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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键词：知识分子 平均预期寿命死亡率 健康
作者简介：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明艳，侯佳伟，顾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生（北京100872）。
1引言
知识分子平均寿命问题，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98年底，国家体委研究所李力研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关村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1]，成为被引用最为频繁、轰动效应最大的报告。由于中关村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最集中的地方，该地区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自然引起高度关注。李力研报告收集了中科院下属7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共8个单位，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5年时间内共134名死亡人口资料。经统计后得出结论：“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低于北京1990 年人均期望寿命73岁，比10年前调查的58.52岁也低出了5.18岁”。
2004年，很多媒体又重提这个话题，如《羊城晚报》7月21日开辟“关注中年知识分子健康”专栏，报道说“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精神压力，‘三座大山’令知识分子不堪重负。最新的调查发现，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比10年前下降了5岁，仅为53岁，比全国平均寿命则低17岁，中年知识分子死亡率更是超过老年人两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55岁。”[2] 《人民日报》7月28日在头版“今日谈”中提出“对中年知识分子的黄牌警告”，指出“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比10年前下降了5岁，……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中年知识分子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这是一组沉重的数据，是对中年知识分子的黄牌警告。中年知识分子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在家庭、事业、社会的多重压力之下，很多人过度劳累影响了身体健康，甚至过早地离开了人世。”[3] 其后又在8月13日[4] 和11月11日[5] 分别提到这个问题，“请中年知识分子注意健康”。中央电视台也频繁引用“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只有53岁”的说法。
2005年，中青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事件频频见报：1月5日，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萧亮中在睡梦中与世长辞，终年32岁；1月22日，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焦连伟突然发病去世，终年36岁；1月26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去世，终年46岁；8月5日，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何勇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与世长辞，终年36岁。不幸的事件引起了媒体的高度重视，如《人民日报》8月25日报道说，“当前青壮年有成就者英年早逝已非个案，是一种‘过劳死’现象，反映出这部分人群在精神和体力上普遍的‘过劳’状态，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呼吁中年人群“珍爱生命，警惕‘过劳’”。[6]
个别人、甚至少部分人的“过劳死”和“英年早逝”能否代表知识分子群体的预期寿命？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特殊人群到底是短命还是长寿？李力研关于中国科学院的那个令人震惊的死亡状况调查结果是否反映了实际情况？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探索和回答，不仅能使我们科学地认识人口死亡率变动规律，而且对政策的评估和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国家人事部和北京市人事局的支持下，我们组织了“中国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研究”课题组，开展了一项有关中国知识分子预期寿命和健康状况研究。研究内容包含了两项调查，一是中科院下属18个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共20个单位近5年死亡的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的调查； 二是北京市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状况抽样调查，用PPS方法在北京市抽取了2500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年龄在45～60岁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全面的健康状况调查，同时还在普通市民中抽取了同样年龄的500人作为对照组。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 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研究报告》。本文是报告中的一部分。
针对广为流传的关于知识分子平均寿命的判断，本文首先解释“死亡人口平均年龄”与“平均预期寿命”指标的概念和差异；然后使用本课题组2004年在中科院18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20个单位调查的436名死亡人口资料，检验报道中“知识分子死亡平均年龄下降趋势”的可信性；最后，利用全国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计算受过本科以上教育人群的生命表和“平均预期寿命”，以测度中国知识分子真实的平均预期寿命水平和变化趋势。
2关于“死亡人口的平均年龄”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在上述报道中，我们注意到李力研的报告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混淆了“平均死亡年龄”和“平均预期寿命”两个最基本的人口学概念。因此，在讨论知识分子“英年早逝”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以下问题：第一，什么是死亡人口平均死亡年龄；第二，什么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第三，平均死亡年龄等于平均预期寿命吗？两者可比吗？如果对这些概念都不能了解清楚，很容易从错误的概念推导出错误的结论。
“平均死亡年龄”是一个人口统计名词，它是指所有死者年龄的平均值，它的计算有两种角度：
（1）同批人角度。跟踪同时出生的一批人从生到死的过程，记录他们每个人的死亡年龄，在最后一个人死去后，计算他们死亡年龄的平均值。这样计算的死亡人口平均年龄是这批人真实的“平均寿命”。但这样的数据资料要等到这批人中的所有人死亡之后才能得到，至少需要八、九十年的时间。它反映的也是过去八、九十年死亡水平的历史，与现在的死亡水平基本无关，现实意义不大。在人口学的文献中，只有法国某些教区的教堂存有部分“同批人”出生死亡的完整记录，以及中国清朝皇室的“玉碟”有皇室人员生命历程的记录。因此，不仅现实中很难搜集“同批人”的死亡的完整数据，而且也极少有研究者做这类计算。
（2）同期人角度。将一段时期内（比如一年内）各个年龄的死亡者汇集在一起，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即这一时期死亡人口的平均年龄。很显然，用“同期人”方法计算平均死亡年龄所需的数据比较容易获得，也能反映现实死亡状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或各种人群的平均死亡年龄基本都是这样计算出来的，李力研报告也是这样做的。但是，用“同期人”方法计算的平均死亡年龄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计算结果会因死亡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而严重扭曲。举例来说，在分年龄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如果一个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老，那么，它每年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的数量就会多，用“同期人”方法计算的平均死亡年龄就比较高。反之，如果一个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轻，那么，它每年死亡人口中年轻人的数量比较多，所计算的平均死亡年龄就比较低。
因此，人口学界的共识是，用同期人方法计算的死亡人口平均年龄，不能准确反映该时期的死亡水平，更不能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进行死亡水平的比较。
正是因为“死亡人口平均年龄”指标的两种算法具有这样的缺陷，国际社会通常以分年龄死亡率数据为基础，通过一系列公式的计算，消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编制出生命表，获得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数值，并以这个指标来反映一个人口真实的死亡水平。
平均预期寿命（有时也翻译成期望寿命）是一个消除了年龄结构影响、反映人口真实死亡水平、并能够在各个人口和地区之间进行比较的指标。平均预期寿命通常用字母e[，x]来表示，它的含义是已经活到x岁的人平均还能再活的年数。比如，e[，45]就表示已经活到45岁的人以后平均还能存活的年数，e[，0]表示0岁人口（即出生时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不特别指明岁数的情况下，人口预期寿命或期望寿命就是指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例如，200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71.40岁[7]，也就是说，按照2000年的死亡水平，刚出生的人口平均可以活71.40年。显然，0岁平均预期寿命越高，表示人口健康水平越高。
由此可见，“死亡人口平均年龄”与“平均预期寿命”（即李力研报告和《羊城晚报》专栏中分别提到的“人均期望寿命”和“平均寿命”）两个指标无论是在算法上，还是在含义上，都完全不同。就如同“松花蛋”之于“松花江”、“麦当劳”之于“麦当娜”，两者根本不是同一样的东西，不能进行孰高孰低的比较。因此，李力研和媒体报道中把中关村8个单位的134名死亡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53岁）误解为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并将其与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进行比较，是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的，是不了解人口学基本知识的表现。比较所得出的“知识分子平均寿命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7岁”结论也自然就完全失去了立论的根据。
3“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下降趋势”可信性的检验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死亡人口平均年龄深受年龄结构影响，不能反映知识分子的真实死亡水平和变化趋势。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对媒体报道中所说的“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降低了5岁”的结论也表示怀疑。
为了更准确地计算中关村地区科学家们平均死亡年龄，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同样性质的，但规模和范围更大的调查。本课题组通过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3个单位的人事部门，搜集了中科院下属的18个研究所和北大、清华两所高校在2000年1月至2004年12月之间死亡的436名知识分子（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年龄、性别等数据，对死亡的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进行了重新计算，并对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进行了区分。
调查样本中，在职死亡人口54名，占12.39％，离退休死亡人口382人，占87. 61％。表1、表2、表3分别显示了他们的性别结构和单位分布。
调查结果显示，3所单位汇总得到的全部死亡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为70.27（见表3）。最高的是北京大学（73.68岁），最低的是清华大学，为68.63岁。也就是说，2000～2004年中关村三大单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都在68.6岁以上，这与李力研报告中所说的“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岁”的结论差距很大。
从概念上说，计算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应当包括在职死亡的知识分子和退休以后死亡的知识分子两部分。我们对李力研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岁”的结论与我们的调查结论（70.27岁）差距之大深感惊讶。我们怀疑，李力研报告调查样本中漏掉了大量退休知识分子，他们计算的53岁可能主要代表了在职死亡的知识分子平均年龄。为了检验这一怀疑，我们也专门分别计算了在职与退休知识分子死亡的平均年龄，结果是在职知识分子死亡平均年龄为56.31岁， 离退休知识分子死亡平均年龄为72.24岁。在职知识分子死亡平均年龄（56.31岁）仍比李力研报告的结论（53.3岁）高3.01岁（见表3）。 虽然我们还不能下结论说李力研的调查中未包含退休知识分子，但我们至少可以判定，由于调查范围过窄（8个单位），调查样本量过小（134人）且覆盖不完整， 李力研报告中关于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岁”结论扭曲了中关村地区知识分子真实的平均死亡年龄。“53岁”不仅不能代表中关村地区知识分子（含退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甚至它也不能代表在职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把“53岁”这个结果与10年前调查的“58岁”相比后，进一步演绎出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近10年大幅下降的结论就更站不住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