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

    内容提要：本文在一个水平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内生化社会资本积累。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提高代表性个体的福利水平，同时社会资本也有利于提高创新效率。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越强，家庭选择的社会资本投资力度越大，知识生产和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的视角构建了社会资本测度指标，并运用我国31个省份2001～2010年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社会资本对我国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知识生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对于低水平的创新而言，社会资本对高水平创新的影响力度更大；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关键词：社会资本/创新/经济增长/实际产出作者简介：严成樑，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信箱：yanchengliang@gsm.pku.edu.cn（北京 100081）。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这是因为传统的生产因素(例如，物质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在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差异时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经济学家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探究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就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给出更好的解释。正如Temple & Johnson(1998)所言，“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增长源泉时忽略了社会方面的因素，这导致经验预测与现实经济不一致……合理的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Knack & Keefer(1997)、Temple & Johnson(1998)、Zak & Knack(2001)的实证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学者详细分析了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例如，Guiso et al.(2004)认为社会资本通过促进金融发展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Akcomak & Weel(2009)认为社会资本通过促进创新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Deng et al.(2012)强调社会资本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提高政府效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现有的考察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较好地分析了社会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但这些文献也面临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不同学者关于社会资本核心特征的认识不同，由此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也差别较大。例如，Putnam et al.(Durlauf，et al.，2005)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提高效率的保证，包括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Ostrom(Durlauf，et al.，2005)认为社会资本是人们交往时的共享知识、规范和预期；Durlauf & Fafchamps(2005)认为社会资本的核心特征可以归纳为信息共享(information sharing)、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以及团队合作(community cooperation)；(2)关于社会资本测度指标选取的问题。学者们关于社会资本核心特征的认识不同，关于社会资本测度指标的选取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有学者通过信任程度、社会网络、公益组织的数量以及公益组织的参与度来刻画社会资本，也有学者通过人们捐赠血液的积极性、父母和子女的交流频率以及邻里之间的交流频率等来衡量社会资本。Durlauf & Fafchamps(2005)关于社会资本定义以及社会资本指标测度有较好的综述。现有文献主要是通过跨国宏观数据或是企业微观数据考察社会资本对创新影响的，例如，Landry et al.(2002)，Laursen et al.(2012)等。现有的实证文献较好地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这些文献普遍发现社会资本对创新有促进作用。通过理论模型考察社会资本对创新影响的文献却很少，据我们所知，只有Akcomak & Weel(2009)作了这方面的工作。如何更好地将社会资本对创新的影响模型化是R&D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重点和难点。
    经济学家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模型来描述和理解现实经济，经济增长模型是对现实经济的抽象和提炼，各种经济增长模型尝试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现实经济增长。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外生技术进步(Solow，1956)，资本的溢出效应(Romer，1986)，人力资本积累(Lucas，1988)，政府公共资本积累(Barro，1990)以及R&D和创新(Romer，1990)的视角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关于社会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却很少。据我们所知，只有Chou(2006)作了这方面的工作。Chou(2006)从三个角度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引入社会资本，并考察了社会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具体包括：(1)将社会资本引入人力资本生产函数，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经济增长；(2)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信任和社会规范，进而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3)社会资本使不同企业之间的网络更方便，技术创新更容易实现，从而引致经济增长。Chou(2006)分别考察了不同模型框架下经济增长率的决定以及分权经济与社会计划者经济下社会资本的投资力度等。
    近年来，国内学者意识到社会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经济的影响。张维迎、柯荣住(2002)通过中国跨省的信任调查数据考察了信任对企业规模、企业发展速度、引进外资等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信任对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个地区能否被人们所信任与人们之间的交易被重复的可能性、交易的发达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根据1999年我国5城市的调查数据，边燕杰(2004)通过社会网络测度社会资本，发现社会资本对收入水平有提升作用。卢燕平(2007)用自愿免费献血的比例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发现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国民收入和投资水平越高。张爽等(2007)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显著地减少贫困，而且在社区层面的作用尤为显著，社会资本的减困作用随市场化进程而减弱。杨宇、沈坤荣(2010)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别较大，信任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民间组织密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也有学者从微观视角考察了社会资本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边燕杰、丘海雄，2000；张玉利等，2008；潘越等，2009；耿新、张体勤，2010)以及社会资本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余慧等，2008；黄瑞芹、杨彦云，2008；叶静怡、周晔馨，2010)。
    现有文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较好地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仍存在一些缺陷。例如，这些文献主要是强调社会资本通过作用于生产，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现实经济中，社会资本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合作和交流，从而提高人们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在经济增长框架下内生化社会资本时，一个更为合理的设定是，社会资本可以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代表性个体的福利。尽管一些学者曾尝试通过实证分析考察社会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关于社会资本指标的选取主要是从信任和社会参与的视角考察的，而不是基于信息共享(information sharing)和相互沟通(mutual communication)视角给出的分析。此外，据我们所知，现有实证研究中还没有学者考察过社会资本对我国创新的影响，为此本文拟拓展和完善这方面的工作。相对于现有研究而言，本文的特色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在水平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内生化社会资本积累。考虑到社会资本对生产效率和人们福利都可能产生影响，我们将社会资本同时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进而考察了均衡经济增长决定等问题。具体地，将Romer(1990)、Zou(1995)以及Akcomak & Weel(2012)的分析结合起来，更加全面地考察社会资本作用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2)借鉴Temple & Johnson(1998)、Ishise & Sawada(2009)关于社会资本指标的构建方法，从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的角度来构建社会资本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考察社会资本对我国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在Romer(1990)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社会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第三部分是模型求解；第四部分是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第五部分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社会资本对我国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六部分是结语。
    二、理论模型
    本部分在Romer(1990)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社会资本和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社会资本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社会资本有利于改善代表性个体的福利水平。经济中包含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R&D部门，家庭的福利定义在消费和社会资本上。
    (一)最终产品生产部门
     
    通过求解上述优化问题，我们可得到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对劳动和中间产品的需求函数分别为：
     
    (二)中间产品生产部门
    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由一系列具有垄断权力的厂商组成，这些厂商从市场上租借资本，假设每生产1单位的中间产品需要从市场上租借1单位资本，每单位资本的利息成本为r。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厂商通过选择生产中间产品(或是选择租借资本)的数量极大化自身利润：
     
    将方程(3)得到的中间产品需求函数代入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的利润极大化问题，通过求解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的最优性问题可知：
     
    将方程(3)和(4)代入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的利润极大化问题，可求得中间产品部门的利润：
     
    (三)R&D部门
    根据Romer(1990)关于知识生产函数的设定，知识生产取决于R&D人员数量以及经济中的知识存量。Akcomak & Weel(2009)认为社会资本也对知识生产有促进作用，可以将社会资本引入知识生产函数。借鉴Akcomak & Weel(2009)的思路，我们将社会资本引入知识生产函数，进而给出如下特定的知识生产函数：
     
    其中δ表示R&D部门生产效率，表示R&D部门的劳动数量，A表示经济中的知识存量，S表示经济中的社会资本水平。需要说明的是，Akcomak & Weel(2009)强调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其认为信任水平对创新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是，R&D和创新具有较大风险，风险资本家(venture capitalist)是风险规避的。风险资本家不能完全监督R&D人员的行为，由于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等问题使得风险投资家选择的R&D投资较小。若风险资本家与R&D人员之间彼此能够相互信任，则风险投资家选择的R&D投资就多，知识生产和创新越多，双方都可以获益。社会信任水平越高，风险投资家和R&D人员之间的合作越容易实现。本文提及的社会资本并不是指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而是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我们认为通过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视角衡量的社会资本对创新也有外溢效应。例如，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启发人们的思维，推动整个社会创新的灵感。社会资本具有外溢性，R&D人员获得的信息越多其生产效率也更高。同时，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也可以使创新产品得到更好的推广，进而也可以激励创新。
    根据Romer(1990)，我们假设R&D部门同样是完全竞争的，从而有如下的无套利条件：
     
    方程(7)的左端表示企业通过雇佣LA单位劳动可以使得R&D部门市场价值的增加值(R&D部门创造的价值)，右端表示R&D部门需要支付的劳动成本。根据Romer(1990)、Jones(1995)，我们假设劳动力在最终产品部门工作和R&D部门工作可以获得同样的工资收入。
    中间产品部门需要从R&D部门购买专利来生产新产品，根据Romer(1990)，R&D部门生产知识的价格等于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垄断利润的贴现值：
     
    (四)家庭
    传统文献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人们之间的信任等，此处我们借鉴Ishise & Sawada(2009)的方式，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人们之间的沟通以及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我们认为，无论是通过社会信任衡量的社会资本还是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衡量的社会资本都会对人们的福利产生影响。社会信任水平提高使得人们更有安全感，生活在一个信任水平较高的地方更有幸福，从而更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人们沟通的便利以及获得信息渠道的增加使得人们可以及时了解新的信息，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等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有助于提高福利水平。当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社会资本对人们福利水平的影响模型化。传统效用函数认为，个体福利取决于自身消费，消费水平越高，对应的福利水平也越高。Zou(1995)在传统效用函数的基础上，将财富、资产引入人们的效用函数，也即持有资产可以带来正的效用。本文借鉴Zou(1995)的思路，将社会资本引入代表性个体的效用函数，从而代表性个体的目标函数为：
     
    其中C和S分别表示消费和社会资本水平，ρ＞0表示主观贴现率，β＞0表示相对于消费而言，社会资本对个体福利的重要性。
    遵循Ishise & Sawada(2009)的思路，假设家庭会将其部分收入用于社会资本积累，我们用I表示家庭用于积累社会资本的支出，从而家庭的预算约束方程为：①
     
    社会资本积累取决于家庭在社会资本领域的投入，对应如下的社会资本动态积累方程：
     
    家庭的问题是，在预算约束(9)和(10)给定的前提下，通过选择每期的消费、储蓄以及社会资本投入，进而极大化自身福利。
    我们通过构建如下现值的Hamiltonian函数来求解上述优化问题：
     
     
    三、求解竞争性均衡
    (一)求解竞争性均衡
    资本市场出清，家庭的资本供给总量等于中间产品部门厂商对资本的需求量：
     
    将方程(25)代入方程(7)，且结合平衡增长路径的定义可知：
     
    方程(28)、(29)和(30)分别给出了平衡增长路径上R&D部门的劳动力数量，经济增长率以及社会资本投资占GDP的比例。由于得不到上述系统的显示解，我们运用Matlab软件通过数值模拟来求解上述优化问题。
    (二)数值模拟
    根据数值模拟通常的参数取值，我们假设主观贴现率ρ=0.02，劳动收入占总产出的份额为0.6，从而α=0.6。关于现实经济的知识生产函数中知识存量对应的指数大小存在较大争议。例如，Romer(1990)认为知识存量对应的指数等于1，而Jones(1995)认为知识存量对应的指数严格小于1。大量的研究支持Jones(1995)的结论，例如Pessoa(2005)等。为此，我们就Φ值分别取0.2、0.5和0.7予以分析。关于社会资本对个体福利重要性的指标β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我们假设基准值β=0.2，从而考察社会资本重要性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率等内生变量。简化起见，我们假设L=1。根据上述条件可知δ=0.0211，这可以保证β=0.2，Φ=0.2时基准参数环境下的经济增长率约为0.02。
    表1考察了社会资本重要性对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社会资本投入占GDP的比例以及R&D部门劳动力比例影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重视程度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社会资本投资比例越高，R&D部门的劳动比例越高。且上述结论是稳健的，不会随着社会资本对创新影响力度的变化而改变。相应的作用机制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越大，则个体越注重社会资本，从而会投入更多的资源积累社会资本，这使得社会资本水平上升，社会资本又提高了R&D生产效率，进而R&D部门选择雇佣更多的R&D人员，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可以从社会资本偏好差异的视角来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问题。也即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可能的原因是，这个地区的人们更偏好社会资本，对社会资本的重视程度更高，社会资本投入较多。这是对现有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的发展和完善，因为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水平角度来理解现实世界经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而我们则认为社会资本偏好和社会资本投资也是导致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
     
    四、实证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一)实证模型设定
    本部分通过实证分析考察社会资本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本文理论模型框架中关于知识生产函数的设定，我们就知识生产函数(6)两端同时取自然对数可得如下的回归方程：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根据Porter & Stern(2000)、Pessoa(2005)的方法，我们用专利申请数表示每年新生产的知识，并通过永续盘存法构建知识存量。我们用R&D人员全时量衡量R&D部门的劳动投入，用实际GDP表示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实际产出，用从业人员数量减去R&D部门的就业人数表示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劳动投入。根据通常的方法，我们通过可比价格计算出各个省份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并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出各省历年的资本存量。
    社会资本测度指标的选取是本文的重点，现有研究主要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信任(trust)以及社会参与(social participation)来衡量社会资本的。我们这里借鉴Temple & Johnson(1998)、Ishise & Sawada(2009)的方法，从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的角度来测度社会资本。Ishise & Sawada(2009)认为，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特征，这与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经典的论述是一致的。但Ishise & Sawada(2009)用人均邮件数量以及人均收音机数量来衡量社会资本水平却存在较大的缺陷。这是因为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纸质邮件不再是人们沟通的主要手段，收音机也不再是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事实上，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人们之间的沟通也开始更多地依赖于电话与互联网。我们认为，从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的角度出发，互联网使用频率以及电话使用频率能更好地反映社会资本水平。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用互联网上网人数与总人口的比值表示互联网使用频率，用经济中总的电话数(包括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与总人口的比值表示电话使用频率。
    图1给出了2001～2010年我国31个省份平均的社会资本水平。可以看出，通过互联网使用频率和电话使用频率衡量的社会资本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不同省份的社会资本差别较大，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辽宁的社会资本总体水平较高。北京的社会资本水平最高，互联网使用频率为0.374，人均拥有电话数为1.381。贵州的社会资本水平最低，互联网使用频率为0.069；人均拥有电话数为0.321。图2是我国31个省份2001年、2005年和2010年互联网使用频率以及人均拥有电话数的核密度分布图。可以看出，两幅核密度图随时间推移不断向右移动，同时波峰位置不断下降，这说明我国社会资本总体水平在不断上升。
     
    图12001～2010年我国31个省份平均的社会资本水平
    由于我们只能找到2001年后分省的互联网用户数以及电话户数(包括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因此，本文选取的时间段是2001～2010年。R&D人员全时量和专利申请数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实际GDP和物质资本存量均按可比价格计算。表2是本文涉及主要变量的简单统计描述。
     
    图2我国31个省份社会资本的核密度分布
    五、社会资本对创新和实际产出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对创新的影响
    图3的两幅图分别给出了以网络使用频率和人均电话数衡量的社会资本与创新之间的散点图，可以直观地看出，社会资本水平与创新之间存在一个严格正相关系。表3给出了社会资本对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首先考察社会资本对总体创新的影响，具体地以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对应的系数显著为正。以互联网使用率衡量社会资本对应的系数为0.114，这说明社会资本每增加1%，知识增长速度上升0.114%；以人均电话数衡量社会资本对应的系数为0.211，这说明社会资本增加1%，知识增长速度上升0.211%。上述分析表明，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我国自主创新进程。
    根据技术含量的不同，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其中发明的技术含量较高，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技术含量较低。那么，社会资本对不同技术含量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表3考察了社会资本水平对发明以及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影响。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对发明的影响对应的系数较大，且显著性水平更高，而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影响力度和显著性水平都相对较小。这说明相对于低水平创新而言，社会资本对高水平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知识存量对应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我国知识生产中存在较强的溢出效应，这与Romer(1990)等强调的知识生产的传导机制是相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若以专利数量和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时，R&D人员对应的系数不显著；而以发明为被解释变量分析时，R&D人员对应的系数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发明的技术含量较高，主要是R&D人员发现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技术含量较低，除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R&D人员外，社会申请也较多。我国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数量占专利申请总量的比例较高，因而出现R&D人员对专利申请影响不显著的情形。
     
    (二)社会资本对实际产出的影响
    社会资本通过促进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信息共享，提高人们工作的效率，从而对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图4给出了以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人均电话数衡量的社会资本与实际产出之间的散点关系图。可以直观地看出，社会资本与实际产出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系。表4给出了通过互联网使用频率以及人均电话数衡量的社会资本对实际产出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社会资本对应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社会资本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实际产出增加和经济增长。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应的系数为0.074，说明互联网使用频率每增加1%，实际产出可增加0.074%；人均电话数对应的系数为0.132，说明人均电话数增加1%，实际产出增加0.132%。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和实际产出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例如，社会资本水平可以促进产出水平的增加，并引致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越快的地区对应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从而越利于人们选择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水平可能越高。为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我们取滞后1期的社会资本为解释变量，进一步考察社会资本对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表4中稳健性检验Ⅰ给出了相应结果，可以看出，滞后1期社会资本对应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这说明社会资本对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此外，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具有持续性，也即当期社会资本不仅可以影响当期经济增长，而且还可以影响未来几期的经济增长。考虑到样本数据量的限制，我们假设社会资本对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影响的持续时间为2年，也即当期社会资本可以影响当期和未来两年的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率。我们用当年和未来两年实际产出自然对数的均值来做被解释变量。表4中的稳健性检验Ⅱ给出了相应的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对应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这进一步说明了社会资本对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稳健的。
     
     
    物质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对应的系数最大，且显著性水平更高，知识存量对我国实际产出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我国实际产出水平的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实现还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创新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相对较小。因此，今后发展的方向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向依赖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化。
    六、结语
    本文在一个水平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内生化社会资本积累，假设社会资本可以带来社会福利改善，同时社会资本还可以提高R&D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而考察了社会资本重要性对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越强，个体用于社会资本的投入越多，知识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的视角构建了社会资本测度指标，并运用我国31个省份2001～2010年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社会资本对我国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低水平创新而言，社会资本对高水平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社会资本对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本文理论模型对应的政策含义是，社会资本是影响人们社会福利和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鼓励人们增加积累社会资本，促进社会资本整体水平提高。本文实证部分对应的政策含义是，以互联网使用频率以及人均电话数衡量的社会资本对我国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加快互联网和通讯实施建设，提高社会资本水平。需要强调的是，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取决于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社会资本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例如通讯设施等)，政府在社会资本提供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提供。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中都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理论分析社会资本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时，本文只是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创新的影响。本文理论模型部分包括三个生产部门，事实上，社会资本不仅对知识生产有促进作用，而且对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的生产也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将上述两种作用机制也模型化。本文理论模型表明社会资本偏好差异是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通过实证分析考察社会资本差异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贡献度。此外，本文主要是从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的角度来衡量社会资本的，而社会资本是一个很宽广的概念，还包括很多其它内容。本文关注的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只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方面。因此，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如何选取更为合理的指标来衡量我国的社会资本水平，进而更全面地考察社会资本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为简化分析，我们此处假设资本的折旧率等于零，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提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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