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投资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

摘 要：采用上海1990—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弹性分析及计量经济模型就投资、GDF对就业的拉动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上海近21年投资、GDF增长为扩大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非农产业GDP就业弹性和投资就业弹性均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两者之间偏离程度逐渐拉大；（2）新增投资、新增GDI与新增就业的行业分布存在差异性；（3）政府投资对就业的拉动效应低于民间投资，但我们应该关注到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90%以上，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只比政府投资略高一些，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民间资本投资带动大量就业的效果，建议政府将就业纳入优先目标中，并鼓励民间投资流向吸纳就业潜力大的领域。
    关键词：投资，经济增长，就业弹性，计量经济模型
    一、引 言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为了抵御经济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上海市扩大内需投资主要用于交通和城市改造，其中较大的工程有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上海南汇垃圾填埋场改造项目等。2010年上海经济成功地实现了10%的快速增长，但保增长目标实现的同时是否达成了改善民生的目标？就业是民生之本，保民生就是保就业。同时，政府投资和信贷大量流向国有企业，是否会挤压民间投资空间，并对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认为危机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促使经济走出衰退具有重要作用。许多理论研究也证实了政府投资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Aiyagari、Christiano & Eiehenaum（1992）；Deveruex、Head和La pham（1996），Ludvigson（1996）等）。曹德俊等（2010）采用我国1980—2008年的时间序列和各省市的截面数据，用分布滞后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对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推断政府投资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极强的拉动作用[1]。石宝峰（2010）认为投资增长率及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下降，就业并没有随新增投资同步扩大，投资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呈减弱趋势[2]。（Pritha，2006）认为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具有完全挤出效应，对经济的发展不具有推动作用，并且政府投资易导致低效率的经济行为[3]。程杰、王德文（2010）采用计量经济分析对中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与就业关系的估计测算，得出中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4]。郭庆旺、赵志耘（1999）就中国的政府投资是否产生挤出效应进行分析，认为在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的情况下，政府投资不会挤出民间投资，反而有利于启动内需，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入效应闭[5]。Pereira（2001）基于脉冲响应分析和向量自回归分析，就美国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行检验，发现在总体水平上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其中政府投资用于工业设备和运输设备时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效应尤其明显[6]。
    投资与经济增长、就业是一种三角关系，故本文采取三者结合的角度来研究，采用数据为1990-2009年20年的数据，从投资、GDP增长与就业的关联分析，具体到行业中进行分析。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试图验证上海近年不同部门投资、GDP对就业拉动效应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投资、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
    从宏观层面来看，投资与经济增长、就业是一种三角关系，投资形成的资本和就业提供的劳动是经济增长两个关键要素，两者之间通过经济增长渠道有机联系在一起。投资往往具有先导性和政策上的主动性，加大投资会具有推动增长的作用，通过生产规模扩大或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扩大了总产出规模[7]。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规模上升会带动新的就业需求，形成投资对就业的产出效应，即增加就业。本文分析上海近来短期（金融危机时期）及长期（1990-2010年）内投资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效应。
    

    （一）上海投资、GDP增长对就业拉动效应
    1．上海投资对GDF，贡献率为扩大就业创造有力条件
    长期以来，投资是推动中国及上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性要素。按照支出法核算，GDP主要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即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其中，投资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见表1，1990年至2010年21年间投资对GDP贡献率平均达到38．2%。“九五”时期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使投资增量一度下滑到602亿元，比“八五时期”减少了634．4亿元，上海政府通过向基础设施等领域大举投资，扭转了经济下滑趋势，“十五”时期投资增量比“九五”时期增加了1447．27亿元，投资对GDP贡献率从“九五”时期的23．46%迅速提高到“十五”时期的44．21%，保持了经济稳定和国有企业改革顺利推进。在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家推出了总额为4万亿人民币的反危机投资计划，使得2009年投资对上海GDP的贡献率达到63．7%。
    2．上海投资、GDP增长对就业拉动效应
    投资具有先导性，投资波动性往往成为经济波动和就业波动的最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投资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最关键、最直接因素[8]。1990年至2010年21年间，上海投资、GDP和非农就业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0．3%、11．5%和2．1%，尤其1994年上海投资、GDP和非农就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7．1%、14．5%、-0．2%（见图1）。可见投资增长的波动性较大。一方面，新增投资所形成的资本扩大了生产规模，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需求，投资带来的产出效应推动了就业增长；但是投资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其更新、淘汰了落后的生产能力，削减了部分就业岗位。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以及政府投资的积极作用，从而使得投资波动对经济波动带来较大影响，而对就业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呈现负增长，GDP和非农产业就业呈现同步正增长，可见投资对就业影响明显减弱。说明新增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短期内创造了临时性就业岗位，能解决就业的一时之需，但后续吸纳就业的作用十分有限。
    

    利用统计年鉴中1990-2010年的数据来计算上海非农产业GDP的就业弹性和投资的就业弹性，以反映经济增长和投资增加在不同时期劳动需求诱发效果。
    见图2，非农产业GDP就业弹性和投资就业弹性均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两者之间偏离程度逐渐拉大，1990-2010年平均的投资就业弹性为0．01。将1990-2010年分为四个阶段，即1990-1994年、1995-1999、2000-2004、2005-2010，投资就业弹性分别平均为-0．37、0．05、0．16、0．26。1990-2010年平均的GDP就业弹性为0．15，同样将1990-2010年分为四个阶段，即1990-1994、1995-1999、2000-2004、2005-2010，非农产业GDP就业弹性分别为0．08、0．01、0．10、0．41，GDP就业弹性呈现波动且持续上升态势，从四个阶段来看，GDP的就业弹性变化和投资的就业弹性变化不一致。
    1990—2010平均GDP的就业弹性明显地高于投资的就业弹性，表明投资增加促使经济较快发展。然而由于投资对就业的带动具有滞后性，使得就业增长时间滞后于经济增长时间。另一个重要原因为上海经济转型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模型正在从“高增长、高就业”转向“高增长、低就业”模式，同时也反映出上海就业趋势正逐步向“以结构调整为主，总量增长为辅”格局转变。
    

    （二）分行业中投资、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
    具体深入对上海城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单位新增就业人数的行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投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行业结构差异明显。新增投资的主要方向为电力燃气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2009年为例，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占到新增总投资的66%、45．1%、33．2%、19．9%、13．9%。然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分别在行业投资总额中仅占2．3%和1．2%，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服务性行业依然投资偏低。
    城镇新增GDF排在前三位依次为金融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新增总GDP的39．9%、30．5%、25．6%。产生不同的新增就业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建筑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2009年新增就业贡献率分别为163．3%、109%、44．7%（见表2）。新增投资、新增GDP与新增就业的行业分布明显存在差异性。
    以2005-2009年行业平均投资对就业的带动效果来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对就业拉动效果较强。而平均GDP对就业的带动效果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比较凸显。投资、经济增长拉动的就业快速增加行业中科技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都处在第一位，但这个行业在总就业规模及总投资中都占有极低比例，以2009年为例，科技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制造业相比，其就业人数占地区总就业比重分别为3．1%、30．6%。同样它们的投资占地区总投资比重分别为1%、19%，相差18个百分点。
    

    投资与就业结构差异是投资增长与就业增长出现背离的直接原因，尤其在非常态的经济危机时期，投资往往以经济增长为导向，而忽视了就业的重要性，没有把就业作为投资产业选择的重要标准，从2009年投资分布就可看出上海投资主要还是投向了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而这些项目带动就业机会非常有限。行业投资中需要关注教育、科研、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是具有特殊就业效应的行业，对这些行业的投资，不仅能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大大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带来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金融危机之后将会出现新的经济繁荣，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会大幅度提高。因此，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积蓄力量，给下一轮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三、不同部门投资、GDP增长对就业拉动效应
    
    从投资主体来看，投资可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取决于两种相反的力量。一方面，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也称为“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人效应”，也称为“互补效应”。通常情况下，这两种作用相反的力量在经济中同时存在，若“挤出效应”占主导地位，那么，政府投资的增加可能无法补偿民间投资的减少．而净效应则是全社会总投资下降；反之，若“挤入效应”占主导地位，政府投资的增加将带动民间投资增加，全社会总投资也将增长，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
    为了观察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本文通过控制总产出、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利率变量的情况下建立的三种计量模型验证上海不同投资部门对就业的影响作用：（1）考虑总投资的就业效应，但假定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对就业影响没有差异性，对两者不加以区分，这个模型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可以有效观察投资、GDP对就业的拉动效应；（2）区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就业效应差异，但假定两者相互独立，不存在相互作用；（3）区别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就业效应差异，并假定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以考察两者之间究竟存在“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若交互项估计系数为正数，说明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存在“挤入效应”，反之为“挤出效应”。
    （一）模型变量和数据
    以非农就业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解释变量中，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政府预算固定资产投资、扣除政府预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代表总投资、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并剔除了物价因素；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第二、三产业GDP代表总产出，用1990年为基期的职工平均工资代表工资水平，以实际利率代表资本价格。以1990-2010年为时间序列，以上海各年统计年鉴及《辉煌的三十年一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资料汇编》中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模型估计采用双对数进行转换。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
    （二）估计结果
    1．模型1估计结果
    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得出投资对非农就业的弹性值约为0．09，说明投资是促进就业增长的因素之一，只是显著性效果不强。在所有变量中总产出对就业带动效应最强，即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带动非农就业增长0．16个百分点。但将总产出估计值与前面简单计算的1990-2010年的平均GDP就业弹性值0．15相比较低，原因在于简单弹性计算没有控制其他因素对就业的影响，从而高估了就业弹性值。
    

    2．模型2估计结果
    政府投资对就业的弹性值为0．38，低于民间投资的就业弹性，而民间投资增加能够带来0．5%的就业增长，但我们应该关注到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90%以上，对就业的拉动只比政府投资略高一些。这是否可以解释为上海民间投资的增长部分大都在就业需求量较低的行业；民间投资会更多地考虑劳动力成本，从而压缩对就业人员的需求；民间投资转向快，容易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靠拢等多种因素导致民间投资额虽然远远高于政府投资额，但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民间资本投资带动大量就业的效果。
    3．模型3估计结果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正数。说明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存在着“挤入效应”。因此，在就业优先的战略下，需要考虑建立政府投资促进就业的机制，改善政府投资的就业效果，同时也要关注民间投资的行业流向。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选取上海199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弹性分析及计量经济模型对投资、GDP和就业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上海近21年总投资对GDP贡献率为扩大就业创造了有力条件，非农产业GDP就业弹性和投资就业弹性均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两者之间偏离程度逐渐拉大；（2）新增投资、新增GDP与新增就业的行业分布存在差异性；（3）政府投资对就业的拉动效应低于民间投资，但我们应该关注到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90%以上，对就业的拉动只比政府投资略高一些，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民间资本投资带动大量就业的效果。由于产业结构以及人口压力、劳动市场等要素的制约，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人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也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而就业机会的扩大必须以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前提[9]。因此上海需要对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必要的合适的调整。
    （一）就业优先纳入到政府目标中
    在政府投资中，应该明确“就业优先”原则，强化政府投资的公共属性，将就业增长作为政府投资的优先目标。在政府投资安排、产业布局等经济活动过程中，将就业指标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予以考虑，过去政府投资决策、政府投资规划很少把就业问题和投资问题放在一起来进行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使得政府投资在解决就业上的效果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应进一步转变政绩观，将就业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完善政府就业政绩考核办法，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促进社会充分就业相互统一和紧密结合起来。要建立投资促进就业决策评估体系，在项目立项、审批、核准、备案、项目实施和项目建成后，增加就业约束指标。在重大建设项目决策前，把就业作为审批、核准、备案投资项目的重要条件。投资项目实施方案中要明确吸纳就业人数、新增就业岗位等指标。有关部门要对重点建设项目带动就业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估，对照预定目标加强监督检查。
    （二）优先支持就业吸纳能力强且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行业和领域
    国际经验数据表明，政府对研发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往往要高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上海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需要从一种应急状态向与经济规模相适应的常态转变，从“快重准实”的要求向均衡持续的投入转变，避免经济因投资的波动造成大的起落。政府投资的重点是公益性或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领域，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事业投资力度尽快加大，有选择性地向就业吸纳能力强且有利于城市整体水平上升的领域和产业倾斜。不仅能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大大提高人力资本存量，金融危机之后将会出现新的经济繁荣，届时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会大幅度提高，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积蓄力量，给下一轮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三）鼓励民间投资流向吸纳就业潜力大的领域
    历史经验证明，经济的真正复苏并不是由政府大规模投资所造成的，经济能否持续回暖还取决于政府拉动的投资能否有效带动民间投资需求的回升[10]。要真正形成经济长期平稳增长的内生机制，必须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尤其需要引导民间投资的流向。建议综合运用政府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手段，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吸纳就业潜力大的领域。尽管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已经公布6年，但因操作性不强，民间投资仍受制于各种“门槛”，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打破垄断和限制，允许民间资本进人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并能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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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程杰，王德文．政府投资与就业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与劳 动问题报告（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4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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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