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了我国金融结构与二元经济的协整方程,并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动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结构与二元经济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金融结构是二元经济的收入和消费因子的Granger原因;二元经济的收入和消费因子对金融结构的脉冲响应是正向响应,而产出因子是负向响应;金融结构受自身影响最大,二元经济在滞后3期受金融结构的影响比较显著。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金融结构完善和二元经济转换的建议。
关键词:金融结构,二元经济,区域金融,金融政策
作者简介:沈红丽,(1982-),女,河南淮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优化管理;齐晓丽,(1979-),女,河北唐山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统计研究;金浩,(1958-),男,吉林龙井人,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金融经济研究。
一、引言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相并存的现象[1]。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是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经济金融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发展的层次和经济金融化的深度。深入研究金融结构与二元经济的关系能够对推动我国金融改革、促进二元结构顺利转换提供有益的对策与思路,并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良性与协调发展。
二、研究回顾
1969年,戈德斯密斯率先提出了综合全面的金融结构的概念,他认为所谓金融结构,就是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并通过构建金融结构指标体系,第一次对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进行了数量研究和比较研究[2]。此后,麦金农和肖在金融深化理论中指出金融深化其实是金融结构的动态化调整和优化的过程[3]。20世纪90年代在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新发展起来的“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是金融结构理论的新进展,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将金融体系分为银行(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两种模式,进行优劣比较[4]。
最早提出“二元结构”的是荷兰社会学家伯克(Booke J. H),而刘易斯(Lewis W. A)是系统论述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先驱人物。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部门,即以现代生产方法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5]。此后,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托达罗等经济学家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扩展与补充。二元经济结构论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从实际国情出发,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度研究和探讨,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二元经济结构论、三元经济结构论以及多元经济结构论。
学术界对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等研究较多,有关金融结构与二元经济关系的研究还不多。1977年,加尔比斯(Galbis, V)建立了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强调了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分割经济中的作用[6]。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关系的研究也大多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分析的。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提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在一个动态模型中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7]。国内有关金融结构与二元经济关系的研究也大多是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研究二元经济转型的,以张杰、王少国、王洋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王少国认为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既有阻碍作用,也有促进作用。
三、实证分析
1.指标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的二元经济结构指标有X1(比较劳动生产率)、X2(二元反差系数)、X3(城乡收入比)、X4(差值基尼系数)、X5(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X6(城乡消费比)、X7(恩格尔系数)以及X8(恩格尔系数差异度)。金融结构指标采用戈德史密斯最先提出来的,很多学者都以此作为衡量金融结构的一个基本指标——FIR(金融相关率)。这一指标可以反映金融总量与国民收入之间关系的一个时间序列的动态指标,是金融结构最基本的方面。本文数据区间为1978-2010,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金融年鉴(2010)以及中国社会统计年鉴数据库。
2.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
首先利用上述二元经济结构的相关指标,运用SPSS软件包,得出1978-2010年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并进行评价。
可得KMO检验的数值为0.798,其抽样充足性值大于0.5,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前2个因子的方差之和占样本方差的93.904%,并且从第三个因子开始,特征值小于1,因此可提取2个因子,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经过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的经济含义比较明确:表中第一个主因子中的X3-X8因子载荷得分较高,这6个指标代表二元经济结构的收入和消费层面,其中X3-X5代表收入层面,X6-X8代表消费层面,因此第一主因子称为收入和消费因子。第二个主因子中X1、X2的因子载荷得分较高,这两个指标代表二元经济结构的产出层面,可称为产出因子。
表1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因子 |
1 |
2 |
X1 |
-0.462 |
0.859 |
X2 |
-0.019 |
0.966 |
X3 |
0.961 |
-0.217 |
X4 |
0.928 |
-0.352 |
X5 |
0.981 |
-0.120 |
X6 |
0.919 |
-0.228 |
X7 |
-0.802 |
0.531 |
X8 |
-0.624 |
0.694 |
图1 二元经济结构趋势图
由图1可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分为几个明显的阶段,这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进程基本一致。
第一阶段:1979-1984年为二元经济结构减弱阶段。图1中二元经济结构综合得分几乎呈直线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238下降到1984年的-1.4963。这主要由于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中农业经济活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同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有效地缓解了农业过剩劳动力过多的问题。
第二阶段:1985-1993为二元经济加强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综合得分大致呈上升趋势,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促进个体和私营经济等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等措施,使得农业的发展再次受到一些政策性的制约,农业资金净流向城市工业,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比较迟缓。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出现了强化态势。
第三阶段:1994-1996年为二元经济强化势头暂缓阶段。从1994年开始我国采取了经济“软着陆”措施。投资增长开始放慢,工业部门的扩张势头受到遏制。一些扶持农业发展的措施相继推出,农业生产率有一定的提高。由于这一时期是与特定的宏观政策背景相联系的,因此持续的时间很短。
第四阶段:1997-2003年为二元性特征再次强化阶段。2003年的二元经济结构综合得分达到0.9845,再次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产生了重大冲击,出现物价连续下跌,生产相对过剩,城市大量工人失业,政府宏观调控及各项保障措施明显向城市倾斜,这一时期的二元性出现强化趋势。
第五阶段:2004年至今为二元经济结构减弱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大致呈直线下降趋势,2010年综合得分达到-0.1296。自2004年以来,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旨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各种措施,我国的二元性特征开始有所缓和。
3.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对F1和F2的因子得分以及FIR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可得F1(收入和消费因子)、F2(产出因子)和FIR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它们满足构造VAR模型的必要条件。
表2 各变量平稳定检验结果
变量 |
检验类型(c,t,p) |
ADF检验值 |
某显著性水平下ADF的临界值 |
平稳性 |
P值 | ||
|
|
|
1% |
5% |
10% |
|
|
因子得分F1 D(F1) |
(c,t,1) |
-1.8883 |
-3.6702 |
-2.9640 |
-2.6210 |
否 |
0.3330 |
(0,0,1) |
-2.9365 |
-3.6702 |
-2.9640 |
-2.6210 |
是* |
0.0530 | |
因子得分F2 D(F2) |
(c,t,1) |
-1.3909 |
-3.6702 |
-2.9640 |
-2.6210 |
否 |
0.5733 |
(0,0,1) |
-4.2428 |
-3.6702 |
-2.9640 |
-2.6210 |
是*** |
0.0024 | |
FIR D(FIR) |
(c,t,1) |
0.0568 |
-3.6617 |
-2.9604 |
-2.6192 |
否 |
0.9569 |
(0,0,1) |
-4.1813 |
-3.6702 |
-2.9640 |
-2.6210 |
是*** |
0.0028 |
注:检验类型是否保留截距和趋势项是根据一般模型中得到的截距和趋势项的t统计值是否显著而确定的。其中c表示含截距项,t表示含趋势项,p为滞后阶数。***(**,*)表示在1%(5%,1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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