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背景下公共产品供给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内容提要：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成为我国当前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本文利用我国内地30个省(市)1994-2008年的数据，研究我国在分税制背景下，地方政府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发现，人力资本在提高人均收入时依赖于物质资本存量水平，只有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水平较高时，政府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才能显著提高人均收入；由于劳动力具有流动性，地区存在一个最小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水平，超过这一水平的地区可以分享邻近地区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以提高当地的人均收入，而低于这一水平的地区却不能够。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我国应改革地方政府支出责任与受益性不匹配的税制问题，中央政府和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应当承担更多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
关键词：地区收入差距/公共产品供给/分税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作者简介：林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教授510275；张佐敏，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博士510275
        一、引言
    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存在的严重问题。巨大的收入差距广泛存在于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199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 335，2001年上升至0.447(世界银行，2004)，2004年到达0. 47，2007年达到0.48(中宣部理论局，2008)，而国际上一般认为0.4是警戒水平。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五个省(市)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五个省的3. 24倍。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加剧社会冲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我国的地区差异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在经济上长期领先于一些经济非常落后的省份，收入的绝对差距越来越大，如东部经济发达的省市和西部经济落后的省份；二是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之间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如北京和天津，上海和浙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呢？有学者认为我国收入差距的形成有来自税种不完善、财政再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市场准入条件不一样、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和对外贸易结构失衡等因素。本文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分税制、公共产品供给与地区收入差异的关系上。
    分税制科学性的一个前提是支出责任与受益的匹配。分税制下各级政府的财权界定是明确的，但支出责任方面却没界定清晰。分税制体系下，上下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不清，缺乏科学性，如一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转移给了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是政府支出责任的体现，部分公共产品对地方政府而言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即当地政府提供这些公共物品，但这些公共物品的好处却可能被相邻的其他地方享有，如地方政府提供的教育、卫生和科技研发等就具有这种性质。这些公共物品增加了该地方居民的人力资本，但当地居民可能到邻近经济发达的地方工作，此地供给的公共产品给别的地方增加了人力资本，促进了别的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这些物品的地方没有完全获得这些物品的好处。这些物品对于此地而言并不是私有物品，而是相对于此地而言更广泛地方的公共产品，不应由此地提供。分税制下使得此地承担了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义务。
    本文利用我国1994-2008年各省(市)的数据①，(1)计算出一个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阈值，超过这个值，一个地区就可以分享邻近地区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的好处；(2)分析了分税制背景下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机制，解释了一部分省(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与另一部分省(市)之间收入差距缩小同时存在的现象；(3)通过估算阈值，判断哪些省份应该将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资源转移到物质资本投资上。
    本文余下的结构做这样的安排：第二部分为与收入差距有关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证明分税制和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实证模型，第四部分是对实证数据的说明，第五部分利用实证分析结果阐明分税制背景下政府供给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最后部分是结论和建议。
    二、与收入差距相关的文献综述
    从与财政收支的关系，可将研究收入差距产生原因的文献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财政收支无关的，另一类是直接与财政收支相关的。在第一类中，已有许多学者发现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影响。如Maurer-Fazio和Dinh(2004)发现教育水平是解释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一个关键因素，居民教育水平越高被解雇的机会越小，一旦被解雇之后重新找到工作的机会也越大。另外，张车伟(2006)也发现教育回报率随收入水平而变化，收入、教育程度以及教育回报率之间呈现出一种让贫穷者更贫穷、富有者更富有的“马太效应”。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也是造成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王小鲁和樊纲(2005)认为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导致腐败横生，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同样是经济体制转型因素，而杜梦昕和郭磊磊(2010)认为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市场化改革通过影响各种要素价格，如人力资本回报、经验回报、行业差异回报和企业性质差异回报等最终造成居民收入分化。李实和王亚柯(2005)认为东西部间企业职工收入存在很大差距，但差距并没有明显扩大或者缩小的情况是由于劳动力缺乏流动性。范剑勇和张雁(2009)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发现劳动力流动不充分造成不同城市之间市场准入存在差异，沿海地区的市场准入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从而抬高该地区的工资。然而劳动力流动不充分这个假设可能就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太相符，虽然我国存在户籍管制，但劳动力却可以在各个省之间自由流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劳动力从一个省迁到另一个省。其他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非财政收支因素还包括开放程度、交通基础设施、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不同地区之间开放程度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存在差异，经济开放和交通基础设施好的地区经济发展更有利(Démurger，2001)。在影响地区间收入差距的3个因素中，出口差距的作用最大，进口差距的作用其次，外资差距的作用最小(魏浩，2009)。与此相反的是，张曙霄等(2009)实证发现进口差距比出口差距更能影响我国地区收入差距。钟春平和徐长生(2006)解释创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经济发展初期就存在处于经济优势地位的一部分人(如企业家)和处于劣势地位的另一部分人(如农民和被改制的国有企业工人等)，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更有条件进行创新，创新带来两个直接的结果，一是使得创新者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优势地位，二是通过创新性破坏使原来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所掌握的技术被淘汰或所处的行业被淘汰，从而两部分人的收入差距加大。与创新密切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解释了我国地区收入差异的主要部分(彭国华，2009)。
    另一类使收入差距产生的因素是与财政收支直接相关的，这些因素包括税收、政府投资和政府转移支付或者再分配政策。增值税可以通过税赋转嫁将部分税收负担转移给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因而承担负担的是全国的消费者，但在我国的分税制体系下，增值税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共享，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可以得到其他地区消费者交纳的税收资源，造成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欧阳德云，2005)。政府的直接投资和政策导向上偏向城市，加大城乡收入差距(侯风云等，2009；曾国安、胡晶晶，2009)。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造成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批评就更多了。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在城乡之间有根本性的差别，给城镇居民的财政转移支付远远大于给农民的数量(曾国安、胡晶晶，2008)；王小鲁、樊纲(2005)研究发现目前的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给中高收入阶层居民带来的好处大于给低收入阶层居民带来的好处，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我国财政转移性支出对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调节效应不尽如人意(赵桂芝，2010)。
    尽管从财政收支角度考虑收入差距的文献较多，但以往学者没有从分税制背景下地方政府承担了超越本地的公共产品供给义务的角度去考虑地区收入差距问题，也没有学者研究过我国地方人均资本存量达到一定水平后此地可以享受到邻近地区提供的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好处的问题。以下部分是有关分税制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外溢性的理论模型。
    三、实证模型
    要估计邻近地区公共产品外溢性是否存在，首先需要对生产函数进行假设。最广泛使用的生产函数当属Cobb-Douglas生产函数：
     
    Solow(1956)用其研究经济增长形成新古典增长理论，其假设代表技术水平的的增长是外生的。到上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人力资本，认为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产出增长有重要作用。Mankiw等(1992)包含了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为：
     
     
    我国虽然存在户籍管制的问题，但是劳动者如果愿意到其他省(市)进行工作的话，往往受到限制的条件很少，并且我国劳动力流向存在这样一个特征：经济相对落后省(市)的劳动力如果到外地工作，选择的工作地点往往是与此地邻近的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一个地方政府在科教文卫方面提供公共产品形成本地的人力资本，由于劳动力的流动，花费本地公共资源投入形成的人力资本不一定直接为本地经济做贡献。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由于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较大，因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较高，工资收入也较高，会吸引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入。但劳动报酬较高不一定就能吸引到邻近的劳动力，因为劳动者要权衡到外地工作增加的报酬与增加的额外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在陌生地方不适应而带来的效用损失和交通成本等，因而只有外地的人均资本存量超过本地的一定水平，导致外地的工资超过当地的一定水平后，才会产生劳动力外流，致使耗费本地资源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成了与发达地区共享的公共产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不会流到经济落后地区，从而经济发达地区在这方面提供的公共产品则成了相对本地区而言的“私有物品”。考虑到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特点，本文将生产函数中有关人力资本方面的变量作一些假定，假设生产函数为：
     
     
    四、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1994-2008年内地30个省(市)的数据作为样本(将四川和重庆的数据合并)。方程(4)中涉及的变量有对数化后的各省人均收入，代表对数化后的邻近省(包括本省)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和对数化后的各省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政府在科学、教育、文化和卫生方面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而且相对于个人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而言，政府在这方面的供给更容易形成公共人力资源，对整个社会产生共同影响，而个人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却更容易形成与个人收入相关的人力资源，因此将地方政府在科教文卫方面的投入而形成的存量作为公共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为了使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可比性，还必须将不同的年份的价值通过价格指数折合到同一年。具体的各个变量的数据作如下处理：
    (一)人均收入
    《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公布了内地31个省(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商品零售指数。本文首先将1994年的零售价格指数标准化为1，之后计算出以1994年为基期的1元相当于其他年份的多少元，最后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去除之前计算出的价格，将此结果作为人均收入。由于重庆市在1997年从四川省分出来成为直辖市，而本文的数据是自1994年以来的数据，因此将两地的数据合并作为一个省处理。其他的数据涉及两地的，均以此处理。
    (二)各省市的物质资本存量
    永续存盘法是计算资本存量常用的方法。用此方法计算资本存量时涉及基期存量的估计和每期投资数量的数据。基期存量的估计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不同学者做出不同的结果。张军等(2004)估出了我国1952-2000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可作为本文的一个参考。由于基期年份越早，对后面年份存量的估计影响就越小，本文希望尽可能利用早的年份作为基期；但是由于很早年份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量数据难以获得，本文采用张军等(2004)估计的1978年的资本存量，再经价格调整后的数据作为基期的存量。《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有1978-2008年各省(市)各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本文以此作为物质资本的流量，为提高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了4%和5%作为物质资本折旧率得出两列资本存量的数据。
    (三)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
    不少学者将受教育年数或学历、识字率、学校人均教师数和人均医院床位数等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本文为了研究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承担公共产品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采用邻近地区(包括本地)政府投入的科教文卫存量的人均值作为公共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原因有：(1)政府在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数量最终是形成学校数、教师数、科研人员数和医院数的，这些都有利于人力资本形成，与受教育的年数和医院床位数等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具有相似之处；(2)劳动力是可以流动的，并且劳动力主要在相邻的省(市)之间流动。地方政府在科教文卫方面提供公共产品不可避免地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物质资本，这似乎与将科教文卫方面的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人力资本的度量有矛盾，但注意到科教文卫方面的公共产品与其他生产性的物质资本在形成人力资本方面有很大差别和每个地方政府在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只是占到该地固定资产投资很小的一部分时，就不会认为两者矛盾很大。与估计物质资本存量一样，科教文卫方面的公共物品存量也遇到基期数量确定的困难。为了稳健，本文分别采用三种方法估计以1994年为基期的科教文卫方面的公共产品存量：一是采用1985-1994年各年科教文卫的支出总和作为1994年的存量；二是以1980年科教文卫支出作为1980年的基期存量，再用0.05的折旧率估算1994年的存量；三是1976年科教文卫支出作为1976年的基期存量，再用0.05的折旧率估算1994年的存量。
    五、公共产品供给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对方程(4)的估计，是在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受最小物质资本存量影响的假定下进行的，究竟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有没有依赖关系呢？这一部分的第一小节将首先检验这个问题，然后在接下来的一节利用省际数据估计这一最小物质资本存量水平，最后阐明在分税制背景下政府供给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一)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依赖关系
    自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以来，人力资本对人均收入的增加作用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然而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离不开物质资本。在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较高时，生产过程机械化和智能化程度较高，对生产者的人力资本要求较高，此时政府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对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明显好处。在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较低时，生产过程机械化和智能化程度较低，对生产者的人力资本要求较低，政府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是否增加人均收入就受到怀疑。特别是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意味着减少物质资本投入。政府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形成人力资本，这些人力资本对人均收入产生什么影响呢？表1是基于pool数据用人均收入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回归结果。
     
    表1为人均收入对人均人力资本和人均物质资本的回归结果。由于对物质资本折旧率没有统一看法，如张军等(2004)假定为0.04，胡永泰(1998)、王小鲁(2000)以及Wang和Yao(2001)假定折旧率为0.05，对资本折旧率的不同假设可能带来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为提高结论的稳健性，第1至第3列采用0.04为资本折旧率，第4至第6列采用0.05为资本折旧率。为比较不同水平的物质资本存量对人力资本与人均收入关系的影响，根据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不同，将pool数据三等份，其中第1列和第4列对应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处于最低的一组，第2列和第5列对应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处于中等的一组，第3列和第6列对应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处于最高的一组。
    只有当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水平较高时，政府供给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人均收入的提高才有显著作用。表1的第3列和第6列对应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处于最高的一组，回归结果显示，与人力资本相关公共产品的系数显著大于0，即此时政府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可以显著提高人均收入。同时表1的第1、2、4列和5列显示，当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水平较低时，与人力资本相关公共产品的系数显著小于0，相反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系数显著大于0，表明了当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水平较低时，政府应当增加物质资本投资，而非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投资。表1的结果说明了人力资本发挥作用时严重依赖于物质资本存量水平。
    表1的结果初步揭示了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依赖性，但没有准确地找出人力资本对人均收入起促进作用时所需要的最小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是多少。接下来，利用面板数据寻找这一最小物质资本存量。
    (二)最小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估计
    对方程(4)的估计，需要找出人力资本对人均收入起促进作用时所需要的最小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本文先确定样本中物质资本存量的分布区间，然后再将区间分割成足够小的子区间，用搜寻的方法找出使回归方程取得最小人均物质资本存量Q。
    当物质资本折旧率为0.04时，估计结果列在表2。表2的(1)与(2)列，(3)与(4)列以及(5)与(6)列分别对应公共人力资本存量采用三种不同方法估算时得到的回归结果，其中前(1)与(2)列是采用1985-1994年各年科教文卫的支出总和作为1994年的存量，(3)与(4)列是利用以1980年科教文卫支出作为1980年的基期存量，再用0.05的折旧率估算1994年的存量，(5)与(6)列是以1976年科教文卫支出作为1976年的基期存量，再用0.05的折旧率估算1994年的存量。奇数列与偶数列的不同之处是将也作为其中一个解释变量。从回归结果看，以不同方式估算的地方政府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结果影响不大，人均收入对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弹性都在0.47附近。再看(1)(3)(5)列的系数，我们会发现都是不显著的，这表明当物质资本存量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时，政府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生产的作用是很不显著的。当物质资本存量超过一定水平后，(2)(4)(6)列的结果显示人均收入对地方政府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弹性都比较小，约为0.005。
    当物质资本存量采用0.05为折旧率时，表3以表2同样的方式显示估计结果。从回归结果看，以不同方式估算地方政府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结果影响不大，人均收入对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弹性约为0.46，相比于物质资本存量采用0.04为折旧率时弹性稍微下降。与表2的结果相似，(1)(3)(5)列的结果显示当物质资本存量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时，政府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生产的作用是不显著的。(2)(4)(6)列的结果显示人均收入对地方政府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弹性约为0.006，相比于物质资本存量采用0.04为折旧率时弹性稍微上升。与物质资本存量采用0.04为折旧率时相比，比较明显的差异是，使地方政府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人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的临界物质资本存量Q从11.327下降到10.760——表2和表3的(6)列为代表。
     
    (三)分税制背景下政府供给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鉴于表2和表3的奇数列回归结果中的系数极为不显著，并且Adjust R-sq也比偶数列的小，因此采用偶数列的回归模型。此外，偶数列中不同的列代表采用不同方式估算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作为解释变量，它们之间的结果差别甚微，而且对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存量的估计，采用越早的时间作为基期对存量的估计偏差越小，因此最后分别以表2和表3的(6)列为代表作为对方程(4)的估计结果，从而得到使一个地方可以享受邻近地方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所需要的最小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图1列出了不同省份(市)达到最小人均物质资本存量Q的时间。
     
     
    若以0.05为物质资本折旧率估算，上海、北京、天津和浙江的人均物质资本在2004年就达到了可以享用邻近省(市)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来提高当地人均收入，比较迟达到这一标准的还有辽宁、内蒙古、山东和广东。也许人们会很困惑，实际上广东很早就吸引邻近省份的劳动力流入，为什么估算广东那么迟才达到可利用附近地区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呢？原因在计算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时用一个省(市)的物质资本存量除以总人口，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远远高于广东全省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所以广东珠三角地区在很早年份就大规模吸引附近省份的劳动力，利用附近省份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若以0.04为物质资本折旧率计算，一个省(市)的人均物质资本达到最低标准的时间更迟。
    以0.05为物质资本折旧率估算的参数为例，当一个省(市)的人均物质资本达到可以利用邻近省(市)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来提高人均收入的最低标准时，人均收入对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弹性为0.457，即当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增加一个百分点时人均收入增加0.457%，而人均收入对邻近省(市)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人均公共产品的弹性为0.006，即与人力资本相关的人均公共产品增加1个百分点时，人均收入增加0.006%。地方政府的每1元财政支出既可用以增加与生产直接相关的物质资本存量，如道路、桥梁、电网等建设，也可用以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存量，如科学研究、中小学教育、卫生事业等，究竟是哪一种支出对人均收入提高产生更大的影响，取决于邻近地区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人均值同物质资本存量人均值的比。当它们的比低于1:76(0.006/0.457)时，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投入比增加物质性的资本投入更能提高人均收入；当它们的比例高于1：76时，则相反。通过对比两者的比例，发现北京和上海两者的比例都小于1:76，天津的比例也接近于此，再对比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部分发达城市，两者的比例也接近于此。由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外流到经济落后地区的可能性小，当地政府加大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投入比增加其他物质性的资本投入对人均收入的增加效果更好，因此，分税制下要求当地政府提供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经济发达地区提高人均收入是有好处的。然而，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邻近省(市)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物品供给并不会对这些地区提高人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相反这些地区增加其他物质性的资本对增加人均收入效果更好，因此，分税制下同样要求经济落后地区提供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好处远远高于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好处。
    分税制背景下公共产品供给是通过如下机制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1)分税制给予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更大的自由权，不同的地方可根据本地的禀赋条件促进经济发展，禀赋差异的客观存在使得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初始的差异。(2)分税制体系下由于事权划分不合理，地方承担了一些本不应由本地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义务，如教育、卫生和科技研发等，这些公共产品容易通过就业人员流动而带到其他地方。经济发达地区，物质资本存量大，对劳动力需求也大，在吸引落后地区劳动力流入的同时，经济发达地区享受着经济落后地区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投入，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进一步加强。(3)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本可以通过增加外溢性较少的、生产性的物质资本投资，增加物质资本存量，减少外溢性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扭转跟经济发达地区存在的物质资本存量差距，但是分税制下规定各地都必须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即便是这些公共产品可能使其他地方得到的好处大于本地，从而使经济落后地区失去了从这方面去缩小差距的策略空间。(4)经济落后地区只是经济增长速度方面慢于经济发达地区，并不是出现经济倒退，因而物质资本存量也在逐渐增加，当物质资本存量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本地经济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就显著提高，从而可以吸引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分享其他地区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的好处，经济落后地区开始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
    六、结论与建议
    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成为我国当前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本文利用我国内地30个省(市)(将四川和重庆合并)1994-2008年的数据，研究分税制背景下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以下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存在一个最小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水平，使得超过这一水平时一个省(市)可以分享邻近省(市)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而在这一水平之下时一个省(市)供给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提高自身的人均收入影响不显著。利用我国30个省(市)的数据估计发现，这一最小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水平为10.760——以0.05为物质资本折旧率估算的对数化后的结果，达到这一结果的只有少部分省市。一般认为人力资本的提高对提高生产效率有重要的作用，但也难免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况，人力资本只有与物质资本结合起来时才会对生产带来显著的影响，特别是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由于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太少，或者部分劳动力外流到经济发达的邻近地方，以致出现人力资本对生产的影响不显著。人均物质资本超过了这一水平的地区除了可以利用本地的人力资本外，还可以享用邻近地区的人力资本，这就造成了没有达到这一资本存量要求的地区与达到了这一要求的地区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了这一人均资本存量要求的地区收入差距有缩小的可能。等量人均物质性资本的投资，对人均资本存量较小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幅度较大，而对人均资本存量较大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幅度较小。这就解释了引言中指出的两种现象并存的情况。
    2.分税制下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经济落后地区提高人均收入不利，而对经济发达地区有利。经济发达地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大，劳动力的边际报酬比较高，工资比较高，由于劳动力具有流动性，经济落后地区的部分劳动力就会外流到邻近经济发达的省(市)。劳动力外流时带走的是人力资本，这些人力资本的形成有一部分是来自经济落后地区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经济落后地区提供了这些公共产品以形成人力资本，但部分劳动力流到邻近经济发达的省(市)，即落后地区实际上提供了超越落后地区自身的公共物品，承担了过多的负担。根据估计的对数化后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要超过10.760时，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才对当地人均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往往没有达到这一最低要求。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的主要途径是提高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将原本用以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的资源转到其他物质性的资本投资上来。而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劳动力外流的情况比较少，这些地区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就有比较大的部分给本地享用，因而经济发达地区只是提供本地公共产品，没有承担超额的负担。
    3.中央政府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提供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方面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物质资本还没有达到一个最低的标准，还未能使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对人均收入的提高产生显著作用，然而它们提供的这方面的公共产品却对邻近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产生正的影响。若根据受益范围划分政府事权或支出责任，经济落后地区的政府就不应当承担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这些责任应由中央政府或者由受益的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来承担。以0.05为资本折旧率的估算结果作为依据，当人均物质资本存量低于10.760(对数化后)时，增加物质资本方面的投资对人均收入的提高是更有帮助的，它们应当减少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把节省的资源用以公路、桥梁等与生产直接相关的物质资本投资；当人均物质资本存量高于10.760时，并且邻近省(市)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存量与物质资本存量的比小于1∶76时，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对提高人均收入是更有效的，上海和北京就达到了这一标准，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部分地区也达到了这一标准，这些地区应当承担更多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物品供给责任。
    注释：
    ①地方政府提供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公共产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而其由地方政府在文卫科教方面的投入来度量。各类数据库中对地方文卫科教投入的统计只到2008年，此后由于统计口径改变没再统计，本文数据最新的只能到2008年。
    参考文献：
        [1]杜梦昕、郭磊磊：《市场化改革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途径——基于Oaxaca分解模型的实证研究》，《地方财政研究》2010年第10期。
    [2]范剑勇、张雁：《经济地理与地区间工资差》，《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
    [3]侯风云、付洁、张凤兵：《城乡收入不平等及其动态演化模型构建》，《财经研究》2009年第1期。
    [4]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经济研究》1998年第3期。
    [5]李实、王亚柯：《中国东西部地区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5年第6期。
    [6]欧阳德云：《增值税、分税制与区域平衡发展》，《地方财政研究》2005年第8期。
    [7]彭国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
    [8]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9]魏浩：《对外开放与中国29省市间收入差距：1985-2007年》，《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
    [10]曾国安、胡晶晶：《论中国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财政研究》2009年第2期。
    [11]张车伟：《人力资本回报率变化与收入差距：“马太效应”及其政策含义》，《经济研究》2006年第12期。
    [12]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13]张曙霄、王馨、蒋庚华：《中国外贸内部区域结构失衡与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关系》，《财贸经济》2009年第10期。
    [14]赵桂芝：《我国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财政调控效应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
    [15]中宣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学习出版社2008年版。
    [16]钟春平、徐长生：《创造性破坏与收入差距的振荡式扩大》，《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
    [17]Démurger, S.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9, No. 1,2001 pp. 95-117.
    [18]King, R. G. ,and Rebelo, S. T. , Transition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classical Model. NBER Working Paper, No. 3185,1989.
    [19]Maurer-Fazio, M. and Dinh, N. , Differential Rewards to, and Contributions of,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s Segmented Labor Markets. William Davidson Working Paper, No. 508, 2002.
    [20]Mankiw, N. G., Romer, D. and David, N. W. ,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7, No. 2,1992,pp. 407-437.
    [21]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22, No. 1,1988, pp. 3-42.
    [22]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0, No. 1,1956, pp. 65-94.
    [23]Wang, Y. and Yao, Y. , Sourc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52-1999: Incorporating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2650,2001.
    [24]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Publication, 2002,p.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