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特征与方向

    三、中国国家治理的特征与优势
    习近平同志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中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与美国、欧盟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有如下重要特性：
    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来源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来源是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方向的重要约束性条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脱离于社会传统和制度历史。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化历史发展轨迹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总统制、国会制等，但都失败了，因而中国就从初始条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这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可能完全推翻重来，照搬西方治理体系的模式。
    第二，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是决定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条件。基本制度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活力和空间。中国是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西方国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还是现代国家制度是后来者，因此一方面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少走弯路，这就是所谓“制度学习”效应。另一方面还必须创新新的制度安排，对此，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就曾指出，经济落后国家的六个特征之一就是：一国的经济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增加新生工业部门资本供给中的作用就越大。它是指经济落后的后进国需要往往采取特殊的制度安排来补他们的落后，而这些国家通常可以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详细分析参见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著：《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09。不过，格申克龙并没有说明这种“特殊制度”是哪种制度安排？但是毛泽东等人是比较自觉地选择了一种新的特殊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等人是更加自觉地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作为后发国快速地、成功地追赶了先行国（特别是美国）。从制度比较看，中国的制度体系更年轻、更具活力、更具变革性，相反，美国的制度体系更年久、更稳定、更具保守性，如果比较一下美国宪法与中国宪法制定的时间长短相差一百多年，而中国宪法的修正频率远高于美国，显示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这也表明，仅有一个好的制度还不行，还需要有不断改革、不断调整、灵活适度的制度变迁。中国就是符合这一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
    第三，国家治理体系的手段和工具。国家治理体系的手段和工具是治理体系的最重要特征，也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绩效的效率和成果。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混合经济，形象地说是“东方巨人”的“两条腿走路”，就是比一条腿走路的竞争者走得快；中国是采用“两只手”，而不是“一支手”，是强调“两只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以中美比较为例，中国不仅有国防和军事战略，而且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战略，而美国只有国防和军事战略，并无国家发展战略，只关注“大炮”，军费开支占了世界比重的40%，在全球过度军事扩张，也成为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再比如，中国采用了五年规划手段和国家专项规划相结合作为重要的国家治理手段，美国只有国家专项规划，更多的是国防和军事专项规划。
    第四，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影响范围，也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最终方向。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是没有明确的长期目标的，无论是在宪法或施政纲领中，都没有明确的表述。中国则大为不同：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就表达了长期目标，《党章》（2012）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其次，我们的《宪法》也表达了长期目标，《宪法》（2004）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再次，目前习近平同志明确表达了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基本目标，就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由此可知，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还是国家治理手段，都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制度体系和基本手段。
    与一般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有三大突出特点。一是党的治理。这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治理，这不同于其他国家政治政党治理，包括执政党治理。这是因为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的残酷战争的淘汰，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整套的组织制度，从1949年成立新中国之后，又不断发展出一整套执政党的治理制度体系。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这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国家基本制度是根本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也不同，国家治理手段也不同，因而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绩效也不同。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内涵了社会主义要素，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要素。这就包括人民代表大会。三是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中国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公民社会（基于《宪法》所赋予的各种权利），还是十分典型的中国意义下的人民社会，因此它的社会治理就超越了西方社会治理的含义，是人民为主体的社会治理，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由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要依法参与社区管理、基层管理、地方管理（如地方人大）、国家管理（如全国人大）。四、结语：未来重大历史任务
    从国际竞争看，国家竞争本质上也是国家治理竞争，国家治理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的竞争。尽管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经过60多年的实践，已经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从而快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进步。但这并不意味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是完美无缺的，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这里就存在关于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认识。我们所说的制度自信是建立在制度自觉的基础上。所谓制度自觉，就是认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制度，诚如毛泽东所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因此我们就有了制度自信。尽管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经过60多年的实践，已经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从而快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进步。所谓制度自觉，就是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的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还会随着发展的进程出现各种不尽人意的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又不是一切都美好的社会，而是一个好事与坏事、先进与落后、健康与腐朽、进步与倒退、正义与邪恶并存的十分复杂的社会。事实上，早在1956年时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好的东西。他承认，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所作了。［6］因此，我们就要有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我们也相信在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总会是好事多于坏事，先进取代落后，健康战胜腐朽，进步阻止倒退，正义战胜邪恶。
    那么，我们如何不断地改革完善这一国家治理体系呢？对此，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务实性地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最好表达。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十分自觉又十分独创地建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及其体系，也曾犯过严重的错误、出现过严重的曲折，毛泽东的失误不在“制（度）”，而在“政（策）”。也就是说他所创立的执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他晚年所实行的“大跃进”的政策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脱离中国经济国情和政治国情，又超越发展阶段，也必然走向失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是重建这一制度体系，非常务实地针对体制弊端自我改革、大胆改革，又前瞻性地构想了三十年的制度建设战略，为后来的人创造了更高的制度基础。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就更加明确了中国制度建设、制度现代化目标和方向即“四个为”，这正是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同时也明确了这套制度体系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由此才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这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和目的性。
    总之，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国国家治理施政纲领，也标志着中国进入国家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时代。具体地讲，这个《讲话》，具有思想的深刻性，集中了全党全国的智慧，创新了治国的新理念；政治的正确性，明确了我们的政治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独创性，超越了西方治理理论，构建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框架；实践的指导性，这一理论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又指导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将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使中国治理能力更加强大。
    ［参考文献］
    ［1］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9.
    ［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79.
    ［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5］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增订版）［M］.北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45.
    ［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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