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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典型事实，将全球化因素引入微观厂商定价机制，基于微观基础构建我国新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模型。文章运用相关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估计，充分考虑模型的内生性和序列相关性问题，并运用工具变量信息集投影技术解决由随机噪音信息造成的估计结果不精确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自1995年以来，通胀预期与通胀惯性对通胀率具有同等程度的影响，而且全球化因素显著超越了国内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为全球化背景下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与启示，同时为中国曾经历的“缩长”之谜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关键词：全球化，通货膨胀，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货币政策，内生性
作者简介：张成思，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一、引言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总体上呈现出低位平稳运行的趋势。图1描绘了1995年至2010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通胀率的动态演进路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CPI通胀率波峰值达到20%以上，但此后通胀率水平逐渐回落；虽然在2004年、2007年和2010年出现较明显的上升，但最高值都没有超过10%，仍然处于相对温和的水平。中国通货膨胀的这种低位运行与同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为“缩长”之谜。虽然“缩长”之谜并非本文的研究焦点，但是国内经济高涨却没有伴随着长期高通胀的这种现象，启发我们思考国内通货膨胀的国际影响因素。
图1 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率(同比)：1995年1季度—2010年4季度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例如，国际市场供给与需求状况是否也可能影响国内企业的定价策略和定价机制，进而成为国内通胀走势的显著影响因素，甚至有可能超过传统的国内供给与需求因素(即国内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的驱动效应。为此，我们特别注意到，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跨国界的经济活动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中国的经济全球化程度明显提升。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化因素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从国际市场向国内市场传导，进而对国内物价和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产生影响。显然，如果全球化要素显著影响国内通胀走势，那么与通胀相关的宏观政策调整就需要从国内视角拓展到国际视野。
但是，对于全球化要素是否应该纳入国内通货膨胀驱动因素考虑范围内的问题，近年来学界争论异常激烈，而且已有研究远未达成共识。例如，Tootell(1998)以美国6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国外产出缺口作为全球化要素的指标变量，利用1973—1996年的数据估计美国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结果没有发现全球化影响美国国内通胀率的证据。Gamber&Hung(2001)同样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框架下研究全球化因素对美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但考虑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增加到35个，而且将样本区间终点更新到1999年。此时结果显示全球化要素对美国通货膨胀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只有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这种影响才具有统计显著性。如果将贸易伙伴国变为OECD国家，此时全球化指标变量(以国外产出缺口度量)对美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就不再显著(Hooper et al.，2006)。鉴于基于美国的经验证据微弱，Ball(2006)认为全球化因素很难对国内通货膨胀产生显著影响，理由是国内企业定价主要受国内超额需求对其边际成本的影响，与国际市场相关性不大。但是这种结论似乎更适用于封闭经济或者小型开放国家，对于类似中国这样的大型开放国家，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最近，Borio&Filardo(2007)给出了支持全球化影响OECD国家通货膨胀的证据。这一文献基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估计了17个OECD国家自1985年至2005年间全球化与国内通货膨胀的关系，发现加权平均的国外产出缺口对国内通货膨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但是Borio & Filardo(2007)的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设定过于僵化，并且其计算的国外产出缺口以特定某一年的贸易占比作为固定权重，因此结果不具有稳健性。在重新采用随时间变化的贸易占比更新国外产出缺口权重之后，Ihrig et al.(2010)的研究发现全球化要素对OECD国家的通货膨胀不具有显著驱动效应。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对全球化与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最近一篇文献(张成思和李颖，2010)对全球化与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这篇文献以新兴市场国家为整体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有可能无法全面捕捉中国的价格形成机制特征。更重要的是，已有文献在模型设立上与上文介绍的大多数文献类似，都是以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为基准，没有考虑基于微观基础、具有结构化特性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模型。这样设立的模型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尽管能够较为方便地将全球化要素直接引入宏观分析中，但是各变量的具体引入形式(动态还是静态)比较武断，导致宏观模型的表现形式缺乏严格约束，这也是已有文献存在的共同问题。
事实上，对于具有微观基础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模型(特别是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以Roberts(1995)以及Gali & Gertler(1999)为代表的研究提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基础。王少平等人(2001)、曾利飞等人(2006)、李昊和王少平(2011)以及杨小军(2011)以此理论框架为基础所开展的系列研究进一步为分析中国通货膨胀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文在这些已有文献基础上，严格基于微观理论基础，将全球化要素引入微观厂商定价机制，进而基于微观基础构建含有全球化要素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模型，而不是主观地将全球化要素直接增加到宏观通胀模型中，这与已有研究(如张成思和李颖，2010)存在本质区别。
在理论模型的构建过程中，我们注意既不脱离基础性理论假设，又避免过于僵化的动态机制设定给实证模型带来序列相关性问题。在实证分析中，本文还创新性地运用工具变量信息集投影技术，避免由理性预期假设直接获得通胀预期序列而引入额外随机噪音信息。这种方法进一步使得计量模型的序列相关性检验成为可能。虽然这一拓展看似只前进了一小步，但是对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却至关重要。因此，基于微观基础的理论模型拓展和计量分析过程的谨慎创新是本文的主要贡献。
基于以上说明，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以经典的粘性价格理论为基础，将全球化要素引入微观企业定价机制中，构建分析全球化与通货膨胀问题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对文章涉及的变量和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重点考虑模型内生性、序列相关性以及通胀预期的测度问题；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理论模型
在分析全球化因素对通货膨胀影响机制的过程中，具有严谨理论依据的模型构建是关键。这样的模型要既能从宏观机制上反映出全球化要素对国内通胀率的影响，同时又不能脱离现代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的微观基础。为此，我们在理论模型的构建中，以新凯恩斯主义的粘性价格理论为基础，将全球化要素引入微观厂商定价机制，从微观机制推导出含有全球化要素的通胀动态机制模型，从而使获得的宏观理论模型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这一模型本质上就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广泛使用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NKPC)模型，但本文在模型中动态机制的具体形式和全球化指标的引入方面进行了谨慎合理的拓展，这种拓展使后文的实证分析更加贴近中国通胀形成机制的现实情况。①
具体来说，我们以经典的粘性价格理论为基础，但是在微观企业的具体定价模式上有两点关键性的不同。第一，在传统的粘性价格理论模型中(Taylor，1980；Rotemberg，1982；Calvo，1983)，一般都假设微观企业在对其产品进行定价的过程中只关注未来通货膨胀和实体经济表现，即所谓的“前瞻型”(forward-looking)定价模式。虽然Gali&Gertler(1999)创新性地将企业定价分成既有“前瞻型”又有“后顾型”(backward-looking)，但模型中企业定价所考虑的历史通胀率信息只有滞后一期，与现实情况差别很大。这一问题会导致最后推导出的宏观理论模型过于僵化，造成实证模型出现显著的序列相关性，从而使后续计量分析无效。因此，我们在传统的粘性价格理论基础上，不仅同时考虑“前瞻型”和“后顾型”的企业定价模式，而且还允许“后顾型”企业在定价中考虑多期历史通胀率的加权平均形式，从而使理论假设更加贴近现实情况。
第二，已有的微观企业定价理论，没有考虑全球化要素的影响。但是正如引言部分所提到的，随着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国外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走势)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各类企业的产品定价模式。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贸易产品，因为国外经济运行情况会影响国际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进而传导到国内市场的各个层面。因此，我们将全球化要素(国外产出缺口)引入微观企业定价机制，假设“前瞻型”企业在定价过程中不仅考虑未来国内经济运行情况，同时还考虑国外经济运行状况，从而使企业微观定价机制更加完善。
根据以上说明，我们假设在垄断竞争经济环境下，微观层次的公司和企业对其产品具有定价能力。同时，假定所有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一个固定价格水平，直到受到某些随机信号的影响之后，企业才考虑重新定价。这样，价格的调整就具有了“粘性”。当企业在进行定价时，他们会考虑其他相关企业过去制定的价格水平，也就是说某企业在制定产品的当前价格时会考虑过去的价格状况。现在假定企业在任一给定期间内会改变其价格的概率为1—θ(0＜θ＜1)，如果以pt表示t期的总体物价水平(自然对数形式，下同)，该价格就由前一期的总体价格水平与t期所有企业新制定的价格水平(以pt*表示)加权求和决定，即
pt=θpt-1+(1-θ)pt* (1)
在Calvo(1983)的原始模型中，所有企业在定价过程中都被假设为具有“前瞻性”特征，即价格完全决定于公司对未来国内经济运行状况的理性预期。但是自上世纪末开始，学界已经达成一个基本共识，经济运行中总会存在一定比例的企业采取“后顾型”定价方式，他们在制定价格过程中会参照过去的行业定价标准，同时会考虑历史通胀率水平对价格进行修正。所以，我们假设有ω比例的企业采取“后顾型”定价模式，其价格为ptB，另有(1-ω)比例的企业采用“前瞻型”定价机制，其水平为ptF。这样，t期由所有企业确定的新价格水平(相对于总体价格水平)可以表示为：
pt*=(1-ω)ptF+ωptB (2)
对于“前瞻型”企业制定的价格水平ptF，传统的粘性价格理论一般假设为预期总产出缺口(即真实GDP与潜在GDP的自然对数差)与通胀率的折现求和形式(如Gali & Gertler，1999)。考虑到“前瞻型”企业在定价过程中特别关注未来经济走势，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产品定价自然也会关注全球经济形式，因此我们对传统假设进行修正，允许“前瞻型”企业在定价中考虑全球化要素。从影响机制来看，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国外产出缺口首先可以影响国外的商品价格，进而通过进口价格影响国内厂商定价决策。国外产出缺口还可能通过要素市场影响企业定价。实质上，全球化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国内产出和需求间的联系，从而有可能降低企业定价对国内产出缺口的敏感度，即国内产出缺口的影响部分转移到国外产出缺口上。
因此，“前瞻型”企业的定价模型就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3)
其中πt表示通胀率，Etπt+1表示基于时刻t及以前的信息集对t+1期通胀率的预测序列，β表示主观折现因子，ζ是对数线性化过程中引入的结构性参数(ζ具有经济含义，详见Woodford，2003)。另外，ytd和ytf分别表示国内产出缺口和国外产出缺口，kyd和kyf则分别度量国内和国外产出缺口对应的权重。不难看出，当国外产出缺口的权重为0时，模型(3)就与传统文献中的模型完全一致。进一步对等式(3)进行反复迭代，可以将“前瞻型”企业的定价模型重新写成如下形式：
(4)
对于“后顾型”企业的定价机制，我们将传统文献中的通胀率一期滞后进行拓展，即
(5)
其中
表示滞后算子多项式，q表示滞后阶数。在实证分析中，q的取值需要根据AIC信息准则和序列相关性检验共同确定。
根据模型(1)至(5)进行代换推导，可以获得基于微观定价机制的宏观通胀动态机制模型，即
(6)
其中，c是常数项，ηt表示随机扰动项，其余各系数在模型(6)中具有较为直观的解释，这些系数分别是微观模型(1)—(5)中的底层结构性参数的组合，即
(7)
与已有文献相比，基于微观基础进行拓展而推导出来的通胀动态模型(6)既具有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基本特征，又增加了更丰富的动态机制，同时关键性地引入了全球化指标变量，可以作为分析全球化背景下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的基准模型。
需要说明的是，模型(6)中系数γe和γb分别度量了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对当期通胀率的影响程度。从新凯恩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如果γb不为0，那么说明不仅价格水平具有刚性，而且通胀率本身也是有粘性的。对于γe和γb的大小比较，以Gali & Gertler(1999)为代表的主流研究认为，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模型中理性预期应占主导地位，即γe的值要比γb大得多。但这一结论是否适合中国，目前尚无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另外，国内产出缺口和国外产出缺口对应的系数δd和δf分别度量了国内外产出缺口对当期通胀率的压力程度。如果δf显著大于0，则说明国外经济运行情况对国内通胀率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以上参数的具体取值，需要通过实证分析进行确定。
三、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涉及的基本变量包括通胀率、国内产出缺口和国外产出缺口。样本区间的选择根据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国相关变量的可获得性，确定为1995年1季度至2010年4季度。其中，通胀率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同比增长率来度量，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内产出缺口根据不变价格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即真实GDP)进行计算。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直接公布真实GDP季度数据，因此我们以1997年为基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年以来的名义GDP季度数据和对应期间的不变价格增长率推算出真实GDP的季度数据。然后，我们对真实GDP序列进行季节性调整，进而通过标准的HP滤波获得真实GDP缺口，作为国内产出缺口的度量指标。
对于国外产出缺口，我们考虑CEIC数据库中提供的中国最主要的17个贸易伙伴国及地区(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泰国、台湾省、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以主要贸易伙伴的真实GDP缺口(基于HP滤波)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各国及地区的GDP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缺口计算中各国及地区权重的确定按照其对中国的贸易占比(逐年变化)进行计算，即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中国与17国及地区的总贸易额的比率。为了说明更加清楚，表1报告了自1995年至2010年17个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的贸易占比情况。
从1995年至2010年间的平均情况来看，日本、美国、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新加坡、俄罗斯、澳大利亚和英国分列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但是从各年具体数据来看，各贸易伙伴的贸易占比逐年变化(例如2004年以后美国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由于各国及地区对中国的贸易占比每年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在计算国外产出缺口的过程中，按每年各国贸易占比与当年对应真实GDP缺口的具体数值进行逐年计算，最终获得样本区间内的国外产出缺口序列。当然，在计算产出缺口之前，所有真实GDP数据都经过了季节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