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特征与方向

    从中国现代化实践来看，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经历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多次循环的认识过程，长达50多年的历史过程。从早期来看，主要是以经济现代化为核心。从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即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到1964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1975年又重申了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2］这一时期，领导人所理解的现代化，基本上还是经济现代化的范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对现代化的含义逐渐扩展，从经济建设为主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逐步形成“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总体布局。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的三大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也提出了“两步走”设想。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设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经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的“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3］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全面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4］至此，21世纪上半叶（指2000-2050年）中国现代化总体布局基本形成。
    由此可知，中国的现代化总体布局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多次性认识，不断完善的，也经历了五十多年的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创新之后才形成。可以说是从经济现代化过渡到了全面现代化，再到全面协调各类现代化。因此就是从单一的追求经济现代化，到开始涉及到不同领域的现代化，从而使得中国进入21世纪的时候，全面推进全面协调我们的现代化。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的“五位一体”现代化已经超越了以经济现代化、物质现代化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国家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手段，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直接决定了国家现代化的路径和可能。因此，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和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呢？本文将国家治理现代化定义为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作为现代政治要素，不断地、连续地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一是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包括一整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环境的治理体系；二是在这一治理体系下，治理能力的运用能够更加有效、更加透明、更加公平，这包括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环境的、科技的、信息的现代化手段。这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家制度是最重要的无形现代要素，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的发动因素和推动力量。早在1949年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就讨论了制度对工业化的作用。他指出，社会制度，即人的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它既是发动因素，又是限制因素。后来他将推动一国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企业家创新精神，技术进步，制度革新。他认为，最易改变且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则是涉及经济运行各种操作规则的制度安排，例如市场制度、企业制度、信用制度等等。至于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却为一般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制度环境；尤其是宪法秩序既可能为新制度安排的创新形成需求诱导，又可能提供新制度供给，它的变迁或创新则会从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5］
    而制度同样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国家治理会产生治理费用、治理成本，一个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就是不断降低治理费用、减少治理成本。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提高国家现代化收益。而这必须依靠国家制度的现代化。例如国家经济制度现代化就会大大降低各种经济活动主体的交易成本，大大减少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提供了巨国规模效应，就会大大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制度创新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而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则反映了制度创新。对于微观的市场制度、企业制度的创新主体是企业家、投资者，对于宏观的国家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创新主体是政府、政治家。又由于微观制度与宏观制度之间有其关联性、互补性和相互依赖性，这就需要企业与政府合作，企业家与政治家合作。
    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未来的中国实践中关键是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党、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三化”本质上就是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收益。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大陆型国家，一个超大规模的人口（中国总人口为13.5亿人，比美国的3.1亿人口多出10亿人，比欧盟27国的5亿人口多出8亿人），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有五级政府，美国为三级政府，即使是欧盟也只有四级政府），一个超大规模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拥有8500万党员，美国民主党拥有4300多万党员，美国共和党拥有3000多万党员），因此就需要创新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手段，才能够有效率地治理中国，也只有不断地实现三大治理的“三化”，才能够使中国天下大治，持续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长治久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党、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三化”的关键词在于“化”字，也就是说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演变的过程和不断适应的过程。这与中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代化的“化”应当是同步的，并与时俱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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