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变革与新时代中国的货币政策

    基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视角的分析表明，国际货币与主权货币存在深刻矛盾。美元作为主权货币单一承担国际货币的职能，这也是世界各大国政治经济博弈的历史选择。这一结果体现了美国国家的利益，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可以说，美元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国际贸易和投资，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的繁荣增长。然而，同样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单一主权货币国际化的安排实质反映了主权货币和国际货币的矛盾。分析这一矛盾，可以从多种角度展开。从其本质来讲，可以借鉴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理论的基本框架进行分析。从世界各国范围看，一国的主权货币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货币制度具有极其明显的私人产品属性。主权货币在该国范围内行使流通手段、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央行的货币政策服务于本国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并且这种效果只作用于本国范围内的居民，其他国家无论有任何的政策诉求都无权干预该国的货币政策的实施。主权货币及主权货币制度的私人产品属性说明，一国政府的货币制度供给是基于本国的政策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权衡的结果。从理论上分析，主权货币制度的均衡供给，应当满足于政策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然而，充当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极其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国际货币是在世界范围内充当价值尺度、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以及世界货币职能的货币。
    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具体就美元与国际货币而言，则反映为两个方面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主权国家政策成本与国际经济运行成本的不对等。另一方面，政策理性促使“搭便车”行为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流动性泛滥下的全球经济失衡。不可否认，在此制度安排下的任何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是理性的。美国为了攫取“美元本位”的经济利益，理性的政策促使其屡试不爽地搭载“美元超发”的便车，通过连续启动QE1、QE2、QE3，刺激本国实体经济的振兴，转嫁高额美元债务的成本；其他国家为了繁荣本国的资本市场，获取廉价资金的超额利益，也不假思索地乘载“美元超发”的便车，通过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充实本国虚拟经济的资金，畅通国际资本流动的渠道。这种恶性循环的“搭便车”行为，以及即期获取的“搭便车”利益，使得美国与其他主权国家在短期利益上达成了高度的默契。而在长期，这种恶性循环的“搭便车”行为成为一种固化模式，形成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其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全球流动性泛滥；资本流出国产生大量的经常账户收支逆差，资本流入国形成巨额的经常账户收支顺差和资本金融账户收支顺差，同时伴随着超额的外汇储备；国际游资充斥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市场，不断地吹生、吹大资本市场泡沫，形成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
    近年来，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美元本位的自身缺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人民币国际化的对策与建议。强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新兴市场动荡主要是由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而引发资本外流。中国的资本项目在尚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受到的影响冲击比较有限，但中国不能孤立地推迟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完整性监控，改变热钱，提高中国资产的热钱流入市场机制的统计分析，并形成一个完整的监测系统交叉跨境资金流动，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加强海关、外汇、工商、央行监管部门合作，以防止进入外汇交易套利的陷阱。
    审慎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机制。目前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水平，在短期内，新兴市场货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可以带来一定的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预期，以及双向波动。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推动实现由市场供求确定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需求决定的汇率形成机制。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中国应密切关注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能力，继续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范围，并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中间价，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扩大外汇市场参与者和交易。
    利用美国QE政策退出之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新兴经济体的背景下，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面临流动性压力，因此造成了紧张局势。在这个时候，我国可以有条件地开始签约国之间的货币互换，如金砖国家建立了100美元十亿外汇稳定基金，推出了一系列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和信贷，借此机会加强广泛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和投融资，迫使各国政府认识到人民币作为东南亚一些国家、东欧欧洲和非洲的储备货币之一的重要作用。虽然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可以利用QE的退出之机以及缩表的过程，全面推进人民币的结算、储备和投资三大要素的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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