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经济资本化与节能减排(上)

内容摘要：本文借助面板协整技术考察能源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经济资本化视角经验分析中国节能减排战略的现实选择。研究结果显示：(1)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无论长期还是短期，“能源中性”假说均不成立；(2)地区间能源产出弹性差异较大，各地区适宜制定差别化的节能减排目标；(3)为增长而挖掘和重估各项资源经济价值的经济资本化模式不利于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能源产出弹性，经济资本化，节能减排

作者简介：师博(1980—)，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与能源经济学。单豪杰(1977)，男，中国中投证券运营管理部，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

伴随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渐蜕变为世界工厂以及国内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双重膨胀，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费量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与此同时，能源消费激增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即在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升高引发的国家能源安全问题日趋严峻，以及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堪忧，在能源领域将面临难以回避的困境。为了有效规避潜藏的能源困局，2009年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40%-45%，并把该指标纳入强制性的国民经济发展纲要中。节能减排毫无争议地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但仍然值得思考的是：中国经济对能源的依赖性有多强？节能减排是否会掣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节能减排应当通过何种途径加以实施？这正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检验

本文遵循Lee与Chang^[1](50-65)的分析思路，采集了1995-2008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将四川省与重庆市的数据合并，并且由于数据的限制没有纳入西藏自治区)，借助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考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使用如下的总生产函数：

Y=f(K、L、E) (1)

其中，Y代表总产出即实际GDP，K、L和E分别是资本存量、劳动和能源投入。以上变量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均取自然对数。

在数据处理方面：产出按照GDP平减指数换算为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资本存量数据来自单豪杰，^[2]并按照其分析框架进行了扩展；借鉴王兵等^[3]的方法，我们用GDP和人均GDP的比值作为劳动投入的代理变量。本文所涉及数据均取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本文借助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基于VECM的因果检验，考察中国省际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分别采用Levine等、^[4](1-24)Im等^[5](53-74)以及Breitung^[6](161-178)的LLC、IPS和Breitung单位根检验方法以保证变量平稳性分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此外，我们还使用更为直接的非参数单位根检验方法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在5种单位根检验方法中，除了LLC检验方法分别在1%和10%的显著性水平识别产出和资本为平稳序列以及Fisher-ADF检验方法在1%的显著性水平识别资本为平稳序列外，其余方法均显示产出、能源、资本和劳动都不是平稳序列。一阶差分之后，Breitung检验方法认为产出不是一阶单整，而其余方法表明产出、能源、资本和劳动属于一阶单整。^②

由于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具备了分析产出与能源、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否具备协整关系的条件。Pedroni^[7](653-670)发展了异质性面板协整检验方法考察四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以解决传统时间序列协整检验功效较低的问题，相应地提出了Panel v、Panel ρ、Panel PP和Panel ADF四种组内协整估计方法以及Group ρ、Group PP和Group ADF三种组间协整估计方法，我们将在不同条件下综合使用上述7种协整关系判别方法。在(1)式的基础上，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建立理论模型：

lnY=α_i+β_1ilnE+β_2ilnK+β_3ilnL+ε_it (2)

由于模型中投入产出变量均采用了自然对数形式，因此，β_1i、β_2i和β_3i分别为能源产出弹性、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在省际层面能源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在长期是共同运动变化的，但仍然需要检验二者间的因果关系，以刻画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运动方向。我们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VECM)的因果检验(内生性检验)，分别从长期和短期考察能源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方向、强度与稳定性。首先在(2)式的基础上估计出误差修正项(ECT)，其次在动态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上估计格兰杰因果模型。

表1 变量间因果关系检验

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投入与产出变量间面板数据的长短期因果检验显示(见表1)：在短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拉动了能源消费，资本和劳动投入则推动了经济增长，此外，资本投入也是能源消费变动的因；从长期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资本和劳动投入同样在推动经济增长，资本投入依然在长期影响着能源消费的变动。因果检验所传递的信息表明，相较于短期而言，能源消费在长期对经济增长的瓶颈效应更为明显，短期减少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不会产生显著影响。长期来看“拉闸限电”等旨在短期内控制能源消耗的管制政策会挫伤经济发展。

二、经济资本化与中国的节能减排战略

本文选择使用能源产出弹性作为衡量能源效率的代理变量。我们在(2)式的基础上，采用Pedroni^[7]的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MOLS)估计中国省际能源产出弹性。从全国整体来看，三种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能源、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1%产出相应增加0.15%、0.67%和0.56%，这与吕冰洋^[8]测算的1978-2005年中国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分别为0.555和0.445较为接近。同时测算结果与目前中国是资本积累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基本判断一致，对东、中、西部的区域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就能源产出弹性而言，其在三大区域的差异较大，东部最高达0.27，西部次之为0.11，中部最低是0.05。为了衡量各地区间能源效率的差异，我们计算能源产出弹性的变异系数，全国平均水平为1.47，东、中、西部则分别达1.07、4.21和1.22。从全国整体来看能源效率的差异化程度大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加之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因此，各省、市、自治区适宜按照不同的速度规划节能减排方案。

大量研究通过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发现，中国经济主要依靠要素积累尤其是高投资推动增长，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高，低技术进步与高投资、高增长构成了巨大反差。^[9]中国之所以出现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其内在推手是经济资本化，即经济增长源于经济资源的不断资本化，进而经济资本化又逐渐延伸为对未来现金流贴现定价、价值挖掘和重估。

将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应用到能源经济学领域不难发现，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人民币升值以及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的背景下，能源需求不断攀升引发能源价格以及对能源价格预期逐渐走高，在利益驱动下国内煤炭开采业的“国进民退”，能源产业出现前所未有的资本扩张。与资源开采企业相配合的是，在分权式治理模式下，能源富集省区的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相提出以“煤电、煤化工”为代表的大能源发展战略，资源配置逐渐向能源开采和深加工行业集中，进一步加速了能源产业的经济资本化进程。由此，不难理解经济资本化会作用于能源效率，需要指出的是，投资从另一个角度又具有体现型技术进步的性质，因此经济资本化对能源效率可能存在不同方向的影响。遵循上述分析思路，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EE_i=C+a_iFI_i+b_in∑X_in+ε (3)

其中，EE代表能源效率，C为常数项，FI为经济资本化的代理变量，ε为误差项，下标i代表省份。X表征一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以煤炭产量与消费量比值计算的能源禀赋代理变量(EN)；产业结构变量，用工业产值与GDP的比值衡量；市场化指标(FIS)，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计算；西部地区虚拟变量(WEST)和中部地区虚拟变量(CENTRAL)。各变量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由于能源效率仅测算出29个省、市、自治区的横截面数据，我们将1995-2008年各自变量的平均值作为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

如表2所示，在模型(1)中仅考察能源效率与经济资本化即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与此同时在模型中加入一阶自回归项(AR(1))用以控制自相关问题(下同)。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能源效率将改进1.6%，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产生体现型技术进步提升了能源效率。我们在模型(2)中加入固定资产投资的二次项，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即能源效率随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这与前文的分析思路相契合，即经济资本化能够通过内嵌于设备资本的体现型技术进步提升能源效率，但过度投资会降低设备投资比重抑制能源效率改进。

责任编辑：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