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测评

    内容提要：构建一个指标体系测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有助于掌握经济发展，了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与阻力，明确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测评的指标体系和指数权重体系，对我国2000～2009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进行测度和评价，得出基本结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需要加快，并分析了其中的制约因素，建议通过大力培养人力资本智能推动科技进步；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人力资本的自主创新能力等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体系/测评作者简介：何菊莲，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电子邮箱：hjl1988＠126.com（邮编 410081）；张轲，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电子邮箱：zkzhe＠126.com（邮编 410081）；唐未兵，湖南商学院，电子邮箱：weibingtang＠yahoo.com.cn（邮编 410205）。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丰富：一指人们通常强调的改变“四高四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资本、低产出、低效率、低循环、劳动力的低工资)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二指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即实现低成本优势到通过制度、管理、技术等全面创新以提升知识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为主要内容的比较优势和新的竞争优势的转换；三是根据经济关系的不断变化，对经济关系诸多领域的有效调整；四是实现经济增长由盲目追求数量转向注重质量提高、由不可持续发展转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由单一发展方式，向“四位一体”(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的发展方式拓展。其基本要求是把人作为实施主体，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资本投入，不依赖廉价劳动力成本而是靠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高等方面，在人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二、测评指标体系和指数权重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文献检索结果显示，未见直接的研究成果。大量相关研究表明，至今为止，经济发展理论应用中尚存在局限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的测度问题是局限性之一。这构成了对相关实证研究的制约。由此，为科学客观的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提出建立在准确数据基础上的政策建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无论是学术研究需求还是宏观决策管理需要，建立科学客观的指标体系，都很必要而又迫切。
    (二)指标选取的原则
    构建测评指标体系时，除了符合统计学规范外，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科学性与系统性相结合原则。指标概念涵义明晰准确，能够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指标体系总体结构层次设计科学合理。第二，总量反映与结构反映并重原则。指标能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特性。第三，静态描述与动态反映结合原则。即指标的选择范围尽量在我国现有的统计资料，至少通过相关资料、实地调研能够测算出来；指标能在不同规模的地区之间进行比较评价。
    (三)指标体系和指数模型的构建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测评的指标体系。遵循上述四条原则，综合考虑我国现有基础统计所能提供的数据条件，笔者在参考了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丰富内涵为根本依据，利用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法构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测评的指标体系如下：
     
    如表所示，指标体系分为三级，其中一级指标的四个维度用于体现四个方面的转变结果：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根据四个维度的一级指标的主要特征确定二级指标10个；再根据可观测、易统计原则确定能反映二级指标主要特征的三级指标28个。指标解释如下：
    一是经济发展维度。这一维度主要包含经济增长、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的经济增长，一直是讨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核心。正如赫立克、金德尔伯格(1986)所说：“很难想象没有增长的发展……否则作为发展标志的产出构成的变化是不可能出现的”。经济增长率的差异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盲目追求数量和速度的增长，其后果是引发巨大的经济社会矛盾和资源环境问题；另一种是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可持续增长，表现为经济运行长期平稳增长。以经济增长来衡量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从盲目的数量和速度的增长转向质量和效益的平稳的持续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是人类自身谋求生产力解放和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途径。资源合理配置指以合理资源实现最大经济效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及其动力高低直接取于该国和该地的资源配置是否合理。资源合理配置既能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合理，也能体现经济均衡程度，还可以促进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是社会发展动力维度。这一维度主要包括社会事业及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建设。社会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力。社会事业发展的差异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发展方式转变是否具有持续性。经济发展质量主要取决于社会的教育、科研、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因为教育、科研、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即人力资本的知识能力水平和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以及道德价值。外生动力不仅存在较大风险，而且难以持续，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内生动力可通过经济社会运行形成，具有自我生成和自我加强的特征(李玲玲、张耀辉，2011)。因此，社会发展就是从依靠外生动力转向依靠内生动力，用持续自主创新并积累创新能力代替投资推动、资源消耗，并从创新中获得发展动力。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构建和谐社会。
    第三个维度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等的协调发展。人类发展所遇到的外部资源环境的约束，要求人们在发展中调整自身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找到适应的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约束是能源、土地和环境以及一系列的重要资源限制，减少对资源的占用、消耗和破坏，不仅是人类为其未来的发展创造空间同时也是减轻其压力的重要举措。
    第四个维度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价值水平、人均寿命的延长以及就业充分、社会安全感、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和实质是由以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提高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人自身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一方面表现为购买力提升，生活水平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通过教育、保健以及社会保障等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人力资本的保障；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不仅要求社会公平，还要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生成的环境和条件，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需的人力资本水平。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测评的指数模型。该指数模型是在指标体系基础上构建的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总指数和四个分项指数(一级指标)构成的评价指数体系。指标权重通过专家打分和综合调整赋值而定，权重分配突出了社会发展动力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因为这是经济发展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和出发点落脚点)。本文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指数为100，2001～2009年中各年为报告期，分别以各年的数值除以基期数值得出报告期指数，再根据各指标权重算出各级指标指数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指数。总指数是一级指数的加权总和，一级指数是二级三级指标的分层加权总和。具体指数权重体系见表2。
     
    三、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的测评
    (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的测度
    根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测评的指标体系和指数权重，使用状态比较方法来测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数据来源以《中国统计年鉴》为主。还有《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教育部网站、中国财政部网站、中国卫生部网站、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国际能源署网站、中国统计局网站转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等。当统计年鉴数据与中国统计局网站数据不同，本文选用网站数据；当年数据尚未公布，以前一年度的数值替代。近10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测度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根据上表的统计数据和指数体系权重，得出测度近10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的总指数和一级指数，数值结果和变化状况分别见表4～表8和图1～图5。
     
     
    图32000～2009年社会发展动力领域指数变化
     
    图42000～2009年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领域指数变化
     
    图52000～2009年人的全面发展领域指数变化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的评价
    从近10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的总指数的数值表(表4)和变化图(图1)看，在2009年总指数达到151，表明在各方面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朝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优化方向发展。但是，主要评价领域测评结果差异明显。如图1所示，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四个维度中的三个维度的表现均优于基期2000年，其中，经济发展指数明显领先于其他指数且一直保持较强走势。尤其是2003年后上升速度加快，大大领先于其他指数，2008年开始这一指数在下降，表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发展动力指数的上升走势虽然不及经济发展指数的速度，但上升趋势一直较稳。比起前两个指数的走速，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的走速缓慢，但其走势还是平稳在升。这三个指数的走势是趋同的。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指数在2003年后明显偏离其他指数，以与其他指数相反的力量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数的趋势。由此可见，在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四个维度中，社会发展动力指标和经济发展指标的发展方向表现出较强的持续转变特征，社会发展动力指标表现出平稳的转变趋势；而人的全面发展指标的综合表现则不佳，虽然，人的全面发展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与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转变未能同步，相对缓慢；特别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指数方向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走势有偏离。以上三点在一定程度上正好反映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四高四低型”的方式，同时，正好说明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经过初步测评，得到基本结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变但是进程较慢。遇到的主要瓶颈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问题、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问题上，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衡量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作为衡量产业内部结构优化的参考指标，并结合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作为衡量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参考指标。统计分析过程中引用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和曹吉云(2007)算法。统计计算结果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缓慢，2009年指数值为132，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统计数据中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程度以及第二产业内部的优化升级程度。统计图表显示，2003年产值比重快速上升，但指数走向先升后降，2009年比2004年下降，表明我国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进程较慢且有曲折，第三产业方面，报告期基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仅从39％增长到43.4％，就业比重从27.5％增长到34.1％，未见明显改观。
    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主要表现在消费动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因为基础设施保障方面，虽然我国的人均铁路里程和城市道路面积率的绝对值在13％以下，未达到国际公认的较好水平(20％左右)，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每万人拥有的铁路里程、城市道路面积率都在逐年上升。但是，我国的消费动力持续减弱。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该国或该地的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0％左右。但是，我国的人均GDP，早在2001年已超过1000美元，我国的消费率却在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62.3％逐年下降到2009年的48.6％。消费动力不足已成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阻力之一。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在社会发展动力领域的指数值表(表6)和指数变化图(图3)中，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指数值在不断上扬，这表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但是，引用李玲玲、张耀辉(2011)的算法估算每百人R&D人员全时当量科技成果产出量来衡量。近10年，每百人R&D人员全时当量增长2倍多，科技成果产出量却没有同步增长，国内技术引进比例大量增加，而工业产品出口附加值率却在降低。这说明对外技术依存度仍然较高。从绝对值看，我国大中型企业用于购进国内技术的支出比例从2000年的6.659％上升到2009年的30.70％，指数值增加216％。这表明，我国企业依靠国内研发技术的程度仍旧较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差距很大。我国的出口产品附加值和出口产品结构的低度化趋势，难以参与产业链高端的国际分工与协作，从而对产业梯度转移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
    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问题上，主要表现为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本文选取单位GDP能耗衡量经济发展与资源耗费的关系。测度结果表明，近10年，我国的每万元GDP能耗下降幅度较大，但资源利用效率没有明显改善，资源耗费严重，能源、原材料供应十分紧张。我国经济发展的高能耗特征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遇到了资源的硬性约束。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淡水资源的占有量约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城市中已有2/3缺水，1/4严重缺水。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据有关预测，我国2020年主要矿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分别为：石油从目前的41％发展到58％；铁从34％发展到52％；锰从31％发展到38％；铜从72％发展到82％；铅和锌从自给分别发展为52％和6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我国的能源弹性系数上个世纪从80年代初的0.44，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迅速上升到1.7，增加了近四倍。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遇到的另一硬性约束是环境约束。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传统三废的排放，尽管近几年已得到控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改进，但是，经济发展带给自然环境的负荷不但没有下降却仍在增加，自然环境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约束正在加强。这一点，已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领域的指数值表(表7)和指数变化图(图4)得到体现。特别是自2003年开始，我国重复建设重新抬头，钢铁、水泥等产业领域出现较大规模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建设。这种盲目投资和低水平建设在土地资源浪费巨大，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污染物排放也在增多，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也就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指数在2003年后明显偏离其他指数(图1)，以与其他指数相反的力量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数的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仅2006年就高达2588.8万吨。资源环境属于硬性约束。我国以快速消耗资源和污染排放牺牲环境的传统的低水平方式发展，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这种发展引发的问题难以通过技术转移、贸易分工等途径有效解决，只能通过关键途径，即促进技术进步，实行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发展方式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主要表现在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和社会收入与社会财富的两极化严重。居民生活质量方面，主要通过货币购买力、教育文化程度、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指标来衡量。结果表明：虽然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指数稳步上升(表8)，但是，我国的CPI指数逐年上升，居民的货币购买力却在下降，近10年下降10％以上，这表明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并未与GDP增长同步提高。教育文化程度方面，采用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和公共图书馆藏量反映居民获得智能提升的程度和供给的水平。从统计数据可知，我国具有高等学历的人数比例和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逐年上升。到2010年，我国具有高等学历的人数比例是2000年的2倍多。但是，国民整体受高等教育的水平还较低。从实际值看，我国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比例仅为22.9％。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比例67.2％相比相去甚远，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5％。居民的医疗保健方面，社会卫生支出个人负担比重逐年下降，这表明政府在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提高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方面，我国参加基本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人数比例逐年上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大，但是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和层次偏低。
    从短期而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该体现在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上。但是，本文测度的结果表明，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远远滞后于经济运行行为的表现，这正是人们不满现状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人们最为不满的是基尼系数高居不下，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与社会财富两极化严重。在收入分配的测度过程中引用张焕波、王铮(2007)、李绍东(2010)等的算法用基尼系数来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用李玲玲、张耀辉(2011)的算法用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反映劳动报酬参与GDP分配的程度，用城乡人均收入比反映经济发展成果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关系。测度结果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呈逐年增加走势。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标准，我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已超过0.4，2007年已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2008年达到了0.5以上。这表明我国的收入差距不仅已过警戒线，而且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的基尼系数仅为0.23)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否则，不仅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可能引发系列社会问题。从我国居民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看，以工资计的劳动报酬在参与GDP分配时所占份额偏少(12％左右)，居民的工资未能体现按劳分配制度中的分配公平。从城乡人均收入比看，比值在3.2上下，且收入差距在逐年加大。由此可见，反映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的居民收入分配指标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指数逆势而行，说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比较突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萎缩，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悬殊，加剧不公平程度，影响人力资本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进而阻碍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我国缺少全面发展的复合型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柱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而不能有效地将人口压力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能有效地将人力资源提升为人力资本转化为生产力而导致生产率不高。因此，解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瓶颈问题，提升人力资本的智能至关重要。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分析
    从我国经济发展史中可看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路并不平坦。因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社会、经济、人与自然、人的自身多个维度，涉及改革、开放、转型、发展等若干层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世界各国在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中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我国也不例外。具体而言，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制约。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于一定的经济体制背景下，不同的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方式表现出不同形式和特征，完善的经济体制能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驱动机制。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内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1)经济体制不完善，相关法制不健全。这一影响表现在三个层面：
    宏观层面降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资源(土地、矿产等)的配置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受政府决策影响。有些地方政府甚至习惯于用行政办法代替市场，直接干预经济，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降低了资源市场配置的效率，而且影响了市场的发展活力。
    中观层面降低经济结构效益。GDP是我国一贯衡量地方政绩的主要指标之一。其结果造成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轻视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的协调平衡；过于注重经济发展数量考核，轻视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效益考核；重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轻人均指标；重短期产值，轻技术水平、环境控制、消耗指标。其影响是各级政府不仅不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的数量同质量效益，而且很少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关注的单位产值的能耗材耗问题、很少综合考虑投资收益、经济结构的改善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问题。其结果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去了，不该上的项目也上了，但经济结构效益、环境和生态质量却下降了，经济发展方式未能实现根本转变。
    微观层面影响企业良性发展。我国企业的公司制改革，由于体制缺陷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因为企业在市场上的主体地位未完全确立，政企不分、寻租等现象屡禁不止。有统计数据表明，企业效益与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效益不同步：这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的发展主要还是靠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其生产效率却未见明显提高，银行贷款虽占七成之多，另外还享有种种“溺爱式”扶持和优待，但是，国企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却不多(不到两成)。而我国的民营企业，由于规模小而分散，未进行宏观上的合理分工协作，其生产结构、产品结构的趋同现象、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其结果是普遍的表现为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低，是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另外，我国的经济体制影响要素价格：要素价格扭曲现象依然存在，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息息相关。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离不开健全的法制。因此，必须加强相关立法进程，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产业结构不合理。这不仅表现在产业的内部结构和之间的结构不合理，而且表现在地域、城乡、商品、分配等方面的结构不合理。还有，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的农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现象未得到明显改观。第二产业的主流是高污染高投入的传统的低端产业。第三产业比例不高且结构不协调，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我国产业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1952～1978年，是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初步工业化阶段。此阶段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促使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重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也因此导致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是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的阶段。首先，具有成效的农村改革大力推动了第一产业发展，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一二产业比例不协调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其次，大力发展轻工业，居民的生活需求不断得到了较好地满足。由此，社会资源逐步向第三产业配置，促进了三产的发展，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23.4％上升到34.3％(统计年鉴，2005)。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是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该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二产比重迅速上升。电力、电子、钢铁、机械制造等工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明显具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征。重工业的发展，改变了第二阶段始终低于轻工业的局面，基础设施建设初见成效，经济呈现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高达9.8％)，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进入21世纪后，新的经济发展势头涌现。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房地产、交通、通信等)不断得到发展。这不仅促进了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的调整，而且带动了新材料、新能源、通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同时促进了能源产业(煤炭、电力、石油等)的升级。
    回顾三个阶段，我国的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存在结构不合理问题。三大产业构成中，一产的农业基础薄弱，设备、技术落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层次低等，制约了该产业的发展。相对而言，虽然二产显得实力雄厚，但粗放型发展的特征明显，对外依存度高，自主创新的产品和服务缺乏，产业生产的内容、规模、品质、目标消费者等方面雷同现象严重。三产的服务业对我国国民收入的贡献不足三成，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六、七成。由此看来，三大产业的合理构成和调整优化相当重要。因为整个国家产业链的运作是环环紧靠的。农业产业的落后，造成了产业链的脱节，工业产业的技术落后，造成了重复建设，这不仅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而且引发不良竞争，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等。三产的落后，造成生产效率低下，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我国在2006～2009年间的投资率在逐年增长，分别为43％、45％、48％、52％，可消费并没有跟上，投资与消费需求失衡。而失衡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2.资源环境的硬性约束。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经济发展所需的45种主要矿产，我国只有一半能满足需求，1/3将有资源缺口，主要矿产将面临资源枯竭问题。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忽视效率的一味的资源投入，造成了重污染、高排放、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问题：不仅各大水系水质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土地污染、盐碱化、荒漠化、天然草原退化现象严重。森林覆盖率只18％，比世界平均水平的27％低了近10个百分点，天然草原有退化现象的达九成。同时，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4％左右，约为2380亿元。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社会代价巨大。
    上述数据表明，这种资源投入型的单向线性过程——“资源—产品—废弃物”不仅提高了投入成本，更不良的后果是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拖了经济建设的后腿。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克服的硬性制约。这一硬性制约，与我国对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宣传教育未及时到位，缺乏科学的、战略的经济发展观念，个人和企业缺乏危机意识只顾眼前经济利益等因素相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把这种单向线性过程变为循环的经济模式——“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只有这样才能不仅避免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而且提高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
    3.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惯性影响。长久以来，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以较强的惯性在运行。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生活需求的不断多元化和高级化，带动了钢铁、建材等高物质消耗的工业的加速发展，这反过来又加强了盲目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发展的惯性。再者，我国正处在全面推进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大规模的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等建设，也凸显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高物质消耗特征。加之，我国要想尽快解决现阶段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农村问题、贫困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社保问题、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等)也需要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这样一来，我们还不能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而注重经济发展速度的追求，易忽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4.经济技术手段和水平的制约。我国的经济技术手段和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这不仅是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阻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终靠先进的科技和现代化设备来实现的生产效率的提高。现实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对投资的依赖性很强。在改革开放之初到21世纪伊始，我国的经济以年增10％的速度发展，其中，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和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资本的投入贡献率超过六成增加六个百分点，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仅两成，每年仅有2％的增加。相同阶段的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达到六成、七成，是集约型的经济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技术力量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差距且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5.人力资本智能水平的制约。我国的经济总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持续快速增长，排名世界前列；然而，人均GDP却排后几十位。西方发达国家把我国当成了加工制造工厂，我国也总在默默承受其传统工业转移。可是，智能水平不高的人力资本被发达国家视为“贸易倾销”。资本投入量大和出口贸易额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而我国人力资本智能水平的不足，消费能力的缺乏却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受到严重制约。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走资源环境的低成本、劳动力的低工资、产品的低价格、资源的低循环模式。这一模式在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初期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弊端明显可见。因为它把资源环境、劳动力成本和出口贸易的产品价格压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并没有反映这些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和真实社会成本，致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劳动力市场发生“民工荒”等。可以说这是市场对既有经济发展的“四高四低”模式的反应。其结果：一是经济增长靠的是“四高四低”而不是创新，而且这种增长很不利于创新；二是长期实行劳动力的低工资，直接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扩大内需；三是不利于产业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当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加入这类低成本产业领域的竞争时，低成本优势就会消失，失去其竞争力。只有由世界领先技术、关键领域的知识产权、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构成的GDP，经济的竞争力才是领先的。目前的资源环境状况已不再允许我国的经济发展再照传统方式发展下去，我们务必走出一条“四低四高”(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率、低排放、高循环、低资本和产品的高技术含量)的发展道路。因此，面对以上约束条件的改变，培养人力资本的智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解决经济技术水平落后和国家整体创新能力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和关键。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基于上述测评和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1.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主要是依赖于“四高四低”的传统方式取得的。
    2.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已发生转变但转变速度慢需要加快。面对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资源和环境、经济技术手段和水平、人力资本智能水平等的约束，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由传统的注重数量增长和经济总量向注重质量和效率的发展转变已刻不容缓。
    3.分析表明，只有通过体制创新，注重人力资本创新实力的提高，经济质量和竞争力才会领先，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取得实效，我国才能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规划。
    (二)建议
    结合测评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大力培养人力资本智能，推动科技进步。以人力资本的智能为源泉的科技进步无疑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等条件制约。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突出问题不断凸显：资源短缺、浪费严重、社会矛盾等，这已成为制约我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瓶颈。这些问题必须靠人力资本的智能提升加以克服、避免和摒弃。因为人力资本智能提升，能够化解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所引发的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化解过度依赖出口、压低劳动成本所引发的劳资矛盾；化解快速发展特别是片面追求GDP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同时，有利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把“蛋糕”分好，既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有利于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进而有助于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有利条件，促进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持续提供动力(何菊莲，201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归根到底要靠技术进步。因此要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提升人力资本的智能，造就数以亿计的高智能的人力资本，夯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人力资本的智能基础，推动技术进步：一是改变“重学历轻智能”人力资本使用观，构建政府宏观调控和指导，学校、企业、社会培训机构和国际合作等联合培养各类高智能型人力资本的培养体系(郗永勤、陈荔，2008)。二是完善相关制度(技能激励机制、资格证书制度等)，挖掘隐性智能，加强人力资本隐性智能显性化的培养。这样可以将我国潜在的丰富的人力资源深度开发成现实的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发展以人力资本的高智能水平为依托推动科技进步的经济方式，在保持既有的比较优势的同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既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较高层次需要，又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三是培养大批智能水平高、能力素质强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的各类人才：一产为实现农业产业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要有针对性地通过教育培训手段建立一支数量适当、结构合理、作用突出的农村知识型的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创业人才，为解决“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础；二产为适应新型工业化道路需求，要造就大批懂管理、善经营的高新技术人才和高级技能人才，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三产为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需求，要针对不同类型服务业的特点培养专门人才，为三产发展构建强有力的人力资本支持体系。
    2.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一国经济需保持良好的结构比例才能产生良性循环和规模效应，才能提升总体经济效益和综合国力，并最终促使其经济健康运行，而不只是表现为短时的速度提升和量的增加。为了能够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调整和变革相应的经济发展制度政策，对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产业在制度上加以保障，政策上加以倾斜：一是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注重产品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的提高；同时，加强开发重大产业技术标准，构建自主创新的技术基础，着力发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先导产业，并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链。二是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巩固农业、壮大工业的同时，提高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因为，现代服务业不仅是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向我国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而且是国内扩大“内源性”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3.提升人力资本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自主创新能力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环节，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更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刘茂松，2011)。我们与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自主创新能力，而不在于产品数量。只有不断提升人力资本的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和核心技术，我国才能把“四高四低”传统的发展方式转变为“四低四高”(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益、低排放、高循环、低资本、劳动力的高水平)的发展方式，真正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升人力资本的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其顺利进行有赖于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制度创新从宏观层面保障资源的有效配置；强化激励机制持续自主创新动力；优化交易行为不断提高自主创新产出增长率；需要科技财税制度、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科技指导和评估制度、资金运营制度等方面的制度规范、调控和支持。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1]［美］赫立克金、德尔伯格，1986：《经济发展》，张欣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李玲玲、张耀辉，2011：《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评指标体系构建及初步测评》，《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
    [3]赵志耘、杨朝峰，2011：《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年》，《财经问题研究》第9期。
    [4]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资本化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经济研究》第5期。
    [5]曹吉云，2007：《我国总量生产函数与技术进步贡献率》，《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
    [6]康达华，2010：《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促进“两型社会”建设》，《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第4期。
    [7]张焕波、王铮，2007：《中国基尼系数预测及分析》，《管理评论》第6期。
    [8]李绍东，2010：《中国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何时出现——基于基尼系数的预测》，《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5：《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10]何菊莲、张轲，2012：《人力资本道德价值提升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效应》，《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期。
    [11]郗永勤、陈荔，2008：《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中国行政管理》第5期。
    [12]刘茂松，201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集约化、集群化、集聚化”战略》，《湖湘论坛》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