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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比较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8/3/7 本站原创 王金营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对中国未来90年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进行了人口-经济动态模拟。在生育水平过低导致劳动力减少过快、人口老龄化过重、劳动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将使经济增长大大放缓;而较高的生育水平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略快,但是人均GDP增长速度慢于中方案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并且人均GDP水平也具有较大差异。完善当前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稳定在1.9-2.0之间,如此人口在本世纪缓慢地减少也将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在低生育水平下,依靠劳动增加和资本积累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将不复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必然选择,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将是未来经济增长首要源泉。
    关键词生育水平/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经济增长/生育政策
    作者简介:王金营(1963—),男,经济学博士,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研究员。
    1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生育率出现迅速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得到控制;而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我国一些学者(于学军,1996[1];田雪原,2004[2];朱国宏,1994[3];穆光宗,1994[4];张志刚,1994[5];李建民、王金营,1999[6];刘毅,2008[7];等等)对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后果以及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展了研究,证明了在我国上世纪后30年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存在,揭示了在中国的这一期人口增长的减速对经济高速增长的积极作用。那么,未来生育水平的降低和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减少还会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吗?当今及未来的中国是否还应该坚持现行较为严格的生育政策,促使生育率继续降低呢?如是,其经济后果将是怎样?如否,我们的政策选择应该是什么?未来生育率应该保持怎样的水平才是现有人口状态下的最优选择?这需要对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进行模拟和比较。
    2研究的逻辑和人口-经济动态模型
    2.1本研究的逻辑
    为了能揭示未来不同生育水平下人口发展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和后果,本文在假设资源环境允许和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采用人口-经济动态模型对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结果进行模拟。这里根据生产函数中各要素与人口变动的关系,我们的逻辑起点从三个方面入手:1.人口与消费、资本积累:人口作为消费者,判断人口规模变动、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的影响,并将消费函数引入资本积累模型,判断人口规模变动和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2.人口与生产: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变动的决定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因此从人口作为生产者出发,判断人口增长、年龄结构变动和劳动参与率变动模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3.不同生育水平下老龄化过程和青少年人口变动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形成的劳动负担也同样存在差异,劳动负担直接影响劳动有效供给和储蓄,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逻辑是不同生育水平下人口发展将从对消费和资本积累、劳动供给和劳动负担产生的影响继而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如图1所示。
    
    图1不同生育水平下经济增长后果影响的逻辑路径
    2.2人口-经济动态模型及参数设定
    李建民、王金营于2000年对我国1972年以来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后果作了计量分析,评估了由于生育政策促使生育率下降所带来对经济增长和人均GDP的贡献(李建民,王金营,2000)[6]。在那篇论文中我们构建了一个人口-经济动态模型,本文沿用那篇文章所构建模型的基本构架,并在此基础上对消费函数、劳动供给函数和生产函数三个主要模型进行了改造,其主要目的是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引入到人口-经济动态模型中。具体模型见式(1)-式(5)。


    2.2.4生产函数与经济增长方程
    考虑到劳动力负担对劳动成本和劳动效率的负面影响,在生产函数的劳动投入要素上内生性引入劳动负担因素,宏观生产过程满足柯布-道格拉斯(Cobb-Dauglas)生产函数条件,因此有以下生产函数式(6)。


    由式(6)可得到模型中增长方程式(4)。
    根据我们利用1978-2007年中国的实际数据对该函数的拟合检验结果显示,该函数对我国的实际拟合的非常好,各参数检验也很显著。说明劳动负担对有效劳动投入继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该函数的参数估计结果为:资本弹性α=0.737;劳动弹性β=0.275。将此作为参数的初始值,考虑到劳动供给的减少必然引起劳动收入分配所占份额的提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资本产出弹性α持续下降,假设到2050-2055年下降到0.30,劳动的产出弹性β不断上升,到2050-2055年上升到0.70,其后保持不变。
    2.2.5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估计和设定
    根据增长方程式(4),利用1990-2007年期间的数据可以估计得到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484%。对未来人口-经济动态模拟,我们还需要对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给予假设,这里我们也给出三个方案。假设各人口发展方案下:1.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保持1990-2007年期间的1.483%不变;2.随着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和能力的不断提高,未来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会有所提高,假设保持2%的增长速度;3.设计一个参照方案,假设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保持3%的增长速度。
    3我国未来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可能选择
    对我国不同生育率水平下人口发展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是建立在对人口不同增长状态下经济增长趋势的模拟和比较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不同生育水平的人口增长状态。在本研究中,根据近来众多研究者对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顾宝昌等,2009)[11],考虑到生育水平上升的可能范围不会超过更替水平,而且我国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可能承受人口的持续增长,TFR超过2.10的政策是不可取的。因此,我们的模拟仅仅限于妇女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下选择。为此共设计了三个不同生育水平的方案。
    方案1:假设不改变目前的生育政策,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TFR)由2000年的1.73开始仍然持续减小,到2030年减小到1.5,其后保持不变;预期寿命按联合国步长法进行推算。这是一个人口规模增加最小,达到高峰后减少最快,老龄化速度最快和程度最大的预测方案。这一方案的政策含义在于城乡生育政策保持,努力使人口减少。
    方案2:假定在“十二五”进行生育政策的调整,逐步放宽二胎生育,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TFR)由2000年的1.73增加到2015的1.93,其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略有下降;预期寿命按联合国步长法进行推算。这是一个人口规模增加适中,达到高峰后减少比较缓慢,老龄化速度较快和程度适中的预测方案。其政策含义在于放宽城乡生育政策,允许城乡居民生育两个孩子。
    方案3:假定“十二五”之后不再限制生育数量,居民按着自己的生育意愿去生育,TFR可能会在2020年之前达到或者超过2.10,我们按2.10模拟预测。预期寿命按联合国步长法进行推算。这一方案作为参照方案,其目的在于模拟完全放开生育政策的经济后果是否比有限制完善政策更好。
    4不同生育水平下人口变动和劳动供给
    4.1未来人口增长
    按着上面所设计的三个方案对未来人口发展进行模拟,其结果图2可见,低生育水平方案是一个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并在11年后实现负增长,人口规模持续减少的方案,2050年减少到11.92亿,2100年在减少到5.56亿;中方案也是一个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而且在未来40年处于相对稳定的一个方案,到2030年达到峰值14.65亿,此后缓慢减少,到2050年为14.02亿,到2100年减少到10.24亿;我们所设计的高方案也并非是一个人口持续增长的方案,应该是一个实现静止人口状态的方案,只是该方案将使我国人口实现零增长的时间要比中方案推迟10年,到21世纪末,人口规模比中方案高出3亿多。高方案与中方案之间的人口规模差距相对中低方案之间较小,高方案也是一个容易实现,控制成本较小的方案。
    由图2可见,三个方案中低生育水平的方案将使人口在未来快速减少,而且在未来100年是加速减少;中方案生育水平下人口也是持续减少,但是减少的速度可以控制在0.5%-0.6%;高方案下人口发展在未来100年将使中国规模实现零增长并稳定在13.5亿。
    
    4.2从业人员规模和增长
    根据各方案人口预测结果结合分年龄别劳动参与率即可得到各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就业规模。如果依据中方案的预测结果,则未来从业人员的规模在2022年前处于持续增加的状态,到2022年达到就业高峰7.97亿(含65岁及以上从业人员),其后,便持续减少,到2030年减为7.85亿,再到2050年减为7.13亿,到2100年减少到5.19亿。如果按高方案的预测结果,未来从业人员的规模在2016年后大于中方案的规模,在2022年前处于持续增加的状态,就业高峰7.99亿(含65岁及以上从业人员),其后,便持续减少,到2050年减为7.51亿,到2100年减少为6.70亿。如果按低方案的预测结果,未来从业人员的规模在2021年达到就业高峰7.93亿(含65岁及以上从业人员)后,便持续减少,到2050年减为6.26亿,到2100年更是减少到只有2.80亿。如图3所示的变动趋势。低方案下劳动从业人员的数量减少速度持续加快,到2040年后均已超过1.5%的速度减少;而高方案生育水平的劳动从业人员减少速度相对较低,基本可以控制在0.5%以内;中方案生育水平下的劳动从业人员的减少速度可以控制在0.5%-0.8%之间。


    图3未来劳动从业人员变动趋势
    5模拟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估计获得的各变量参数和相关参数变动趋势的界定,结合不同生育水平下人口发展的预测结果(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劳动从业、劳动负担等),对我国未来100年潜在产出增长进行模拟,得到不同生育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和产出规模。
    5.1不同生育水平下未来经济增长
    5.1.1综合要素生产率(TFP)保持1.484%的未来经济增长
    如果TFP的增长速度保持1990-2007年期间的1.484%不变,各方案生育水平下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如图4所示。
    
    图4TFP为1.484%的不同生育水平的未来经济增长率
    如果我国未来人口按着低方案设定的生育水平发展,未来经济增长将于2020年后快速下降,到2040-2050年期间经济增长维持在1%-2%的低水平,而且2050-2060年代将可能会出现负增长,在2060-2100年的40年里经济增长维持在0.5%左右不会超过0.7%的低速增长。
    如果我国未来人口按着中方案设定的生育水平发展,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于2030年前能够维持在6%以上,其后也快速降低,在2040-2050年期间经济增长维持2%-3%,在2050-2100年的50年里经济增长维持在1.5%到2%之间。
    当然,如果我国未来人口按着高方案的生育水平发展,未来经济增长略高于中方案。
    比较三个不同生育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可见,在2010-2025年期间低生育水平下劳动负担较低而人口增长速度较慢使得低方案的资本积累和劳动效率高于中、高方案。然而,随着低方案生育水平下人口减少速度、劳动从业人员的减少速度和劳动负担增大的速度均高于中、高方案,2025年之后低方案生育水平下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大大低于中、高方案的速度。因此,从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战略出发,必须使人口实现规模和结构的稳定和均衡。
    5.1.2综合要素生产率保持2.0%和3.0%增长速度下各方案的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
    未来TFP增长速度如果保持2.0%,所有方案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只不过速度均高于保持TFP增长率为1.484%的各方案,低方案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中方案的差距同TFP增长率为1.484%的情况也是基本一致的。如图5所示。如果TFP能够达到3%的增长,其情况有所不同的是2010-2025年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相当高的水平且稳定不降,2025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降,从这一点表明,在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国,应该抓紧机遇大力投入科学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加快经济增长和资本的积累,为人口出现减少后打下经济发展的基础。
    
    图5TFP为2%和3%之下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率
    从图4和图5可见,随着我国未来从业人员增加态势的结束(2022年前后),经济增长速度维持高水平的状态也将必然结束,其后经济增长速度随着从业人员的减少和劳动负担的增大快速下降。在2050年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减少速度的快慢;另一方面更为突出的取决于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高低。如果要保持相对较高(3%以上)② 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使人口尽快稳定下来,至少人口减少的速度控制在中方案生育水平上。同时,需要通过不断改革创新和促进技术进步,使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能够达到2%左右将是一个理想状态。
    5.2不同生育水平的GDP和人均GDP
    由表1的方案比较可见,不同生育水平方案最终使得潜在产出能力存在巨大差距。人口快速减少、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供给大幅度减少和劳动负担增大的低方案生育水平将使未来的潜在产出能力与一个人口发展维持相对稳定状态的生育水平相比将大幅度减小。到2050年低方案生育水平下的GDP为中方案的91.94%,而到本世纪末2100年低生育水平下的GDP只有中方案的52.06%。因此,从国家的强盛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角度,一个过低的生育水平将是弊大于利。换言之,为了人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和未来国家的强盛,就必须选择一个使人口稳定发展和均衡发展的生育水平和相应政策。
    
    如果按中方案生育水平的人口发展,我国205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价格的GDP,以下同)至少达到165万亿,到2100年达到360万亿。而如果TFP的增长速度能够实现2%,中方案生育水平的人口发展下到2050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236万亿,到2100年将达到755万亿。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不同生育水平下人口规模、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比较不同方案下的人均产出水平的变动,如表2所示。无论TFP的增长速度如何,通过人口-经济动态模拟,在2060年之前,低方案生育水平下的人均GDP水平均高于其他方案。然而,2060年之后,中方案生育水平下人口发展的经济效果最好,人均GDP水平为最高。这里表明人口减少过快、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所形成劳动供给减少、负担加重等因素使人均GDP的倍增速度并不如人口相对稳定,人口老龄化速度适中的人均GDP倍增速度快。而高方案尽管使得人口老龄化速度减慢,劳动供给充足,但是由于人口规模较大,在本世纪内人均GDP的水平将低于中方案,倍增速度慢于中方案。这也充分表明人口控制同时要注重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另外,无论TFP的增长速度如何,中方案生育水平下的人均产出(人均GDP)与低方案生育水平下的人均GDP比是比较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方案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和人均GDP将越来越高于低方案生育水平的经济增长和人均GDP。


    5.3不同生育水平下老年人口消费比重
    不同方案的生育水平下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未来消费规模和结构将有较大影响,如图6所示。低方案生育水平下老年人口消费的比重却将超过1/3;中方案下老年人消费所占的比重也将超过1/4。即使高方案人口发展,老年人的消费所占比重也将在2050年之后超过21%。因此,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必将发生重大转变。换言之,未来经济发展所采取的方式以及结构调整需要适应我国人口发展的形势。
    
    图6不同方案下老年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变动趋势
    从消费中老年人口消费比重来看,未来老年人口的消费是一个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这不仅对积累和消费有影响,重要的是对产业布局和适应老年人需求的产业结构升级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6主要结论的延伸
    6.1生育政策的最优选择
    通过对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模拟,我们清楚地看到,过低的生育水平并不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战略来看,保持相对稳定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生育水平才是最优的选择。因此,未来的人口和生育政策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完善。我们的政策方略应该是在十二五期间允许育龄人群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严格控制生育三个孩子,更长远看应该鼓励人们生育2个孩子,控制生育3个孩子,使未来的生育水平稳定在1.9-2.0之间。当然,过于宽松的生育政策(比如允许人们遂愿生育),再某一特定阶段可能会使生育水平过高,超过更替水平,带来人口较大的波动,也同样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发展,也是资源环境所不允许的。
    6.2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面临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和劳动力减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必然选择,而这就要求有相应的技术支撑。因此,未来加快技术进步是一个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经济快发增长的主要途径。这里就需要我国从战略上加大科学研究投入和技术创新投入,加快技术进步。同时,更需要加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在职培训的投入和健康的投入,建立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有效劳动的投入,实现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达到1.5%-2.0%。
    6.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需要与人口发展相适应
    从已有的国际经验③ 和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行为④ 的实际看,未来我国必将面临一个低生育水平状态,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是一个必然趋势。依靠劳动力丰富而不断增加、劳动力负担较轻、高储蓄高积累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必将终结。这必须要求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方式,适应人口发展的形势,从依赖劳动增加转变到依赖人力资本提高,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劳动生产率。
    人口老龄化带来消费结构的转变,未来消费市场老年人将占据1/4-1/3,将大大超过少年儿童的消费市场。而老年消费市场的特殊性就必然要求未来的经济结构、产品结构和服务结构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使经济发展适应人口的发展。
    总之,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与我国人口规模减少、劳动供给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相适应。
    收稿日期:2010-07-15
    注释:
    ① 为了排除模型序列相关的影响,该模型通过两次Cohrane-Orcutt迭代回归而通过检验。第一次误差序列回归为μ(t)=0.431μ(t-1);第二次为:μ′(t)=0.663μ′(t-1)。
    ② 从历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看出,在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后(国际经验),一个国际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达到3%就已经算是高增长了。
    ③ 发达国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水平大都低于更替水平,而且并没有显著回升的迹象。
    ④ 近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调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低于更替水平。
    参考文献:
    [1]于学军.中国人口老化与储蓄[J].人口与经济,1996,(3):10-17.
    [2]田雪原等.面对五大人口高峰合理选择发展战略[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9):19-21.
    [3]朱国宏.负增长:是喜?是忧?——关于上海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J].人口与经济,1994,(3):17-23.
    [4]穆光宗.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研究大纲[J].上海科学学术季刊,1994,(3):131-139.
    [5]张志刚.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宏观经济后果研究[J].人口研究,1994,(3):11-20.
    [6]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0,(1):8-16.
    [7]刘毅,张建梅,程慧.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分析——对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检验[J].经济问题探索,2007,(10):177-182.
    [8]王金营、傅秀斌.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1):29-35.
    [9]吴敬琏、张军扩(主编).1989年中国经济实况分析[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0]顾宝昌、王丰.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1]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19-24.^

来源:人口与发展》(京)2010年5期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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