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治理多样性：一种国家治理的新科学

    一、公共事务的多规模性、嵌套性、复杂性和动态性
    人类社会及其公共事务的属性是选择不同治理方式的基础，公共事务“嵌套”在人类社会之中，它是人类社会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而治理则是人类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探索，人类社会、公共事务和治理方式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一个治理的一般理论必须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属性及其公共事务属性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上，根据不同属性选择不同的治理方式，而不是以同样的治理方式应对不同的公共事务和不同的社会类型。
    对于现代社会属性的认知，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概括，但是复杂性是对现代社会的最好概括，其具有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治理理论的重要学者简·库伊曼(Jan Kooiman)在建构其政府社会互动的治理分析框架中，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概括为“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复杂性意味着变化、非线性和有限的可预测性，动态性强调行动者、过程和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中，多样性强调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多样性，其中动态性和多样性是建立在复杂性基础之上的[20-21]。诺斯(North)等经济学者将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概括为“非人际关系交换”(Impersonal Exchange)，即一个陌生人社会取代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交易通过第三方来保证实施，非人际关系交换是复杂性的一个表现[22-23]。哈耶克对人类社会的两种秩序进行了分析，即基于命令-控制的组织秩序和基于规则-互动的自发秩序，不同秩序对应不同社会特征，前者主要是传统社会的组织和运行模式，后者则是现代社会的运行模式，并进一步阐述了自发秩序的知识论基础[24]。西蒙[25]则比较关注作为“复杂性”的社会，对复杂系统的特征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他认为自然科学对复杂系统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很有启发，其主要贡献是概括了复杂系统的两个重要特征，即可分解性和层级性，所谓可分解性意味着系统由子系统组成，子系统由要素组成，而层级性则是指复杂系统按照层级(Hierarchy)方式构造，不同层级之间存在命令与服从关系。安德列亚斯·德依特(Andreas Duit)和维克托·加拉斯(Victor Galaz)[26]进一步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概述为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并认为这一系统具有如下四个特征：(1)存在一些主体(Agents)，他们遵循一定的行为模式；(2)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没有一个中央行动者控制所有行为，不同主体之间能够有效协调自身的行为；(3)共同演进的过程(Co-evolutionary process)，即主体为了自身利益会推进系统的共同演进；(4)系统的转变行为只能进行有限预测(Shifting system behavior with limited predictability)。复杂适应系统具有三个重要效应：阈效应(Threshold Effect)、意外(Surprise)和连锁效应(Cascading Effect)，他们使得治理面临着难题和挑战。全球化、信息和网络技术压缩了时间和空间，使得整个人类社会相互之间依赖性大大增加，没有哪一个国家独立于其他国家和系统而自成体系，这进一步加大了人类社会自身的复杂性。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这些都是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的体现。
    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相对应，公共事务也呈现多规模性、嵌套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等特征。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维度出发，对物品进行分类，即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公共池塘资源和公共物品，其中强调公共物品由于不能够直接控制外部效应、具有非排他性以及它是一种社群所偏好的状态[27]。随后，很多学者对于公共事务的其他属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很多属性都是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所导致。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奥尔森都认识到公共事务具有多规模性(Multiple Scales)，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将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称之为“包”，类似于市场的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的规模受很多标准影响，如效率标准、控制标准、政治代表标准和自主决定标准[28]。奥尔森认识到规模对于集体行动的重要性，即小规模的群体更容易通过社会规范和自律来实现集体行动，而大规模的群体则面临着搭便车问题使得集体行动更为困难，需要通过强制和选择性激励来实现集体行动[29]。这些都意味着，公共事务会存在不同规模，大到全球性规模公共事务，小到社区规模公共事务，在最大与最小范围之间存在规模大小不一的公共事务。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研究全球气候变暖和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认识到公共事务具有“嵌套性”特征(Nested Externalities)，即一个小的公共事务嵌套在更加大的公共事务之中，不同规模的公共事务之间存在有机联系[30]，如一个小区的低碳行为可能会对整个区域，乃至整个国家或全球都有重要影响，类似于谢林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31]。而公共事务的复杂性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尤其是政策分析学者十分注重政策问题的复杂性，环境问题与能源问题、交通问题、健康问题和经济问题之间都存在复杂的联系，很多学者主张用政策体制(Policy Regime)来取代政策领域(Policy Domains)或政策议题(Policy Issues)[32]。此外，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呈现出全球性特征，全球性公共事务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兴起，使得公共事务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有关复杂适应系统的特征也适应复杂的公共事务，不同类型的公共事务之间相互依赖性加强。最后，公共事务也具有动态性特征，这与快速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公共问题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和解决，很可能很快转化为其他公共问题，如环境问题转化为健康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转化为政治合法性问题，这种动态性和突变性本身也是复杂适应系统的应有之义。
    人类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需要解决他们自身所面临的公共问题，另一方面需要维持共同体本身，使得共同生活得以可能。简而言之，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人类需要维护自身的秩序，否则会出现混乱与无序，治理复杂适应系统需要更为复杂的体系[33]。构建一个复杂的治理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在解决公共事务方面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公共事务的多样化属性，以及人类自身的文化、行为和制度差异对公共治理构成了持续的难题，人类治理演进的历史就是应对“问题解决”的适应性过程和创造性过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