手机等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相继问世，信息通信服务的种类也不断增加，从而导致我国居民此类消费占比高于标准结构。
我国居民对批发零售的消费占比偏低。这一现象可能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我国以往“重生产、轻流通”的发展方式，造成流通服务业发展上的整体落后；二是农村地区“自给自足”模式，导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统计偏误；三是人力成本较低。
我国居民的大部分享受型消费占比偏低。与标准结构相比，我国居民在居住消费和其他居民消费方面差距较大，在出行消费、住宿餐饮消费和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金融保险消费方面则基本持平。但我国个人服务投资与标准结构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这表明我国在设备设施方面可能并无欠缺，但是服务质量确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