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李树茁/陈盈晖/杜海峰

【内容提要】

为了系统分析性别结构失衡及其产生的社会风险，研究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对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影响，探讨促进性别平等、改善人口性别结构、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和战略，以人口性别结构为切入点，提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框架。首先讨论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背景；其次简要评述国内外性别失衡的研究和实践现状；再次基于对性别失衡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引入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框架；最后展望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工作。

【日    期】2009-09-12
    【关 键 词】性别失衡/出生性别比/中国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由过去单纯控制人口数量转变为，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结构、分布、流动和健康等问题。目前，中国的人口性别结构问题集中反映为性别失衡，这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性别比是指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值，或者说平均100个女性人口所对应的男性人口数量。由于正常情况下，男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大多数国家的女性人口略多于男性，总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应该基本等于或低于100。一旦偏离这一正常值，则被认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简称性别失衡。出生、死亡和迁移因素的性别差异都会影响人口性别比。出生性别比是一个国家在一个阶段平均100个出生女性人口所对应的出生男性人口的数量，正常范围是每100名活产女婴对应103-107名活产男婴。正常情况下，男女性婴儿(0岁)死亡率性别比在1.2-1.3之间，而幼儿(1-4岁)死亡率性别比在1.0-1.2之间[1]。
        出生性别比或者死亡率性别比偏离正常水平，都会使得某一性别人口的绝对数量出现“过剩”，导致性别失衡；同时，男女两性在迁移率方面的差异，则会加剧地区间性别失衡的严重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相对死亡水平持续偏高，引发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20.5，女婴死亡率是男婴的1.5倍，远超出正常水平且为全球最高[2]。中国20世纪女性缺失3 559万人，占所考察队列人数的4.65％[3]；同时，大规模的人口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将导致男性婚姻挤压现象高度集中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使得城乡、区域间的性别失衡态势更加复杂和严重。
        导致性别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性别选择性流引产、溺弃女婴和对女孩的忽视是造成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主要原因[4-7]；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孩偏好是根源性的原因；现行经济体系和公共政策的一些因素是条件性原因[7，8]。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口的性别失衡将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婚姻市场等人口问题产生影响[9-11]。出生性别比偏高和女孩死亡水平偏高带来的性别失衡、婚姻挤压和人口安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7,12]。性别失衡问题本质上是人权问题，同时又是发展问题，已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性别失衡不仅存在于低生育水平下的当代中国，也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中，以史为鉴对于认识和解决现实的性别失衡具有重要意义。性别失衡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国际社会的治理经验值得中国借鉴。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女性缺失1亿人左右，除了中国之外，主要发生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韩国等一些国家。需要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由性别失衡引起的社会风险的治理很难完全仿效其他国家的经验，也不能转移到其他国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解决。国外有学者将中国和印度的男性“过剩”问题与国际安全相联系，认为“光棍”阶层的出现将令犯罪率增加、艾滋病和性病大规模爆发，给国际安全带来威胁，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13]。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不但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来之不易的大国实力与国际影响力。
        中国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性别失衡问题，性别失衡治理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2006年，我国开始的国家“关爱女孩行动”，成为中国转型期统筹解决人口与社会发展问题、实施国家人口战略的重要载体。然而，目前，我国采取的一系列法律、经济、社会措施，还未取得显著成效，政府在性别失衡治理方面存在绩效评价与管理方面的盲点。同时，由于性别失衡所引发的社会风险还未完全显现，再加上导致中国性别失衡的原因复杂多样、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又进一步加剧了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的复杂性，政府与社会对性别失衡所引发的各种潜在社会风险普遍缺乏清晰的认识。综合治理性别失衡问题需要社会发展领域的政策创新与制度变革。国家的现实需求呼唤相关研究的深入，迫切地需要对性别失衡问题特别是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的复杂动态关系，在学术、制度与政策的实践层面进行深入、系统和前瞻性的实证研究。相关研究的深入和治理的实践成果既是对国家发展的贡献，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我们认为，性别失衡违背了性别结构平衡的自然法则，破坏了个人、家庭、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也破坏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性别失衡是性别歧视的人口与社会后果，将诱发利益受损群体的社会失范行为、刺激与放大社会风险，进而影响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性别平等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奋斗的目标，性别平等成为评价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的治理不仅是公共管理问题，也是公共政策创新问题，更是一个需要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联合的公共治理问题，是中国目前与人口相关的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最亟须解决的重大战略和民生问题，并具有重要的国际安全影响。
        本文以人口性别结构研究为切入点，提出研究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框架，为系统分析性别结构失衡产生的社会风险、研究性别失衡对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等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影响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综合治理性别失衡及其后果、促进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已有研究的进展和空间
        (一)历史和国际视角下的性别失衡
        历史研究。性别失衡问题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中。对明清时期男性失婚问题的研究表明，男性不能正常婚配常常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后果，主要表现为非正常婚姻形式(如买卖婚、交换婚、包办婚、收继婚等)、性越轨(嫖娼、私通、同性恋等)及对社会秩序和安全的破坏等方面[14-17]。对明清时期男性婚姻状况与犯罪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单身男性群体是犯罪高发人群，在性侵害、偷盗、打架斗殴等案例中，单身男性占有很高比重。经济条件差和缺乏家庭约束使他们更容易犯罪，单身男性也常常参与群体犯罪，他们一直是秘密帮会、土匪团伙、邪教组织等的主要社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甚至对王朝的更迭产生重要影响[18]。鉴于男性婚配问题的严重性，明清政府和民间力量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主要包括防范溺婴行为和宏观调控婚姻行为两方面，以从生命的不同阶段缓解女性缺失。在制止溺女之风方面，明清政府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严厉惩处溺婴行为、建立育婴堂等慈善机构、鼓励童养婚和收养，为被弃女婴提供生存机会[19]；鉴于一夫多妻、限制妇女再婚等婚姻习俗加剧了婚龄女性人口的缺失问题，明清政府和各界人士对各类婚姻行为和习俗进行宏观调控，以缓解女性缺失的压力[14]。近代政府和民间采取的种种措施虽非积极主动地应对底层男性婚姻挤压问题，但客观上缓解了底层社会的婚姻压力。然而，目前对中国历史上性别失衡问题、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以及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还很欠缺。
        国际比较研究。性别失衡问题同样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重大问题。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都经历了出生性别比上升后再缓慢下降的过程，目前仍略高于正常水平；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女孩死亡水平偏高；印度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都偏高[20]。为了改善女性生存环境、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社会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近年韩国社会男孩偏好的观念正在逐渐弱化[21]，并成为亚洲地区几个性别失衡国家中第一个出现逆转态势的国家[22]。韩国的治理措施既是韩国政府有效推动的结果，也是公民社会共同关注和参与的产物。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力量较强，妇女团体以及相关健康促进组织非常活跃。国际非政府组织与这些政府的合作也比较密切，极大推进了改善女孩生存环境和提高妇女地位的行动。一些学者通过分析比较四个亚洲女性缺失型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和巴基斯坦)性别比失衡的态势、原因及后果，并从这些国际治理措施中提炼出经验和模式，进而对中国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出可资借鉴的干预策略[20]。然而到目前为止，针对性别失衡问题的国际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
        (二)当代中国的性别失衡
        中国的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引起了中国学者、公众、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自1980年中期以来，很多学者从现状、原因、人口与社会后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目前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分析出生性别比的趋势、原因和后果[23，24]，也有学者对中国女孩死亡水平偏高的原因和机制作了深入分析[7，25，26]，虽然有研究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但多侧重于女性数量短缺和男女比例失衡[12]。
        性别失衡的严重性判断。已有研究主要使用人口系统内(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以及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生育率调查数据，通过调查数据前后的一致性检验和各种人口统计漏报分析技术来校正出生数据，从而判断性别失衡的严重性。然而，由于普查数据中的瞒报和漏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告的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水平[27，28]，进而影响了对出生性别比的校正和对性别失衡严重程度的判断。而另有研究认为数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瞒报、漏报和统计不实等问题的影响，但是并不存在严重的性别选择性的瞒报和漏报[29，30]。因此，性别失衡主要不是数据造成，它基本反映了真实的状况[31]。
        性别失衡的发展态势及特征。幼儿段性别失衡主要通过出生性别比、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和5岁以下儿童性别比来反映。在存在强男孩偏好的人口中，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往往伴随出生性别比的上升[24，32]。最近几次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从1982年的107.6上升至2005年的120.5。特别是中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还随孩次显著上升，从1982年起，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接近正常值，第二孩及其以后孩次的出生性别比显著上升并远远高于正常值；而且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在仅有女孩的家庭更为严重[12，33]。出生性别比偏高还存在城乡差异，农村地区显著高于城镇地区。2005年，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达到122.9；城镇地区出生性别比也从1990年的109.9上升到2005年的117.1。在婴幼儿死亡率方面，1980年代后女婴死亡水平偏高程度急剧上升，0岁组和1岁组死亡率性别比严重偏离了正常水平，表明对女孩的歧视重心已经从1-4岁组逐渐转向0岁组[8]。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相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失常也表现出城乡和区域差异。由于5岁以下儿童性别比综合反映了出生性别比和0-4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性别差异，5岁以下儿童性别比更能反映出生性别比的整体水平[24]。中国婴幼儿的性别比已经比正常值高出许多，1995，年5岁以下人口的性别比为118.4，2005年上升到122.7。同时，五普资料还显示，成年段人口性别比平衡的年龄在逐次推后，男女性别比平衡的年龄竟出现在69岁，至少推后了20年；从空间分布来看，绝大多数的年龄段都是农村性别比大大高于城市，尤其是0-19岁年龄段，农村高出城市的幅度很大[34]。
        性别失衡的原因。导致性别失衡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包括直接原因、根源性原因和条件性原因。性别选择性流引产、溺弃女婴和对女孩的忽视是造成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主要原因[4-7]，这些都构成了性别失衡的直接原因。目前针对性别失衡的原因分析集中于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失衡的分析：持续升高的出生性别比主要是性别选择性流引产而不是溺弃女婴和漏报女婴的结果[12，35，36]；强烈的男孩偏好使女婴在营养、食物以及医疗保健等方面受到歧视性待遇，导致了女孩死亡水平相对偏高[7，36]。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男孩偏好是性别失衡的根源性原因。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严格的父系家族制度，使男性在财产继承、居住安排、家庭延续、家庭权力结构上占主导地位，女性地位相对低下[37，38]；从夫居传统上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婚姻形式，使得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为老年人提供根本性的养老支持；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也非常强调生育儿子的重要性[39]，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家庭偏好男孩的根本基础。现行经济体系和公共政策因素构成了中国家庭偏好男孩的客观条件，成为性别失衡的条件性原因。中国2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分层加快，但总体上还处于欠发达的转型社会，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在农村几乎是空白[40]；虽然目前已经有保护妇女参与和发展的各种政策，但执行情况差异很大，中国妇女在教育、就业和参政等方面同男性相比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一些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缺乏性别平等的视角，妇女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地位还不高；虽然有人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间接强化了男孩偏好[41]，难以清晰断定其对于性别失衡的影响。
        性别失衡的后果。性别失衡带来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已有研究多侧重于人口和社会后果的分析。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性别失衡将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婚姻市场等人口问题产生影响[9，10]。其一，性别失衡导致的女性缺失现象必然会造成男性“婚姻挤压”，每年将有数以百万的年轻男性在本国找不到异性成婚[32]。根据测算，中国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自2000年开始，2013年之后每年的男性过剩人口将在10％以上，2015-2045年间可能达到15％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找不到初婚对象[42]。其二，世界范围内，未婚成年男性暴力行为的比例高于已婚男性[43]，未婚成年男性数量越大，反社会行为就越多[35]。其三，高性别比的社会通常性产业发达[43]，性别失衡产生的大量未婚成年男性会自发形成性需求市场，使性交易和性服务社会化[45]。最后，由于中国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大龄未婚男性因为缺乏儿女的照料而加重社会养老机构的负担[46,47]，而未来大量单身家庭的出现可能将引发养老危机，如今一些农村地区出现“光棍村”，若干年以后有可能演变成“五保户村”，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48]
        (三)性别失衡的治理
        性别失衡的治理包括学术和实践两个层次。学术层次的研究主要指采用治理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去分析、评价和设计性别失衡治理相关的模式、制度和政策；实践层次的研究主要指开展针对性别失衡治理的实践，同时包括制度和政策实践的内容。
        学术层次。与实践相比，性别失衡治理的学术研究严重滞后，主要表现在绩效评价、模式识别、制度分析及政策研究等方面。国内在性别失衡及社会稳定的治理绩效评价方面开展了初步研究[49]，但是对治理的失效问题和制度政策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等问题尚存在不足。1980年代开始，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原因的性别失衡及其后果开展了一些治理，但是对于这些治理的理念、主体、结构、过程、内容、方式、绩效等尚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研究，也因而缺乏对目前已有的治理模式的归类和识别。针对目前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性别失衡治理行动及其相关工作制度、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文化干预和文化传播制度及其治理绩效等尚缺乏系统规范的研究[50]。目前各国政府部门尚未或很少有意识地出台针对性别失衡后果治理的政策措施，因此与此相关的政策分析等也大多是基于对性别失衡原因的研究和后果的推断而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对于性别失衡治理的政策本身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分析和研究，但仍然局限在治理绩效评价方面，已有研究少量而零散，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较为单一，尚十分缺乏政策的预测、模拟和仿真研究[51-53]。
        实践层次。国际上针对性别失衡进行治理的国家和地区按照其类型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性别失衡原因的治理，如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巴基斯坦等[54]；一类是针对性别失衡后果的治理，如中国台湾、俄罗斯和越南[55，56]。国内针对性别失衡原因的治理实践主要以由学者和研究机构发起的“改善女孩生活环境”项目和政府推广实施的国家“关爱女孩行动”为代表[57，58]。基于上述行动，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有所下降，全国性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局面正在形成。目前，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对于性别失衡的后果和严重性的认知存在较大争议：部分人认为性别失衡的后果将十分严重，而部分人则认为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夸大了性别失衡的后果[34]。中国政府目前主要偏重于针对性别失衡原因的治理，对于性别失衡后果的治理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四)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看，性别失衡对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宏观层面，有研究指出人口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必然导致男女数量失衡，给社会发展带来潜在威胁和巨大风险[59]；更有专家指出，在男性大大多于女性的格局中，男性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和利益，随时可能爆发社会冲突与暴力事件，破坏正常的伦理秩序，损害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43]。在微观层面，滞留在农村的大龄男性更容易因女性缺失而面临成婚困难，这不仅会损害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与心理福利，甚至会产生严重的生理问题[60]，进而影响到包括其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的生活福利。有研究表明，弱势群体利益的持续受损不但损害了可持续发展中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理念，最终积累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也会对整体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61]。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以及受性别歧视影响的女童和妇女，成为当代中国低生育率条件下性别失衡的直接受害者。然而目前对性别失衡下弱势群体对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研究还非常匮乏，而有关战略研究就更为少见。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以优生优育、教育和健康相关的人口质量以及人口老龄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较为直接，与此相关的数据较易获取，容易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的关注；其二，性别失衡问题虽然主要由出生性别比和女童死亡率偏高带来，但在城乡人口流动规模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变得更加严重和复杂，由此引发的对女性生存发展权益的侵害和对男性的婚姻挤压问题，必将危害社会和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这种影响刚刚显现，研究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前沿性，数据较难获取，使得学术界和政府尚未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五)简评
        我们认为，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还存在很大不足和巨大发展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在研究内容上，仅限于在某些“点”上，缺乏在“线”上的系统研究。性别失衡将损害男性和整个人类的整体生活福利、诱发不同利益受损群体的社会失范、刺激与放大社会风险，进而影响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失衡态势的人口学分析以及性别失衡对社会风险、公共安全及社会稳定影响的一般性推测。尚未见到在“线”上对性别失衡在某些领域可能产生的人口与社会后果、众多后果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以及从性别失衡到社会稳定系列问题之间环环相扣的传导机制进行系统实证研究。
        在研究层次上，有关性别失衡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个人影响的微观质性分析，缺乏对性别失衡影响的微观、中观与宏观层次相结合的定量研究。性别失衡可能在微观层面影响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福利，并将随着利益受损群体的集聚，在中观层面刺激群体与社区的社会失范、放大既有社会风险、诱发新的社会风险，从而逐渐积聚成为影响宏观层面上的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有必要把微观、中观与宏观层次相结合进行定量研究，分析性别失衡的公共安全传导机制。
        在研究视角上，相关研究普遍视角单一，不能全面反映性别失衡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性别失衡将贯穿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损害男性和整个人类的整体生活福利，而婚姻状态与人口流动因素则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
        在研究范式上，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国家战略与治理实践多处于割裂状态，将几者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还非常少见。要对性别失衡问题特别是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的复杂动态关系，在学术、制度与政策的实践层面进行深入、系统和前瞻性的实证研究，必须打破学术研究与制度政策创新实践的壁垒，建立理论研究、机理研究与政策研究和治理实践有机结合的、网络互动式、非线性的研究范式，通过治理实践经验的总结、扩散和推广、国家战略与制度政策创新的综合路径来全面解决重大人口社会发展问题，丰富中国社会发展领域的国家创新体系。
        在研究方法与路径上，目前相关的理论研究在学科上相对单一，研究广度和深度上都很欠缺，几乎没有实证研究数据。研究对象的复杂性需要引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与新方法，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将横跨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公共政策、性别研究、复杂性科学、系统工程等学科领域，需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有机结合。
        在研究视野上，已有研究缺乏对历史上中国性别失衡及其后果的系统研究，以及对未来性别失衡及其后果的前瞻分析，也缺乏对性别失衡及其治理的国内外经验系统比较、归纳和总结。研究应该全面分析性别失衡的历史与现实，着重研究性别失衡的未来发展态势及其对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健康的影响；同时将国际经验的分析与国内性别失衡治理的现状分析相结合，设计与制定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问题的公共治理策略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制度、政策与国家战略。
        总之，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对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关心，性别失衡会形成或加重弱势群体的不利情形，但后者的研究仅是从个体自身的研究出发的，还没上升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特别是微观个体层次的定量研究还很少见。此外，性别失衡背景下个体行为与相应群体行为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而且面对这样一个复杂问题，还缺乏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范式。这些都呼唤着新的研究范式、框架和路径。
        二、研究范式的提出
        基于对相关研究的评述和对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新认识，我们引入全面和深入分析该问题的新的研究视角，并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一)对问题的认识
        性别失衡在“量”的规定性上是性别结构偏离正常水平，在总体上导致女性人口绝对数量的缺失，人口流动因素也能导致人口性别结构在城乡、区域与群落间失衡；女性人口绝对数量的缺失是性别失衡的主导因素，人口流动是加剧性别失衡态势和复杂性的重要因素。持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水平性别比会导致人口的性别失衡，而男女两性在迁移率方面的差异则会加剧地区间性别失衡的严重程度。由于城市对年轻女性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与女性婚姻的梯级迁移，大规模的人口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将导致男性婚姻挤压现象高度集中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并伴随着由行业性别分工所导致的男女两性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群落间的隔离，使得城乡、区域与群落间的性别失衡态势更加复杂和严重。
        性别失衡在“质”的规定性上是对女性的歧视，并由于社会性别不公平导致对不同社会群体乃至社会成员总体利益的不利影响，在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是对性别公平与权利的保护问题。首先，以父系家族制度和男孩偏好文化为核心的根源性原因，以政策、经济发展状况和生育率水平为主导的条件性原因，以及以胎儿性别鉴定、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和对女孩在营养、医疗和照料上的忽视等为主要手段的直接技术性原因，导致了以偏高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为表现的儿童段的性别失衡，严重损害了女性的出生权和生存发展权，是性别歧视在女性生命早期的集中体现；其次，性别失衡将贯穿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带来成年阶段的男性过剩，引发男性婚姻挤压，对被动失婚男性、未婚女性和已婚男女等不同社会群体的总体利益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最终阻碍整体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性别失衡及与之相关的人口和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共生并相互作用，变得更加严重和复杂，威胁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社会稳定。中国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经济和人口转型，但社会转型严重滞后，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社会制度的不完善，相关领域公共政策的缺失与滞后以及城乡与区域差距不断拉大，使得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涌现，催生了新的弱势群体并加剧了原有弱势群体的脆弱性。性别失衡下利益受损群体的积聚和矛盾的积累将增加公共安全隐患，进一步加剧中国人口性别失衡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性别失衡将可能刺激暴力犯罪比例上升、形成色情业的巨大潜在市场，从而加速性病、艾滋病的传播，危害公共健康和人口安全，并增加婚姻家庭的不稳定因素。性别失衡与个体、群体的社会失范有密切关系，性别失衡带来的种种问题将可能在跨国犯罪与人口流动条件下影响国际人口与社会安全。性别失衡不但可能通过性服务与拐卖妇女等方式侵害女性权利，而且可能会损害受婚姻挤压的成年男性群体的合法权益，造成他们在性和心理方面处于压抑或扭曲状态，形成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在中国以“养儿防老”为主流养老模式的现实环境中，大量成年男性不能结婚必将引发相同数量老年父母的养老困难。因此，在中国各种社会制度不完善及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涌现的条件下，性别失衡及与之相关的人口和社会问题不仅损害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权，而且对不同群体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损害社会所有人群的整体福利，并将对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公共健康等公共安全产生影响，阻碍和谐社会构建和社会稳定。
        中国的人口安全问题在社会转型中是基础风险，以性别失衡为核心的人口安全问题将激化并放大其他社会问题，而庞大的人口规模将加大公共治理的难度、削弱财政支持的力度。性别失衡将加剧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条件下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养老困难，可能会激化并放大买婚、拐卖妇女、非婚生育、卖淫、性侵犯、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公共安全。在中国经济发展城乡与区域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这些社会问题往往发生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治理这些社会问题所需的财政支持也往往杯水车薪，一旦这些社会问题积聚并形成规模，将给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因此，解决以性别失衡为核心的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问题必须未雨绸缪。
        中国在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方面还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存在一定程度的治理失灵，政府与社会对性别失衡所引发的各种潜在的社会风险及其爆发缺乏前瞻性的认识，综合治理性别失衡问题呼唤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制度和政策创新与变革。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上升，大部分省份的出生性别比相对于2000年又有所升高，性别比失衡在地理范围上也有扩大趋势，且在城市和乡村都有上升，说明政府在1990年代后采取的一系列法律、经济、社会措施，还未取得根本性成效，政府在性别失衡治理方面存在绩效评价与管理方面的盲点。根据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性别失衡治理经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女性的歧视，但文化、制度中的性别偏好却存在“刚性”，难以在短期内自发地消除。由于性别失衡所引发的社会风险还未完全显现，再加上导致中国性别失衡的原因复杂多样、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又进一步加剧了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的复杂性，政府与社会对性别失衡所引发的各种潜在社会风险普遍缺乏清晰的认识。因此，综合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共同努力，在与人口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进行制度和政策的创新与变革，加快建立国家社会发展创新体系。
        (二)研究视角的引入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复杂性，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视角。
        性别视角。由于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天然联系，性别是研究性别失衡的最重要视角。性别失衡首先侵害了女性的生存权利，是性别不平等在人类生命早期的集中体现；其次由于成年阶段的女性缺失和婚姻挤压，使得成年女性常常被定位为“妻子”、“性伴侣”或“生育工具”的角色，从而进一步损害了女性的发展权利；同时由性别失衡带来的男性过剩将会以“婚姻挤压”的形式对成年男性的生活福利带来负面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59]。
        生命历程视角。生命历程理论通过生命时间、社会时间以及历史时间三个角度对个体年龄重新进行定义，有助于把握个体生命历程与家庭、社会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62，63]。从生命时间来看，性别失衡对不同人群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及可能的失范行为贯穿整个个体生命历程；从社会时间来看，性别失衡造成个体婚姻和生育偏离社会时间表从而带来负面影响；从历史时间来看，性别失衡对处于不同出生组中的人群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需要将生命历程视角贯穿研究的全过程，全面研究不同群体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特征及其转化，并将宏观与微观相联系进行分析。
        婚姻视角。父系家族制度下的婚姻形式是产生男孩偏好的根源性原因，也是导致性别失衡的重要因素。从婚姻视角切入，可以为深入探讨与男孩偏好相关的性别失衡等社会人口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同时，婚姻和人口性别结构具有天然联系，婚姻是男女两性构建家庭的纽带，性别失衡会直接影响婚姻的缔结与社会稳定。因此，婚姻是性别失衡研究的天然视角。
        流动视角。人口迁移流动对总体人口性别比不会产生影响，但却直接影响性别比区域结构，并对出生性别比产生重要影响[64]；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性别比持续走高的深层次原因，而人口流动打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速中国城市化，成为解决性别失衡问题的可能手段。从流动视角审视性别失衡问题，不仅是对性别失衡及其后果系统深入研究的学术需要，也是统筹治理性别失衡及其后果的现实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较强的学术意义。同时，性别失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是个人效应，而是基于个人效应的群体和社会效应。作为性别失衡后果主要承担者的大龄未婚男性目前分布比较分散，未来对男性权利侵害的规模效应目前还无法观测[65]。人口流动使得大量具有相似特征的男性聚集在一起，对其聚集特征的研究是深入认识未来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特征的有效途径，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现实依据和政策实验平台。
        总之，对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需要将性别、生命历程、婚姻与流动这四个视角交叉、互动，以性别视角、生命历程视角为主线贯穿研究始终，以婚姻和流动视角为辅，分析性别失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对不同群体的影响。
        (三)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基于对问题已有研究成果及其复杂性的认识，我们提出了一种具有多视角、非线性、系统性和跨学科为主要特色的新的中国性别失衡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范式，见图1。
        
        图1中国性别失衡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范式
        新的研究范式强调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战略研究与公共治理实践的统一。理论研究是基础，政策研究是方向，而公共治理实践是性别失衡治理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才能揭示性别失衡问题产生和对社会稳定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只有进行政策分析，才能有针对性地统筹解决性别失衡的现实问题以及前瞻性地防范性别失衡可能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而通过社区治理实践，才能检验有关政策和制度的合理性、可行性，基于形势分析和社区实践结果，提出国家重大战略选择，进行总体性国家战略方案的设计。把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战略研究和公共治理实践相结合，不断发现现行性别失衡治理的制度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加以修正和完善，促进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
        具体地，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依据社会发展需要和学术创新的需要，将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纳入“社会风险(宏观)→不同人群的生活状况与脆弱性分析(微、中观)→个人与社区的社会失范分析(微、中观)→公共安全(宏观)→社会稳定(宏观)”这一宏、微观相结合的因果分析链条，系统探讨性别失衡是如何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影响社会稳定，这两个层次又是如何互动而放大社会风险，进而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从政策及制度分析、仿真和实验三个方面进行政策和制度研究。基于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成果，在政府的主导下、非政府组织和市场的参与下，进行有针对性的社区试点干预和治理实践：一方面，建立综合治理性别失衡的政策干预试验区，将实践成果进行扩散、推广，并形成国家战略；另一方面，社区试点干预和治理实践的成果反馈将丰富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
        有别于传统的从学术研究再到治理实践单一方向的线性时间维度，新的研究范式强调以多学科交叉研究为途径，形成理论研究、机理研究与政策研究和治理实践齐头并进、动态、有机耦合和反馈相结合的多维、多方向的非线性研究范式，通过治理实践经验的扩散和推广、国家战略与制度政策创新的综合路径来全面解决重大人口与社会发展问题，丰富中国社会发展领域的国家创新体系。
        新的研究范式不但将性别失衡及其后果的研究纳入微、中和宏观结合的因果分析链条；而且将性别失衡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加以系统考虑，使得公众和政府对性别失衡未来趋势和其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果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对比国内外性别失衡的原因、后果和治理模式的异同，在突出研究层次性的同时，还使得研究具有系统性。
        针对目前有关性别失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原因探究、而对可能产生的综合社会后果及其机理的研究还相对缺乏的现状，新的研究范式综合使用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公共政策分析、制度分析、公共治理、绩效评价、实验研究、系统工程和复杂性科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将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实证研究与仿真研究相结合、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跨学科地研究性别失衡、社会风险、脆弱性、社会失范、公共安全、公共治理、绩效评价和战略分析等不同领域的问题，突出了跨学科的特点。
        三、研究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在上述研究范式指导下，我们提出了如图2所示的研究中国性别失衡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框架，它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态势研究”是研究的基础，通过引入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数据，对中国性别结构总体态势进行整体和全面的判断，明确中国性别失衡的态势和严重性；第二部分“机制研究”是研究的核心，在社会风险放大、社会失范和社会网络等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宏、微观相结合地分析性别结构失衡的社会风险如何影响个人、家庭、人群和社区的社会失范和公共安全，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践与战略研究”是研究重点，在第一、二部分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公共治理实践和战略制定，明确如何降低性别结构失衡引起的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下面对每一部分的研究内容予以简要的说明。
        第一部分“态势研究”，主要基于新的分析方法和策略，利用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以及未来的“六普”数据，对性别失衡的态势有较为准确的判断；根据最新校正的人口数据，重点对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婴幼儿死亡率进行宏观趋势和特征分析；从生命历程和人口流动视角，剖析当前中国人口在不同出生队列和地域分布上的性别失衡态势的演化过程，探讨人口流动背景下流入地和流出地性别失衡的特征；分析性别失衡的原因、探索新的失衡机制，更好地解释当前性别失衡的趋势，为治理性别失衡提供新的思路。这里拟突破的重点是揭示性别失衡的基本态势，通过对现有普查数据的校正和口径统一，结合专门抽样调查数据，从性别失衡的规模、结构、区域差异等方面对性别失衡的态势进行全面系统研究，有利于公众和政府对性别失衡治理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其中，数据收集的可靠性、可用性以及性别失衡目前态势估计是研究的难点。这一部分的学术创新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提高判断性别失衡态势的系统性和准确性；其二，结合统计、数学模型等策略，发展新的出生性别比数据校正方法，提出新的数据修正策略，对目前已有的普查数据和不同部门不同口径的出生性别比数据进行对比和修正，为性别失衡态势分析等宏观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保证。
         
        图2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框架
        第二部分“机制研究”，主要包括3方面内容：(1)性别结构失衡下的宏观社会风险和个人与社区失范识别。根据已有文献、相关媒体报道和质性访谈数据，归纳和识别性别失衡可能引发的人口、经济、文化、社会、健康等宏观社会风险，总结性别失衡下个人和家庭、社区和群体的失范，进而分析不同个人与社区失范行为的相关体及作用机制。(2)性别结构失衡下不同个人与社区的脆弱性、失范与安全研究。利用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揭示不同个人与群体生活状况差异；依据构建的脆弱性框架，建立脆弱性评价指标，对不同个人和家庭、社区和群体进行脆弱性判别；分析脆弱性形成机制和不同时段的脆弱性动态转换机制；利用调查数据，建立相应的指标，揭示不同个人和家庭、社区和群体的失范和安全现状差异；分析性别失衡下，生活现状、社区生活环境、脆弱性是否导致个人和家庭、社区和群体失范可能性增加，进而影响个人与社区安全的机制，并着重探讨“个人失范传播、扩散形成群体失范”的风险放大机制。(3)性别结构失衡下的公共安全、社会稳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微观机理分析和系统参数，采用复杂网络模型、数学模型、计算机仿真等综合研究策略，对性别失衡宏观社会风险对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健康等公共安全的影响及其演化过程进行仿真分析，探讨不同情境下社会环境因素对性别失衡后果的边际影响。在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归纳的基础上，从社会风险的传导与放大的途径切入，系统分析性别失衡影响社会稳定的整体机制，总结性别失衡下社会稳定风险的基本类型、传导路径、影响效应，以及利益相关体等；并对性别失衡下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监测预警，研究性别失衡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条件和政策阻断点，为治理对策研究提供依据。
        “机制研究”的重点是探究性别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和新的机制、分析性别比失衡的后果及其影响机制。在这当中存在很多需要突破的难点：其一，发展一系列性别失衡下不同人群脆弱性、失范以及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测度指标体系，提出相应的测度方法与工具，保证指标体系的针对性和普适性；其二，在中、微观研究层次上，将社会风险放大框架和社会网络相结合，探讨性别失衡背景下的个人失范可能性向社区扩散放大的机制；其三，在宏观研究层次上，建立相应的预测分析和仿真模型，从不同维度探讨性别失衡风险下的公共安全威胁形成机制；最后，在宏、微观联系层次上，将微观机制和主要参数融入宏观机制研究，形成立体全面的宏、微观机制分析框架。
        “机制研究”的学术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综合考虑转型社会特征和政策制度环境因素，尝试发现性别失衡产生的新原因和机制，加深公众和政府对性别失衡的正确认识，为性别失衡公共治理提供新的切入点和思路；其二，从性别失衡可能引起的宏观社会风险入手，前瞻性地研究性别失衡可能对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健康等公共安全的边际影响，并总结出可能对社会稳定影响的模式，有助于公众和政府对性别失衡后果的严重性和治理的紧迫性有深刻认识；其三，提出性别失衡对社会稳定影响机制的链条和风险传导机制；最后，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建立微观模型用于揭示性别失衡对个人与社区脆弱性和失范的影响，及个人失范向社区扩散放大形成社区失范的机制，建立宏观人口学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用于分析社会性别失衡的社会群体后果，特别是对公共安全的影响，并对模型进行性能分析、仿真研究和参数辨识。
        第三部分“实践与战略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性别结构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治理制度分析与政策研究。基于公共安全模拟结果以及社会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从制度和政策的角度对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公共治理进行治理模式的识别和绩效评价、制度和政策设计，借助数学模型和计算机仿真等新的公共治理研究手段，进行制度和政策方案的模拟与优化，为开展社区实践、进行国家层次的战略设计和重大战略选择提供参考。(2)性别结构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治理社区实践与国家战略研究。对中国目前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形势进行分析，总结公共治理政策及制度的需求和挑战；推动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公共治理的社区实践，监测评价治理过程与结果，提炼、总结出针对性别失衡原因和后果的高绩效治理模式；基于形势分析和社区实践结果，采用战略分析方法提出“促进性别平等、改善人口结构、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的设计和选择。
        “实践与战略”的研究重点是系统分析已有的性别失衡治理政策，提出统筹解决性别失衡及其后果的对策建议，通过政策仿真、试验、社区实践和绩效评价，总结可供推广的公共治理模式，形成具有突破性和可操作性的国家战略。然而，性别失衡后果迄今尚未完全显现，前期的实证研究多以比较、归纳、个案或推断性研究为主，真正的因果关系链条难以直接体现，相应的治理现状评价、绩效评价以及促进策略、政策方案的设计等存在的不确定性增大了本研究政策研究的难度，也是需要突破的难点。
        “实践与战略”研究在学术上特别是在公共治理和战略实践领域应该实现以下突破。在学术上，发展新的性别失衡公共治理模式；将内容分析、社会网络等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定性的政策文本分析，将多智能体模型、政策仿真等用于性别失衡公共治理的政策和制度研究，发展新的政策分析方法，推动新的研究方法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在公共治理和战略实践领域，重点实现以下突破：其一，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以及模拟仿真的结果，构建性别失衡下的社会稳定风险动态监测系统，分模块对现代社会与未来社会的社会风险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为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提供基础；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和公共治理理论进行中国性别失衡下的治理模式设计，对政策方案进行优化、仿真和模拟，实现制度和政策创新；基于实证研究结果以及中国性别失衡及其后果治理的形势分析，提出统筹治理性别失衡及其后果的国家战略，进行中国性别失衡下的公共治理实践模式的设计，并以国家“关爱女孩行动”为切入点，实施针对县区级的治理实践，总结具有推广价值的公共治理模式，实现性别失衡及其后果治理的实践和战略创新。
        四、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在本文提出的新的研究范式和框架指导下，我们已经于2008年8月，在中国农村两个县(区)进行了包括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内的抽样调查和质性访谈，通过对留守在农村的大龄未婚男性、已婚男性、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的调查，探索了大龄男性失婚的原因与机制，系统研究了婚姻状况对留守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生活状况(包括经济状况、社会支持等)、婚姻、生育、养老观念与行为以及性与生殖健康的影响，分析了其社会融合和生理心理福利的影响因素，探讨了大龄男性失婚对家庭、其他群体及社区的影响。研究已经发现，留守农村的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满意度、心理福利等都显著低于其他人群，参加包括礼物交换在内的乡村社交活动显著少于已婚人群，其社会融合问题已逐渐对当地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计划进一步整合多方面力量，在中国选取性别失衡的典型地区，针对未婚男性、已婚男性、成年女性、老年人、社区干部，以及人口计生、卫生、公安、民政、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等性别失衡风险冲击下的典型人群，进行社会调查及多学科交叉的纵深分析。具体地，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大城市，对流动到城市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及其他农村流动人口进行大规模抽样调查和质性访谈，并选取经济发展程度和地理位置不同的农村地区，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及其他人群进行抽样调查和质性访谈，利用丰富的一手调查数据深入研究城乡人口流动以及城乡与区域差异对性别失衡态势、成因、后果及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探索性别失衡及其后果治理的途径，实现相关的公共政策与制度创新。
        在未来的3-5年内，我们预计基于新的研究范式，在历史和国际的视野下，围绕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开拓新理论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取得基础性、系统化、可政策化的研究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情景的性别失衡治理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基于学术研究与实践成果，通过拓展加强与各级政府的合作，建立政策实验基地和公共政策实验室，探索统筹解决性别失衡可能引起的重大问题的综合发展模式、政策体系和国家社会发展领域创新体系，成为性别失衡治理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家智库。
        (本文的主要科学思想和工作是课题组成员共同形成的，由本文作者执笔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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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期第28～40页

【作者简介】李树茁(1963-)，男，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710049；陈盈晖(1962-)，女，北京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49；杜海峰(1972-)，男，四川巴中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