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二）

4年轻一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农村的决定因素
    4.1估计框架
    为了进一步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在本部分我们选用年轻一代外出务工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即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随着第一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因为年龄的原因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90后外出务工劳动力陆续的加入，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规模及其占外出务工劳动力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数据选择上，我们基于2007年农户整群抽样数据，筛选出当前农村劳动力中有外出务工经历，出生时间介于1980～1993年之间，同时扣除正在读书学生的部分样本，最后获得有效样本2285人。
    
    被解释变量为15～28岁之间的农村外出劳动力是否继续在外务工的虚拟变量。解释变量有两组，一组是家庭禀赋变量。关于家庭人力资本我们选入的变量为家庭成员综合素质、家庭劳动力总人数、户主及户主配偶的人力资本状况。在农业生产中，对劳动力个人文化素质要求并不是很高，家庭生产能力更多的是由家庭劳动力数量来体现。考虑到就业的代际传递性和家庭决策效应，户主的人力资本特征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引入了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户主配偶的文化程度变量。关于家庭社会资本状况，我们从家庭政治地位、家庭社会网络数量和质量3个角度来考核。引入户主为共产党员身份来标识家庭在所处环境中的社会政治地位⑤。家庭社会网络数量我们用户主夫妻直系亲属数量来体现，社会网络质量用家人及亲戚中有无自办企业来标识。家庭经济资本从家庭经济水平存量、经济收入流量以及家庭经济水平自评这3个角度来考察。劳动力选择回流是近几年内发生的行为，当初的选择会受到当时经济状况的影响，所以我们选入家庭财富积累值作为家庭长期收入的代理变量。家庭财富包括2007年年底家庭消费型和生产型资产的总和。另外，根据斯塔克的新迁移经济理论，相对贫困也会影响劳动力的就业流动性，所以在模型中我们还考核了家庭相对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家庭自然资本用家庭耕地数量和质量来衡量⑥。另一组是选入的控制变量，引入了新生代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包括被访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
    4.2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的决定模型
    考虑到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有可能发生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在模型1中未引入家庭经济资本，在模型2中未引入家庭人力资本，模型3引入了所有解释变量以作对比分析，也可考察所构建模型的稳定性。回归结果如下：
    第一，在其他变量都被控制后，家庭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分因素来看，家庭成员综合素质得分越高，新生代劳动力越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而家庭劳动力总人数越多，新生代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回流农村，家庭劳动力人数每增加1个，选择回流的可能性会提高29.7个百分点。从户主及配偶的人力资本特征来看，户主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新生代劳动力越倾向于在外务工；户主配偶的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劳动力是否选择回流并无显著影响⑦。可见，户主的年龄越大对孩子的约束能力就会越小，新生代劳动力越倾向于自己外出就业；而户主文化程度越高，眼界也越开阔，思想越开明，越会鼓励和支持子女外出务工。
    第二，在家庭社会资本变量中，户主是党员身份对新生代劳动力回流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从家庭社会网络的规模和质量看，家庭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质量越高，农村新生代劳动力越倾向于外出务工。和没有亲戚开办企业的相比，家人或者亲戚中有开办企业的新生代劳动力回流的概率会降低4.5％。家庭社会网络可以为新生代劳动力外出务工提供就业信息，甚至就业岗位；家人或者亲戚中有自办企业的，会给年轻一代劳动力提供对未来和外界的憧憬，激励着他们外出闯荡。
    第三，家庭经济资本是影响新生代劳动力是否选择回流的重要因素。从回归结果来看，家庭财富积累对新生代劳动力选择回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财富积累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新生代劳动力回流的概率会增加13％。也就是说，长期生活水平较好的家庭，新生代外出劳动力越倾向于回流。可能的解释是，家庭财富积累值较高的家庭，可以认为这样的家庭生活水平长期以来都比较优越，家庭对外出务工劳动力吸引力较强。另外，从家庭经济水平自评值来看⑧，被访者家庭在当地处于上等和中上等的家庭，新生代劳动力更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而不会选择回流。
    第四，家庭耕地数量和质量对新生代劳动力是否回流的影响方向相反，但是都不显著。这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因为新生代劳动力大多是一出校门就外出务工，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也不想在农村务农，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考虑家庭耕地状况。
    
    与第一代农村外出劳动力相比，我们发现影响新生代劳动力回流的因素有所不同。从家庭社会资本来看，家人或者亲戚中有自办企业的对于第一代劳动力回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劳动力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从家庭自然资本来看，家庭耕地数量对于第一代外出劳动力回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新生代劳动力却没有显著影响。从个人特征来看，对于第一代农村外出劳动力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回流，而新生代劳动力是较为年轻的群体容易选择回流。文化程度对于新生代劳动力回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劳动力更容易选择回流，文化程度对于第一代外出劳动力回流无显著的影响。
    4.3户主子女外出务工后回流的决定模型
    我们进一步考察家庭禀赋对户主子女就业流动性的影响，分析框架和具体变量选择基本上同于新生代劳动力回流决定模型。选定研究对象的共同特征是都为家庭里户主的子女(或进门女婿、儿媳)，年龄跨度集中在18～40岁(30岁以下占了82.5％)，平均受教育年限9.3年，男性占53.2％，未婚者占56.2％。这批年轻的劳动力第一次外出务工时间多在2000年以后，占总样本的82.9％；而2004年以后第一次外出务工的则占总样本的50％以上。接受调查时，他们的父母都还健在，且父母是一家之主。
    模型估计的结果详见表5。在模型R1中未引入家庭经济资本变量，R2中未引入家庭人力资本变量，三个模型比较来看，其他变量的系数并无实质性变化⑨。具体回归分析如下：
    第一，家庭人力资本是影响户主外出务工子女回流的重要因素，在我们所选入的5个变量中，其中有4个在1％水平上显著。分变量来看，家庭成员综合素质对户主外出务工的子女选择回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家庭劳动力总人数对户主外出务工的子女回流却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劳动力每增加1人，户主外出务工子女回流的概率会提高30.1％。
    第二，从就业选择与就业流动的代际溢出效应来看，父母的人力资本状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子女的就业选择。回归结果显示，父亲的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年轻一代劳动力越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并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父亲年龄每增加1岁会带来外出务工子女选择回流的概率降低2.5个百分点；父亲受教育年限的边际效应为5.5个百分点。出乎意料的是，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外出务工子女是否选择回流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从家庭社会资本来看，家庭社会网络的规模和质量都对外出务工子女回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父母的直系亲戚数量每增加1个，外出务工子女选择回流的可能性会降低4.7个百分点。当其他解释变量都被固定在平均水平时，家人或亲戚中有自办企业的会使得外出务工的子女选继续在外务工的概率提高49.9个百分点。父亲的党员身份对外出务工子女回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边际效应上看，父亲是党员身份的比不是党员身份的家庭子女外出后回流的概率提高39.1个百分点。
    第四，家庭财富积累的标准化值每增加1个单位，外出务工子女回流的可能性就会提高15.6个百分点。比较模型2和模型3我们发现，在加入家庭人力资本因素后，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影响力提高了6.4个百分点，系数显著性也从10％水平上提高到1％显著水平上。可见只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才能实现家庭经济资本的有效利用。从家庭在当地相对经济水平来看，经济地位较高的户主子女外出务工后更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回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我们还引入3个工具变量⑩：主房屋层数、主房屋墙壁材料(11)和构建主房屋资金来源(12)，对家庭经济资本的内生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证明，家庭财富积累和家庭经济地位的反向因果关系并不成立，这两个变量可视为外生变量，直接引入单方程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可以获得一致估计。由于篇幅原因，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未在文中列出。
    5总结与讨论
    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不仅构建模型研究家庭禀赋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总体影响，并且还进一步论证家庭禀赋对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回流决策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家庭成员综合素质较高或者有一定技能，外出劳动力一般也会获得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在外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外出后一般不倾向于选择回流农村。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与第一代农村外出劳动力相比，我们发现影响新生代劳动力回流的因素有所不同。从家庭社会资本来看，家人或者亲戚中有自办企业的对于第一代劳动力回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劳动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新生代劳动力大多是一出校门就外出务工，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也不想在农村务农，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考虑家庭耕地状况。但是如果家庭耕地很多，父母也会强制性留下他们在家务农或者回流。相比较而言，家庭耕地数量对第一代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家庭内部，户主具有较高的权威，有权决定全家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生活支出计划，户主子女的行为选择更容易依附于家庭禀赋和家庭决策。实证研究发现，对于户主子女这一群体，如果家庭成员综合素质很高，包括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当前职业状况等，可以为他们在外务工提供帮助和支持；只是家庭劳动力较多可能并不能为其提供外地就业的帮助，相反在当地发展，还可以利用更多的家庭人力资本。丰富的家庭社会资本为农村劳动力在外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会空间和资源可获得性，在此条件下他们更愿意在外务工而不会轻易选择回流。在农村，党员身份代表着家庭的政治地位，如果家庭在当地发展环境较好，外出务工子女还是倾向于选择回流农村。从家庭在当地相对经济水平来看，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子女外出务工后更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回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和Stark等人提出的迁移“相对贫困”理论有着较大的差异。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相对经济地位是被访者对家庭经济水平在村内地位的评估值，自己认为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往往更为自信、更有动力外出务工。
    最后，在本文的分析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发展水平相差较大，数据抽样的科学性和代表性是当前农村问题研究的主要障碍。本研究受限于研究者的社会资源网络和影响力，在组织去农村入户调研时，作者只是选择了中部地区的两个省。不过因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大，样本分布不平衡的缺陷得到一定的改善。
    收稿时间：2012－04
    注释：
    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民收入连续多年较快增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元，但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由2000年的4027元扩大到2011年14833元。
    ②农村进城劳动者多被称呼为“农民工”，但是这一称谓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这一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因为大多数农村迁移劳动力不再从事工农兼业行为，更有一部分外出务工劳动力在农村没有了土地和房屋，彻底实现了就业转移。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更是如此，他们没有农村务工经验，很多还是在城市出生和成长，所以在本研究中我们统一使用的名词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或者简称为外出务工劳动力。
    ③物质资本、金融资本都是家庭财富状况和经济水平的表现形式，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很难具体划分，所以在本研究中我们用家庭经济资本中一个指标来综合代替。
    ④在本研究中对一户或一家的定义是：有共同的经济预算，或者在一口锅中吃饭为一家。家庭是本研究的基本单位，在个别变量中强调了户主的重要性。
    ⑤这一方面可以影响新生代劳动力在当地的相对优越感；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新生代劳动力在当地的发展空间，包括非农就业选择的机会。
    ⑥由于新生代外出劳动力大多是走出校园就外出就业了，没有农业生产经历，但是农村耕地依然是他们长期生活的保障性资源。
    ⑦在我们所选入的户主及配偶样本中，户主的年龄在28～84岁之间，并且95％的户主在45岁以上，所以户主基本上是新生代劳动力的父母辈，不会有样本上的重合。
    ⑧家庭经济水平自评，是被访者对家庭在当地经济水平的相对评价，它可以是被访者对当前家庭生活水平的认识，也可能是一种长期生活状况的感知。
    ⑨在模型构建中，我们还考虑了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因素，但是在所有的模型中这一因素对子女辈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在统计上都不显著，所以最终未引入模型。
    ⑩从调查结果来看，被访地区农户的主房屋有85.6％是修建于1997年之前，新生代劳动力在这一时期应该还在读书，或者刚刚参加工作；户主的子女也是刚参加工作不久，并且到现在一家之主的父亲依然健在，房屋建设支出花费一般是来自于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工作所得收入。
    (11)在调查问卷中，这一问题为“被访者房屋的墙壁材料”，墙壁材料为水泥或者砖为1，其他为0。
    (12)构建现在主住房所需资金来源，选择“自己的储蓄”设置为1，选择“亲朋借钱、银行贷款等”设置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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