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反思“市场-政府”关系论——来自孔子“因材施教”的启示

    来源：2019年1月,《经济学家茶座》第81辑,第116-120页
     毫不夸张地讲，“市场-政府”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至少自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开创系统性的经济学理论以来，李嘉图、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等人（以生年排序），都对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广泛探求，并形成了新旧古典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新古典综合范式等异彩纷呈的诸多流派。而对市场-政府关系的不同观点，则进一步造就了各自学说体系最核心的价值导向与思想分野。
    然而大体观之，除去个别的极端学说外，不同流派其实也达成了一项基本共识，即在确立产权、组织分工、配置资源、分配成果等过程中，市场与政府都有各自独特的角色，缺一不可。而从实践上看，至少在工业革命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无论在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自然地理条件等方面有多大差异，市场和政府也都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彼此难以替代。对许多论者而言，关键的问题不是“要市场还是要政府？”，而是“市场、政府两者孰轻孰重、孰主孰辅”？——或者用经济学家偏爱的方式来表达——“两者组合的最优解是什么”？
    也许令部分人颇感失望的是，不以任何具体经验为背景，抽象地讨论这一问题往往徒劳无益，甚至难免“谈玄论道”之嫌。实际上，对于市场-政府关系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所谓“最优”解。对此，我们不妨暂时离开经济学这一“沉闷的科学”（dismal science），转而从两千多年前一位伟大的东方智者与老师——孔子的教育理念中寻得一些启示。
    众所周知，孔子鲜少对其学说及若干核心概念做系统、完整的表述或定义。相反，这位“万世师表”更偏爱在同弟子的问答之间，以“大义微言”，看似零散、个性化地表达思想、教化后学。而在此之中，孔子始终秉持“因材施教”、“同问异答”的原则，即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条件、处境，提出因人而异的目标、方法、要求，因此对同样的问题常常做出不同侧重的解答。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记载于《论语?先进篇》的“闻斯行诸”一章[ 本文中关于《论语》的引用及释义，参看钱穆《论语新解（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5年出版。]。某日，弟子子路（即仲由）问孔子：“闻斯行诸（知道了就要去践行吗）”？孔子答道：“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父亲、兄长尚在，怎么能知道了就去践行呢）”。而另一位弟子冉有（即冉求）提出同样的问题，孔子却回答说：“闻斯行之（知道了就要去践行）”。这样的同问异答将公西华搞得十分困惑，孔子则解释道：“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其大意是说，冉有行事保守、偏于退缩，所以要激励他践行；而子路行动力本就胜于他人，所以要抑制他，使他谨慎行事。在这样的一“进”、一“退”之间，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与人生智慧表现得具体且生动。
    除上例外，孔子在谈及“仁”、“孝”、“君子”等核心范畴时，以上原则也仰俯即是。此处可以再举一例：当颜回向老师问什么是“仁”时，得到的答案是“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言行恪守礼制而实现仁。显然，这是一种关于“仁”的极高要求与境界，而孔子也寄望于这位资质最高的弟子。但当骄躁、多言的弟子司马牛提出同样的问题时，孔子则简化为：“仁者，其言也讱”，也就是“仁人说话是谨慎的”，即希望他从改正为人处世上的缺点做起（以上两则同载于《论语·颜渊篇》）。再则，另一位弟子子贡（即端木赐）家境富裕、有志于仁，希望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但又不免“徒事高远”、不得其法。当他向孔子讨教时，孔子却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直接给出了子贡迫切需要且可以从身边做起的“仁之方”，即实践仁的方法路径（《论语?雍也篇》）。
    要之，孔子在上述问答之间既充分考虑了不同弟子的资质、个性、乃至客观处境等因素，然后作有针对、有差别的教化，但最终又“殊途同归”，都为弟子指明了通往圣贤的方法与道路。如此非系统化的论述当然不免存有逻辑上的缺憾，但其中却也蕴含着实用理性的智慧，对认识、处理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助益匪浅。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上述讨论中并无玄妙高深的道理，往往出于“人之常情”就能体悟。为更加形象、生动地表达其中的思想，在此不妨再做一个简化的类比：自信与谦逊无疑都是一个人应具有的优秀品质，然而对不同的人应有不同的教育方法。既不能以“两种品质都重要”这一“通论”教育所有人，更不该对本就自信满满的人强调自信的重要，对天生谦逊低调的人倡导谦逊的美德。这一做法很可能会使自信和谦逊两种优秀品质超过其适当的程度，从而使自信的人变得傲慢自大、谦逊的人变得怯懦自卑——对这一点也许为人父母或为人师长的读者会有更深体会吧！
    转回本文的主题：不免令人遗憾与不解的是，在关于市场-政府关系的学理探究和政策讨论中——尤其在论及中国时，以上“因材施教”、“同问异答”的理念被人普遍遗忘，形成了许多在实践中至多无益、往往有害的理论体系与政策主张。如有的出于对所谓“抽象化”、“系统化”的执着，秉持普适的“通论”（其实往往哪里都不适用）视角，忽视、否定市场-政府关系这一问题的实践性、具体性，以得出某种最优解为终极任务。再有则忽略客观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不合时宜”地强调市场和政府中某一方的重要性，从而或有意、或无意地强化了某种现有弊端。
    譬如，当现实中已经呈现政府力量过强、市场机制扭曲严重、行政垄断普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且外部竞争者又对此产生颇多非议等情形之时，再去进一步凸显公共部门角色、强调产业政策的重要性、批判自发市场行为的负面外部性与非理性等市场“失灵”的表现，则往往产生“雪上加霜”、“火上浇油”之效。或许相关论证在逻辑、事实上都能说通，然却在实践中对内可能演变为维系某些既得利益的学理支撑乃至“思想武器”；对外则不免增多竞争者的不信任感甚或敌意，且授人更多攻击的口实。当然在另一方面，如果市场发生明显失灵、出现严重的集体非理性或“合成谬误”等状况时，再一味强调自由市场的韧性与效率同样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也可能沦为某些私利的“工具”。特别地，在经济繁荣时期，以上论调经常成为掣肘宏观审慎监管、妨碍逆周期干预的托辞，以致任由各种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的累积与蔓延。就此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招致的全球金融海啸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特别地，对中国而言，虽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市场化改革仍在进行之中，并成为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最主要途径。不难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也更加迫切地需要能够“因材施教”、“顺应时势”的市场-政府关系理论与实践方法。在此，笔者以最近影响颇大的“新结构经济学”为例做一浅议[ 见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该学说也是近年来较为系统地阐述后发国家如何协调市场力量和政府作为的理论框架。简言之，根据这一理论，后发国家的政府应通过制订产业政策等途径，积极主动地甄别、培育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实现较高增长，进而达至对先进国家的赶超。这里我们不妨假设其立论逻辑完全成立（实际上其成立与否与本文主旨无直接关系），但具体落到中国经验恐怕弊多利少。众所周知，中国地方、基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已经极为“显要”，特别是多年来由其引致或与其高度相关的基建投资冲动、政商关系不清、国企预算约束不严、地方保护严重、乃至寻租腐败频发等问题早已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与实际改革的重点。与此相伴的是，近年来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又常常从政府干预、国企活动、行业垄断等角度，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以此为中国参与全球化增加成本。不难想见，在这一背景下继续强调“有为政府”、“增长甄别”等理念，则无论其理论是否成立，都极可能给实践带来困扰，最终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当然，同所谓的传统结构主义的观点不同，上述学说也肯定了市场的作用，特别是强调了一般企业应具有“自生能力”——即企业不依靠外部扶持而能获得正常利润因此可以长期生存的能力。以笔者陋见，对于此刻的中国，这才是其理论体系中最具现实意义的部分，也是应该着重阐述、“大书特书”之处。
    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在上文列举的问答诸例中，孔子实际上也向理论工作者（不仅限于经济学家，也包括如从事转基因研究的自然科学家等等）揭示了另一个深刻道理，即当阐发一种与现实高度相关的理论时，除去要针对受众的特点进行有侧重的论述，还要充分考虑受众对理论可能的理解与反应。如果一种学说很容易被人误解、误用——即使其作者初衷良好、论证严谨——也往往会给现实带来困扰与危害。须知，一个很容易被念歪的所谓“好经”极可能也算不得是真正的“好经”！从这一视角观察，上述的“有为政府”、“增长甄别”等观点也不免令人疑虑：果若推行，这样的理论在地方、基层政府中会被“理解”成什么样子？会被希望“理解”成什么样子？又会被应用成什么样子？特别是会不会被某些利益集团曲解利用，实现其私利？提出这一系列“不可不察”的问题，并不表示笔者反对这一理论（当然也不表示赞成），而仅仅是一种提醒。毕竟，有“巧思”的理论也须“慎行”！总不能永远靠“经是好经，就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的托辞自我宽慰吧！
    综合以上论述，经济学者的观点——至少对市场-政府关系这一议题而言，应当进行某种旨在制衡的“反周期”操作：即在政府过强时倡导市场的作用，反之亦然。更一般地讲，经济学者应基于具体的客观环境与条件，审时度势，有取有舍，甚至是需要有意识地凸显其理论的“片面的深刻性”，以此使得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形成的“钟摆”既不要失去平衡，也不宜波动过剧——这才是合乎“时宜”的，因此具有实践意义的好的理论。可以说，这也是经济学中的所谓艺术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个理论如果能做到逻辑自洽、观点新颖、表述清晰简练，或许能够成就众多高质量的论文、专著，进而影响学界。但是，如果将理论提炼为政策主张，并应用于现实世界时，做到在考虑其受众的前提下“因材施教”则成为一个虽更困难、但绝不可或缺的学术标准。这里不妨借用著名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的概念来表达[ Mankiw, G.,2006, 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2349。]：从一般的学术发表标准过渡到以上的应用标准是从具有“科学”性的抽象框架转换为能够付诸实践的政策“工程学”之间必有的组成环节。一般学者对此即使“虽不能至”，但至少也应“心向往之”。而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的学者则应“能者多为”，在其中担负起更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