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变革与新时代中国的货币政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
    人民币已经成功加入国际货币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IMF总裁拉加德在发布会上表示：“人民币进入SDR将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这也是对于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认可。”这距离上一轮IMF对人民币评估历时整整五年，IMF终于批准人民币进入SDR。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规则改革，必将以实现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提高新兴市场在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以及建设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为目的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为要点。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尽管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但是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趁势已经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可逆转的进程。
    尽管人民币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进入SDR无疑是人民币和中国金融市场迈向国际舞台的新起点。分析认为，储备货币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保持足够数量的外汇，用以应对在发生外部冲击和危机时出现对外融资困难；用以提供偿还外债以及用外部资产提供本国货币支持；为政府提供应对外债以及应对国内自然灾害的手段。然而，为了保证上述功能的正常实施，适当的外汇储备管理十分关键。适当的外汇储备管理，一是确保适当的外汇储备规模；二是确外汇储备的流动性，控制外汇储备对市场和信贷风险的暴露；三是在中长期，在确保流动性和风险有效的控制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的盈利性。然而，本次金融危机对外汇储备持有国的储备管理带来重大的挑战。由于美元一直以来是各国外汇储备中的主要货币，美元长期贬值使得外汇储备保值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难题。可以预料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未来5到10年间将以美元霸权削弱、国际货币多元化为主要特征。
    利用美国QE政策退出，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人民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也必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国际化既有收益，也有成本，但收益整体上远远大于成本。因此，应该利用美国QE政策退出之机，积极创造国际化的有利条件，逐步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与此同时，加大从新兴经济体收购或并购大宗商品及战略资源。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中国的对外商品贸易和战略资源条件显著改善。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需求下降的关键时期，但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资源仍有较大的需求空间。因此，现在正是合并或收购海外新兴经济体大宗商品和战略资源的好时机。
    全球金融市场将发生结构性变化，国际金融的多元化趋势不可避免。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大，大批企业破产，失业加剧，其经济实力明显下降。而为稳定市场、刺激经济而发行的大量债券和美元会牵连美元的垄断地位，从长期来看，势必导致美元的贬值，给现行的主要钉住美元的浮动汇率体系造成巨大压力。欧元区为了应对此次危机，纷纷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地区经济的整体复苏。但是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以及财政赤字增加，欧元区国家如冰岛、希腊等，很快又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欧元的崛起仍有待时间的进一步考验。经过多年的努力，亚洲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这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亚洲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也逐渐上升，其数额巨大的官方外汇储备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举足轻重，而主要国家如中国等在数次危机中的负责任态度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因此，在全球重新定义金融市场结构之际，亚洲将会受到更多地关注，东京、香港、上海等主要城市将引来新的发展机遇，全球金融格局的多元化趋势不可避免。
    美元面临的新挑战。特里芬难题仍未解决，“双逆差”难以持续。特里芬难题指出，任何一国的货币要充当国际货币，必然会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为满足国际贸易、支付和储备的需要，该国必须保持长期国际收支逆差；另一方面为保持币值稳定，该国又必须是一个长期顺差国。在当前国际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下，特里芬难题仍未得到解决。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资金转向亚洲和欧洲金融市场，使得美国双逆差的局面难以持续。不断扩张的美元输出与相对缩减的美元回流无法达成平衡，美元贬值的压力日益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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