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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本文使用胡祖光提出的基尼系数新算法估算了2000-2010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通过比较发现，该算法的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较为接近，反映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对全国31个省份统计年鉴进行数据整理的基础上，本文还估算了2004-2010年中国19个省市的基尼系数，分析了各省基尼系数的绝对水平和变动趋势。将异质性企业理论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是近年来空间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和重大发展，基于此，本文根据企业异质性理论，使用世界银行2005年中国1240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工资差距和经营绩效等相关因素对于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在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应当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控制好收入分配差距，这样经济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本文的研究对于地区企业的发展战略管理和招商引资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差距/工资差距/企业异质性作者简介：武力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福建 厦门 361005；文家奕，西班牙货币金融研究中心 西班牙马德里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4年间，我国经济在其中的24年保持了9％以上的增速，平均增长率高达9.94％。2011年我国GDP达到了47.2万亿元，是1978的近130倍。以不变价格计算，2011年国内GDP仍然是1978年的22.5倍，①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同样保持8.8％的高增长速度。这反映了我国国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可以视为“效率”的胜利，然而，“公平”方面的问题也在不断积累。收入分配，作为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不仅长期以来受到广泛关注，也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度量指标。近年来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增长前景看弱，我国仿佛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②我国从2001年成功跨越低等收入陷阱，脱离1000美元的“低收入”组别。短短10年之后，我国又跨越了“低中等收入”组别。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4428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分类标准(World Bank, 2010)，我国已经进入到偏上中等收入国家组别。如表1所示。
受到诸如2008年次贷危机、2012年欧债危机等外部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的困境，而当下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以及物价飞涨，国内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我国似乎正处于即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口。因此，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正确认识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因素，有助于我国调整经济发展模式，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然而，衡量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在我国长期未能面向公众发布。如何基于现有的统计数据估算基尼系数，对认识我国收入分配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胡祖光(2004)提出了一种简易而不失精确的测量基尼系数的新算法，即用收入五等分法中收入最高20％人群的收入百分比减去收入最低20％人群的收入百分比。并在其2005年的论文中以浙江省为例实际计算了省级基尼系数。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将主要基于胡祖光的基尼系数新测算方法，对我国省级行政单位2004-2010年的基尼系数进行估计。通过实际计算，首次总结了该新算法运用上的限制和可能的误差来源，之后利用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使用世界银行2005年中国1240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企业工资差距和经营绩效等相关因素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使用基尼系数的新算法测算2004-2010年全国及各省的基尼系数，第四部分使用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从企业异质性视角考察工资差距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在1912年根据洛伦兹曲线得出的定量测度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一个指标。基尼系数的优良属性在考威尔(Cowell, 1995)和森(Sen, 1997)的研究中被充分而广泛地论证。但由于我国现有统计体系对居民的收入调查是城镇和乡村分开进行的，加之城镇居民高收入者真实信息调查困难等原因，自2000年最近一次公布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我国已经超过十年没有公布这一衡量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基尼系数的资料基本上是以五等分法为基础的传统方法计算得出的。如何基于现有的统计资料简便地测量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是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已有许多基于分组数据估计基尼系数的研究，如盖斯特沃斯(Gastwirth, 1972)，富勒(Fuller, 1979)讨论了基于分组数据特定形式的基尼系数估计的上下限问题。考蒂坎宾等(Chotikapanich et al., 2007)，麦当劳(McDonald, 2008)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了基尼系数特定的分布函数，再根据分布函数进行基尼系数的估计。国内研究方面，王祖祥(2006)分别构造了城镇及农村收入分配密度函数，按传统的洛伦兹曲线计算法估算了我国中部六省的基尼系数。胡志军等(2011)同样采用了先拟合收入分布的分布函数，再在此基础上计算了我国1985-2008年城乡合一的总计基尼系数。他们的研究得出一致的结论：城乡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
在收入分配方面，库兹涅茨(Kuznets, 1955)根据西方国家的历史数据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该曲线描述的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将会呈现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形态。阿卢瓦利亚等(Ahluwalia et al., 1976)曾实证证实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但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中，如菲和括(Fei和Kuo, 1979)对台湾地区的研究，却发现不存在“倒U形”关系的情况。在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研究较多，王小鲁和樊纲(2005)检验了我国“库兹涅茨曲线”的情况，他们用城镇基尼系数和乡村基尼系数发现存在数学上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但由于缺乏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他们采用了各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来代替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发现其只呈现近似上升趋势。陆铭等(2005)的研究发现从积累效应上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始终呈现负的影响。尹恒等(2005)从经济均衡时，税率与经济增长率呈“倒U型”关系发出，认为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另外有许多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大部分研究都采用了其他变量替代缺失的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
三、基尼系数的测算和比较
(一)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计算结果及对比
本节首先使用胡祖光(2005)以浙江省为例对基尼系数估计的方法，根据200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及城乡居民收入分组数据，对全国2000-2010年的基尼系数进行了估算，然后与其他研究的估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利用简易基尼系数算法，得出2000-2010年全国基尼系数如表2所示：
图1新算法估算结果与其他结果比较
资料来源：新算法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其他估算结果来自相关论文
从表2中可以发现，新算法测算的中国总体基尼系数与王祖祥(2009)的估算结果十分接近，与胡志军等(2011)的估算结果较为接近，而与尹虹潘等(2011)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距。另外，新算法2000年的估算结果(0.3867)较官方公布的0.412也偏低。总体上看，胡祖光新算法的估算结果与王祖祥及胡志军等的估算结果比较接近，而且变动趋势比较一致，尹虹潘等的测算结果偏高，且反应基尼系数变化不明显。然而，新算法测算的总体基尼系数较其他算法偏低，这一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统计年鉴》对城镇居民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数据存在较大低估造成的。
对新算法得出的结果，在时间序列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基尼系数水平在过去的11年间，可以分为两个变化阶段。在2000-2005年，我国基尼系数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0.3867增长到了2005年的0.4525，增加了0.0658，而进入到2005年之后，我国总体基尼系数一直围绕0.45的水平上下波动。实际上，我国自2002年突破国际基尼系数警戒线(0.4)之后，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说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在本世纪初迅速拉大，然后保持在不容忽视的高位。2010年最新的基尼系数较上年有一定的回落。
总体而言，根据与其他研究结果的对比以及和实际的联系，胡祖光的新算法虽然有低估基尼系数的可能性，但是作为一种现有可得数据条件下比较简单准确的计算方法仍值得继续使用。
(二)省级基尼系数计算结果
为了使用新算法计算我国各省的基尼系数，本文搜集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04-2010年共计217个地方统计年鉴，发现由于各省的统计年鉴统计口径不一致，有一些省份因为数据缺失而无法使用胡光祖的新算法进行基尼系数计算。另外考虑到省级单位经济规模的可比性，直辖市中以北京为代表进行了基尼系数估算，上海、天津、重庆三个直辖市没有参与计算。因此本文作者根据胡祖光的新算法估算了19个省级行政单位2004-2010年的基尼系数，余下省份除了天津、上海、重庆三个直辖市外，皆因为统计年鉴数据缺乏而无法估算。
从绝对数值上看，我国各省的基尼系数基本上在0.3～0.5的范围内分布，2004年基尼系数最低的是北京市，为0.2817，其次是青海省，为0.3048。基尼系数最高的是甘肃，达到了0.4775，其次为江西和新疆。2010年19个省份中，我国基尼系数最低的是广东省，基尼系数是0.3177，最高的是内蒙古的0.5224，其次是2004年基尼系数倒数第二低的青海，第三是甘肃省。2010年基尼系数大于基尼系数警戒线0.4的省份包括：青海、内蒙古、甘肃、福建、新疆、广西、河南、江西、陕西。而基尼系数在0.4以下的省份为：浙江、北京、黑龙江、江苏、辽宁、广东、河北和湖北。总体上看，沿海及经济发达的省份，如浙江、江苏、广东、北京、辽宁、河北等基尼系数普遍较低，且变化较为稳定。而内陆及经济不发达省份如青海、甘肃、新疆、广西基尼系数普遍较高。因此，我国各省的收入分配状况和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存在一定的关系。
根据对我国19个省份基尼系数的计算，发现绝大多数省份的基尼系数较为平稳，大部分省份的标准差在0.01～0.02之间。浙江、江苏、甘肃、河南、新疆、广西和安徽七个地区的标准差在0.01以下。青海、北京、内蒙古三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变动较大(分别为0.0780、0.0293和0.0463)。总体上这七年各省份的基尼系数是呈现上升趋势的。19个统计省份中，2010年基尼系数比2004年升高的有14个省份，降低的只有广东、河南、江西、新疆以及广西五个省份。这五个省份在地理上分布于全国沿海内陆各地，经济规模上也参差不齐，未呈现出规律。另一方面，我们定义在2005-2010年六个增长年份中，增长年份大于等于5为基尼系数增长省份，增长年份小于等于2的为基尼系数降低省份，增长年份等于3或者4的为波动省份。则在2004-2010年间，基尼系数增长的省份有：青海、浙江、内蒙古、湖北、山西、福建6省。基尼系数降低的省份有：黑龙江、广东、江西3省。综上所述，最近几年来，我国总体上各省份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现上升趋势，但除个别省份外，上升的趋势并不十分强劲。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和全国基尼系数的变化一致，2010年各省基尼系数普遍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19个省份中有15个省基尼系数下降，而2009年基尼系数比上年下降的有7个省，2008年有6个省，2007、2006、2005年分别是7个、8个以及5个省。
图219个省份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本文计算结果绘得
四、影响我国收入差距的微观因素考察——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
将异质性企业理论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是近年来空间经济学前沿领域的重大发展，它关注市场融合过程中贸易成本的下降对异质性企业行为的影响，鲍德温和奥久博(Baldwin和Okubo, 2006)明确提出了由于异质性企业的存在而出现的分类效应与选择效应，生产效率异质性对于企业定位所带来的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对于地区之间的效率差异和地区发展差距产生了内生的重要影响，把存在差异的企业纳入分析地区差距的框架内，实现了对已有理论分析的扩展，为深入探讨吸引企业投资的地区政策的效果以及内生性的地区不平衡提供了新的微观机制的解释。因此接下来本文将从企业微观视角考察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一)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本节考察的对象是企业的工资差距，经济绩效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本文第三部分计算的基尼系数，作为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解释变量我们均取了对数值，我们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上述因素进行回归。
1、主要变量
(1)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sal_gap)。我们采用一个企业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sal_gap1)、企业高管与中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sal_gap2)、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sal_gap3)来衡量企业内部工资水平的差距，并以此来探究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我国企业内部分配关系不尽合理，同一企业内部经营者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逐年拉大，企业不同阶层的管理者之间的工资差别也十分显著，我们预期企业内部职工工资差距的增大对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有消极的作用。
(2)企业平均工资水平差距(avewage_gap)。平均工资水平是反映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是劳动报酬水平的度量，由于我国居民收入主要受工资收入刚性的影响，我们预期企业不同类型职工之间的平均工资水平差距越大，造成社会成员在收入方面的距离加大，对区域内收入不平等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平均工资水平差距我们选用在编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差距来衡量。
(3)全员劳动生产率(produ)。全员劳动生产率是指根据产品的价值量指标计算的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是考核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是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职工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积极性的综合表现。参照Mark和Tybout(1997)的研究，我们采用企业的增加值与年平均雇佣人数之比衡量全员劳动生产率。
(4)企业经营效益(profit)。经营效益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获得的效益，企业经营效益的一个重要反映就是企业的盈利能力，营业利润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它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利润。其内容为主营业务利润和其他业务利润扣除期间费用之后的余额。本文我们选取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来反映企业的经营效益。
(5)企业的出口密集度(ex_dens)和研发密集度(rd_dens)。我们想要观察一个地区企业的出口密集度和研发密集度对于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这里的出口密集度用一个企业出口占总销售量的比重来反映，研发密集度用企业的研发支出与总销售额来表示。
(6)企业职工的受教育水平(edu)。企业职工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越高，有助于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对于企业的产出增加和效益提高具有重要作用，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大法宝。我们选取了企业职工受大学教育水平的比例(edu1)和受高中教育水平的比例(edu2)。
2、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异质性企业理论表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企业所有制是企业异质性的重要表现，也是影响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参照Mark和Tybout(1997)的研究，我们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来计算企业规模，采用企业建立年份至今的时间反映企业的年龄，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分为：国有企业(soeDY)、集体企业(collectDY)、私营企业(privateDY)和外资企业(foreignDY)。
(二)数据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05年所做的投资环境调查(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在中国，有关调研是由国家统计局执行，2005年调研样本分布31个省份(包括直辖市、自治区)中121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由于该调研涉及的省份既有东部地区的，也有中西部地区的，涉及的行业既有制造业也有服务业，涉及的企业既包括民营企业也包括国有和外资企业，在民营企业中既有上市公司也有非上市公司，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调查数据中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121个城市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保定、张家口、沧州、廊坊)，山西省(太原、大同、运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包头)，辽宁省(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锦州)，吉林省(长春、吉林)，黑龙江省(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台州)，安徽省(合肥、芜湖、安庆、滁州)，福建省(福州、厦门、三明、泉州、漳州)，江西省(南昌、九江、赣州、宜春、上饶)，山东省(济南、青岛、淄博、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临沂)，河南省(郑州、洛阳、新乡、许昌、南阳、商丘、周口)，湖北省(武汉、宜昌、襄樊、荆门、孝感、荆州、黄冈)，湖南省(长沙、株洲、衡阳、岳阳、常德、郴州)，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江门、茂名、惠州、东莞)，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柳州、桂林)，海南省(海口)，重庆市，四川省(成都、德阳、绵阳、乐山、宜宾)，贵州省(贵阳、遵义)，云南省(昆明、曲靖、玉溪)，陕西省(西安、宝鸡、咸阳)，甘肃省(兰州、天水)，青海省(西宁)，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吴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限于基尼系数只有19个省份，因此我们取了子样本19个省份的企业调查数据，共计9000家企业。在本文的计量模型中，企业内部最高工资收入与最低工资收入之间的差距、在编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企业主营业务利润、企业职工受大学教育水平的比例、受高中教育水平的比例、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均直接取自该调查数据，出口密集度、资本密集度、研发密集度、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全员劳动生产率则是根据该调查数据的相关指标计算得到。
(三)估计结果说明
本节将报告从微观视角检验企业的工资差距、经济绩效以及相关因素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结果，由此揭示工资差距、经济绩效相关因素对地区收入差距是否有显著影响。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报告的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Beta系数)。考虑到各类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我们将各类变量依次单独放入回归模型，如表3所示。
通过观察回归结果我们发现企业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sal_gap1)、企业高管与中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sal_gap2)、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sal_gap3)均在5％的显著水平之上时，能对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且企业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sal_gap1)、企业高管与中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sal_gap2)和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sal_gap3)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产生的促进作用最大，企业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的影响力次之，这可能是因为中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在社会收入分配人群中占据的比例较大，对他们的工资差距进行调整将有利于社会分配实现公平，指导企业合理进行工资分配，理顺企业内部各类人员的工资，缩小企业内部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差别，提高企业一线职工的工资，缩小企业内部基尼系数，将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平均工资水平是反映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是劳动报酬水平的度量，由于我国居民收入主要受工资收入刚性的影响，本文我们选取了企业在编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差距来衡量平均工资水平对于地区差距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平均工资水平的差距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地区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企业不同类型职工之间的平均工资水平差距越大，造成社会成员在收入方面的距离加大，对区域内收入公平产生负面影响，该影响程度要高于企业内部不同阶层员工工资差距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观察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经营绩效对于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方程3和方程4)。当两者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地区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差别较大，其中企业主营业务利润反映的企业经营效益指标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大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者认为是由于目前我国企业职工的收入不仅与企业职工的个人贡献挂钩，更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很多效益工资就是从企业将获得的利润中划出一块作为效益工资的。一般分为股票和奖金两种。效益工资根据职工的贡献进行分配，与企业的经营绩效紧密相关，由此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将有利于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有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经营绩效对于收入差距缩小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各地区应继续加强企业战略管理，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引进新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鼓励规模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营绩效。
企业的出口密集度(ex_dens)和研发密集度(rd_dens)均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研发密集度的影响要大于出口密集度的影响。企业出口可以增加企业的资本积累，改进生产方式，从而形成规模经济，产生内在的或外在的经济效应，而且对外贸易还会刺激外贸企业的技术研究和开发，形成企业内在的技术进步机制，提高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有利于企业经营效益的增加和职工收入的增加，进而对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产生显著作用。企业用于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支出增加，可以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扩充企业的发展空间，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经营效益。
关于企业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企业职工受大学教育水平的比例(edu1)和受高中教育水平的比例(edu2)，这两个指标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地区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尽管系数的影响程度并不大，但是影响系数却是正向的，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不利于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教育在居民收入差距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已为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所肯定。英国经济学家米德指出，教育是影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形式的投资，它可以间接地对财产的分配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曾指出，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伟大的步骤了。这是一种古老的破坏特权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讲，教育可以从两个方面调节收入差距：一方面，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和能力来直接影响其收入能力。一般来说，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与他的收入能力成正相关关系，那么，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经过接受更高教育而提高收入能力，就可以缩小与他人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来影响未来收入分配的状况。如果所有家庭的子女都拥有同等的教育水平，则不论他们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何，下一代的收入差距都将相对缩小。由于近年来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这一指标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关于控制变量我们选取了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异质性企业理论表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企业所有制是企业异质性的重要表现，也是影响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企业年龄在其中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企业年龄与地区收入差距并非单调的线性关系，企业规模的影响却是十分显著的，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对于规模小的企业而言，企业规模较大、盈利能力较强、成长能力与研发能力较为突出，对于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关于企业所有制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样本中，国有企业不利于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这可能与很多国有企业是垄断行业，较高的垄断收益使国企职工的收入普遍较高，加剧了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对于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的影响显著同样令人振奋。私营企业，一般都是中小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在经济运行中地位比较“卑微”，外部环境对它的盈利影响比较大，员工工资低是正常现象。因此政府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扶持力度，改变它运营成本偏高、运营环境不好的状况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改善有积极的作用。外资企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孟令岩(2011)对我国1986年至2008年相关数据进行了加工处理后，利用协整分析和VAR两种方法检验FDI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FDI是影响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前人的研究，并且在本文的样本企业中，外资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有积极的影响，对各地区继续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优化各地区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升企业职工的收入、调整地区收入分配格局有积极的作用。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胡祖光的简易基尼系数算法测算了我国总体基尼系数，并与其他方法的估算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新算法虽然存在低估的可能性，但与其他算法结果较为接近，变化趋势一致，不失为在可接受误差范围内的一种方便算法。由于该算法仅适用于地方统计年鉴数据完备的省份，因此本文计算了我国数据完备的19个省级行政单位2004-2010年的基尼系数。将异质性企业理论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是近年来空间经济学前沿领域的重大发展，因此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使用世界银行2005年对中国1240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工资差距和经营绩效等相关因素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根据之前学者对经济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因果性分析，从经济水平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角度看，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仍然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因为经济的增长从长远来看能够缩小收入差距水平。而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大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应当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控制好收入分配差距，这样经济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另外，由于城乡之间差距是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推进城市化水平，继续加大城镇化投资，加强我国现代化建设，对保证我国收入分配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微观层面的考察我们发现，企业工资差距的扩大和职工受教育水平的差别对于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有反向作用，而企业经营绩效和研发支出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有积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对于地区企业的发展战略管理和招商引资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附录：
计算中可能误差来源：
1、人口相关数据
在具体的计算中，对于人口相关数据，所有省份年鉴都有记录，不过一部分省份缺乏城乡人口的统计，而仅有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统计。本文在系数测算的过程中，对缺乏城乡人口统计的省份：山西、辽宁、浙江和四川，使用农业和非农业人口进行了代替。这样将带来一定的计算误差。一方面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大部分是根据户籍人口计算，而基尼系数应当反映的是常住人口的收入分配状况。另一方面，因为外来人口往往流入城镇，加之本省农业人口在城镇打工等因素，各省的非农业人口往往少于城镇人口，因此以农业和非农业人口计算出来的城镇人口平均收入将偏低，而农村人口平均收入也将偏低，从而造成总体上基尼系数存在影响方向不确定的误差。从青海和黑龙江两省来看，用农业及非农业人口数据代替城乡人口数据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较小，但不排除其他省份采取同样方法时将产生较大误差。
另外，在计算北京的基尼系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由于北京自2005年开始，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就已经降至20％以下，2005年为16.4％，2010年下降至为14％。这样一来，北京市所有农村人口都属于20％最低收入人群，另外还要加上一部分的城镇人口，这导致20％最低收入人群平均收入的估算比较复杂。本文结合了北京城镇人口的收入状况，估计了20％最低收入人群的平均收入。
2、城镇居民收入相关数据
对于城镇居民收入相关数据，城镇居民分组可支配收入数据是计算该省基尼系数最关键的数据之一，少数省份缺乏该部分数据，例如湖南省统计年鉴缺乏“人民生活”这一常见的大栏目，而贵州省统计年鉴编制得非常简单，也缺乏相关数据。湖南、贵州、云南、陕西该部分数据的缺失导致难以使用新算法对基尼系数进行估计。另外，城镇居民各分类组比例和城镇居民各分类组人数的缺失也是部分省份基尼系数估算误差来源之一。其中，绝大多数省的城镇居民各分类组比例是按照不等分的七组形式，即：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10％、中等偏下户20％、中等收入户20％、中等偏上户20％、最高收入户10％。对于未列出各分组比例，但采用不等分的七组形式的，本文在计算过程中按照10％、10％、20％、20％、20％、10％、10％进行计算。北京采用的是五等分组的形式，四川省采用了五个分组的形式，但未告知各分组户数所占比例，本文按五等分进行估算。需要注意的是，各分组所占比例是按照调查户数而非调查人数给出，而不同分组收入户的家庭人数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收入水平越低的收入户，其家庭人数越多。而从时间上看，各分组收入户的家庭人数呈下降趋势。有相当比例省份的统计年鉴并没有列出各分组收入户的家庭平均人口数，但所有省份年鉴都包括全省城镇家庭平均人口数据。因此本文用全省城镇家庭平均人口数接近、同时地理和经济水平接近的有数据省份的各分组收入户家庭人口数对无数据省份进行代替。如用浙江省的这一数据填补江苏省的空缺。
3、乡村居民收入相关数据
对于乡村居民收入相关数据，按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比重的数据一般是图2的形式，20％低收入人群平均收入的计算误差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用各分组收入的中位数代替各分组的平均数存在差距；其次，由于分组户数占调查比重的百分比是以“户”为单位，而准确计算应当是以“人”为单位，因此，准确地说，计算所得的应当是20％最低收入“户”群(而非人群)的平均收入。
总体上说，胡祖光在其论文《基尼系数和统计数据——以浙江省为例》中，对于20％最高人群及20％最低人群平均收入的计算介绍比较简略，仅用“不难算出”带过。同时，也回避了浙江省城镇乡村人口数据缺乏(仅有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数据)的问题。而实际上多数误差来源都来自上述三部分的数据。但在现有比较局限的数据来源的情况下，其新算法不失为一种方便可行的基尼系数估算方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②World Bank在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意指经济体在跨越贫困陷阱的经济高速发展中不断积累的问题将阻碍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世界银行选取的指标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而我国统计体系下对应的指标是人均GDP。两者的关系是国民总收入GNI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获得的要素收入减去外国常住单位从国内获得的要素收入，因此收入大致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GNP。出于讨论方便，本文论及国民收入时均以国内生产总值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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