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元回归分析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产率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一)

摘要：本文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实证研究文献中有关生产率溢出争论的基础上，运用元回归分析对FDI溢出效应的31篇论文进行实证研究，考察研究者的研究设计、数据特性、溢出方式、时间因素、技术差距、行业属性、劳动力质量及R&D等因素对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FDI代理变量的形式对结果有显著影响，采用FDI产出值的样本比FDI水平值的溢出效应高，而采用面板数据、行业数据以及R&D和垂直关联研究设计等均得出更高的溢出效应；服务业较制造业FDI有更显著的正溢出效应；FDI的资本与劳动效应不显著。研究还表明，技术差距过大并不利于FDI的吸收与消化；时间均值变量参数为负，表明近十年我国的FDI溢出效益呈下降趋势；模型设定错误可能是引起国内FDI溢出效应结果不同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元回归分析，FDI，生产率溢出

一、引言
    最早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technology spillover)问题的是MacDougall(1960)，而Hymer(1976)通过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从而成为FDI理论探索的先行者。FDI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还是经济发达国家，均表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近年因金融危机出现了回落，2009年达到谷底)，从而引起国内外学者对FDI溢出问题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学者们围绕FDI是否对东道国有正溢出、是否与国家性质有关、是行业内溢出还是垂直溢出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争论。
    争论一：是否存在溢出？溢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还是经济发达国家？随着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开放步伐加快，国际上关于FDI在东道国产生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涉及国家多达几十个，大体可分为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Caves(1974)率先开展了FDI溢出的实证研究，其研究对象为两个经济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结论是这两个国家的制造业FDI行业内溢出均表现为正。Blomström和Persson(1983)对墨西哥、Kokko(1996)对乌拉圭的截面数据研究的结果是FDI溢出效应不显著。Görg和Strobl(2001)对21篇FDI溢出的代表性论文进行了元分析，其中正溢出为13篇(62%)，负溢出为4篇(19%)，统计不显著有4篇(19%)。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发达国家FDI溢出正效应是显著的，而怀疑FDI在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存在正溢出。这一观点的代表应推Aitken，他于1999年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高被引论文“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Aitken，1999)对委内瑞拉1976-1989年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结论为负。时隔5年，Javorcik(2004)在同一期刊上发表论文，证明了转型经济体立陶宛制造业FDI的向后关联对生产率有较显著的正溢出。一个世界级的顶级经济类期刊先后发表了不同结论的两篇高被引论文表明这一争论还将继续。一些学者提出了技术差距论(Kokko，1996；Castellani，2003)、本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Castellani，2003)等来解释为什么技术溢出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结论。
    争论二：溢出是水平溢出还是垂直溢出？Hirschman(1958)最早在其名著《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提出了后向关联(backward linkages)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常被用来度量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avorcik(2004)验证了转型经济体立陶宛制造业FDI的后向关联对生产率有较显著的正溢出，前向关联和行业内溢出不显著，并由此分析了Aitken(1999)的负溢出结论在于关联问题。Hanousek(2010)的研究表明，后向关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确实是获得经济发达国家技术外溢的一种重要的途径。
    从文献分析可知，争论的主要源头是数据、模型与研究方法等的不同。Görg和Strobl(2001)认为研究设计、方法和数据以及不同的FDI测度指标是导致当前FDI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FDI研究的初期数据多为时间序列或截面(cross-sector)数据(如Caves，1974)。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如STATA、EVIEW等统计软件的出现与升级)，面板数据(panel data)已成为主流。Görg和Strobl(2001)认为面板数据适合于长期跟踪研究东道国生产率溢出，而截面数据则适合于时点的情况。国内目前仍以行业数据研究为主(如陈涛涛、陈娇，2006)。在研究方法上，一些学者将TFP理论与FDI理论相结合，Javorcik(2004)运用Olley-Pakes回归(半参数)和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回归模型来考察立陶宛的制造业FDI对TFP的影响。国内学者大多是借鉴Feder(1982)方法，将整个经济划分为外资和内资两个部门，然后运用Caves(1974)的处理方法，在一个扩展的生产函数框架内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测算。
    Stanley和Jarrell(1989)于1989年创立了元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分支——元回归分析(Meta Regression Analysis—MRA)，并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网站，即时发布该领域的进展(作者还就有关元回归分析的问题通过Email与Stanley进行了探讨)。较早将元回归分析用于FDI溢出效应研究的是Görg和Strobl (2001)，他们选择了不同国别样本的21篇论文(其中18篇为正式发表论文，3篇为工作论文)，设定了7个哑元变量，以考察国家性质、数据的类型、样本的自由度、FDI的不同代理变量形式等对回归参数t值的影响，同时还分析了出版偏好问题。随着元回归分析的发展，近年有关FDI元回归分析的研究正逐步成为热点，Meyer和Sinani(2008)考察了66篇FDI论文，将之分为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和经济发达国家，指出FDI 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人力资本、制度因素都显著相关，并考虑了时间趋势变量等，提出了东道国发展水平与FDI溢出呈U型的假设。Wooster和Diebel(2010)选择了研究发展中国家FDI溢出效应的32篇实证论文进行元回归分析，结论表明当实证研究考虑FDI对产出的影响时，结果倾向于溢出效应为正；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亚洲国家FDI的溢出效应则更倾向于显著为正。运用Meta-Analysis方法分析中国FDI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少。Ljungwall和Tingvall(2008)收集了67篇论文(其中涉及中国FDI的论文有17篇)的125份结论，研究表明相对于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国比其他国家FDI有更高的溢出效应。王万珺(2010)收集了32篇国内作者的73份结论进行了元回归分析，考察了8个哑元变量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为国内首次将元回归分析应用于FDI溢出效应的研究。
    自FDI溢出问题提出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FDI溢出的实证研究十分丰富，但由于数据来源、地区差异、行业、模型、时间、研究方法的不同，导致研究结果没有呈现趋同或收敛的趋势，这也反映出上述所分析的两大争论。本文试图运用Meta回归方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相互独立的31篇国内外研究论文，定量分析具有共同研究问题——FDI溢出——而溢出结果不一致的不同研究之间的共性，通过整合这些相互独立的研究，以期形成有关中国FDI溢出趋势性、规律性的研究结论，从定量的角度对FDI溢出的两大争论起因进行分析，并对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做出解释。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提出FDI溢出问题的两大争论，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第二部介绍样本和变量的选取原则与说明，对Meta回归方法作简要描述；第三部分对Meta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解释现有研究差异产生的原因；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样本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
    元回归分析方法要求收集所有的相关文献——包括发表的和未发表的，从而降低由于任何非随机的文献选择所导致的潜在偏差。一个好的元回归分析需要提供有关诸如搜索的细节问题，包括涉及的年份、文献入选标准等，以便于其他学者进行“复制”研究。
    根据元回归分析这一要求，本研究样本论文选择的具体原则：一是选择重要期刊，如《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经济管理类权威期刊，以保证研究数据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可靠性；二是标题中同时含“FDI”、“溢出效应”或“生产率”等关键词，由于有关FDI的论文多达几千篇，必须选择适合的论文进行元回归分析；三是样本论文已提供FDI溢出回归参数的t值；四是为考察发表于国外与国内论文结果的差异，选择了8篇以英文发表的关于中国FDI溢出效应的论文据①。
    从这31篇实证论文中提取相应的信息，包括作者、发表刊物(国外与国内)、发表时间，回归方程FDI代理变量系数的t值，所使用样本数据涉及的年限，样本大小、数据的类型(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样本数据的层面(省际数据、行业数据或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等18项变量(详见表1、表2)。
    

本文从31篇实证论文中确定了适用于元回归分析的75份结论，选择的标准为，当同一篇论文出现多个模型和实证结论时，选择该文作者认为最优的估计结果(如采用了固定、随机模型或GMM模型等)；如果论文作者没有指出其所偏好的实证结论，而且多个估计结果之间的符号或显著差异较小时，拟合优度最高(R2)的将被选取；当论文替换不同的被解释变量(如使用产出值GDP或全要素生产率)，或包含不同的衡量FDI的代理变量(如FDI水平值与外资股权比例，外资雇员比例等)，或观察值不同时，在没有采取一定的检验方法指出多个估计结果中的最优时，同一篇论文的多个结论可能均被选入样本集。
    （作者：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徐宏毅 蔡萌 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 赵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