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治理多样性：一种国家治理的新科学

    四、从理论到实践：诊断、设计与学习模型
    “治理多样性”的分析范式为我们思考治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本体论框架”(Ontological Framework)，它可以将现有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ies)很好地整合起来，并可以针对具体的治理实践发展出治理模型(Governance Models)。要使得治理理论对实践产生影响，我们还需要应用“治理多样性”的分析框架对治理实践进行诊断，寻找一个对治理实践进行诊断的模型(A diagnosis approach to Governance)[19][52]。与一般性分析框架相比，诊断更加强调问题解决，它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这本身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这一诊断过程，借鉴了医学的思想，类似于从病理学到诊断、治疗转变。
    治理的诊断模型需要处理三个问题。一是根据“治理多样性”分析框架中构成要素对治理实践进行描述，其核心是回答现实是如何治理的？这包括找出治理行动者、物品属性、机制和结构等，尤其是对其治理特征进行描述和总结，在复杂的实践中寻找秩序。二是根据“治理多样性”的绩效评价指标对治理实践进行评估，现有治理实践取得了那些成效？存在哪些不足之处？三是根据“治理多样性”的理论和模型，分别评估成效和问题，找出其中的原因。如果治理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那么着重分析“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的原因是什么？现有的理论与模型能否解释？如果不能够解释，是否存在新的理论与模型？如果治理实践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那么着重分析导致现有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同样，现有的理论和模型能否解释失败的实践？如果不能够解释，是否存在新的理论与模型？因此，对于诊断而言，无论是成功的治理实践，还是失败的治理实践，都具有同等重要性。诊断过程本身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它既是发现实践的过程，也是发现理论的过程，在诊断过程中，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协调。当然，在诊断过程中，原有的理论和模型也十分重要，它为我们去观察现实和提出问题提供了视角(Lens)。不过，在诊断过程中，我们本身也要保证开放性，避免只去寻找与理论和模型相一致的实践，而忽略与理论和模型不一致的实践。
    对于治理实践进行诊断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提升治理水平和能力，从而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和公共物品供给质量提升。这意味着，除了治理的诊断模型之外，我们还需要治理的设计模型(A Design Approach to Governance)，它类似于医生给病人的药方。“设计科学”在建筑、计算机、艺术和绘画等创新领域十分流行，不过，对于治理科学而言，它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对于治理的设计模型，存在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西蒙所说的“行政谚语”(Administrative Proverbs)，强调在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之下，为改革和实践提供“药方”；二是不考虑情景，用一个模型来解决所有问题，即寻找治理万能药。例如，有些研究者“亲市场”，主张利用市场原理来解决所有公共问题；有些研究者“亲政府”，主张利用政府来解决所有公共问题；有些研究者“亲社会”，主张利用社会来解决所有公共问题。很显然，“设计过程”应该是理论与问题反复匹配的过程，既需要强调理论原则，也需要强调实用性。这意味着，在治理实践的设计过程中，需要注重“设计原则”与“情景”的结合。考虑到情景的差异性，对于研究者而言，发现“设计原则”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实践者可以利用这些“设计原则”来改进他们的实践。例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中提出自主治理的八项“设计原则”，即如果自主治理实践能够满足这八项原则，那么自主治理实践更可能成功[53]。
    如果按照“治理多样性”分析框架对治理实践进行诊断，提出改进治理实践的设计建议，在这些设计建议应用于实践之后，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果的情况下，就需要重新思考“治理多样性”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对其中的构成要素和理论模型进行修正，这是学习和反馈的过程，也构成了治理的学习模型(A learning approach to Governance)。治理的学习模型既要求实践具有学习性，也要求理论具有学习性，它是一个双重学习的过程。治理体制具有学习性，它要求治理本身能够应对复杂性，并且能够根据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治理理论具有学习性，这要求我们对“治理多样性”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进行不断更新，以包容多样化的实践及其挑战。治理的学习模型使得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这有利于形成一个具有适应性(Adaptive)、稳健性(Robust)和可持续性(Sustainable)的治理体系。
    现代社会及其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对治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规模性、嵌套性和动态性，很多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理论。这些理论大多围绕“什么样的治理？”和“何种类型的治理？”这两个问题展开，并且都试图寻找“治理万能药”，以一种治理方式适用所有的情景。
    人类要真正地解决他们自身所面临的公共事务治理难题，就需要实现“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以“多样性”的思维范式取代“单一性”的思维范式。就治理理论而言，我们提出了“治理多样性”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包含“行动者、机制、物品属性、结构和绩效”等要素，学者提出的治理理论都可以从这些要素的角度去分析，他们成为“治理多样性”的表现形式。“治理多样性”要求实现“多行动者——多机制——多属性——多结构——多目标”的治理，治理本身是一个复杂演进和相互调适的过程。
    “治理多样性”分析范式是一种治理的新科学(New Science of Governance)，它要求能够对治理实践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为此，我们在发展“治理多样性”的“本体论框架”的同时，需要建立“诊断、设计与学习”的模型，形成“本体论框架——诊断——设计——学习”的一般性理论，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治理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诊断模型是现状描述、绩效评估和原因分析的过程，设计是提出改进治理绩效的过程，学习是理论与实践适应性和稳健性提升的过程。本体论框架建构、诊断、设计与学习使得“治理多样性”分析范式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它们也为我们未来的研究与实践指明了方向。
    人类总是试图寻找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这是徒劳的。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也一样，不可能有终极的解决方案，它本身是一个不断实验、试错和调适的过程。“治理多样性”分析范式会使得这一过程更加容易，但仍然也不能够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人类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他们是否在保持思想开放性的同时，通过在治理实践中不断地学习、探索、实验和纠错，实现在实践中修正理论，在学习中完善实践。
    ①皮尔(Jon Pierre)于2000年主编了《辩论治理：权威、掌舵和民主》一书，该书邀请治理研究领域的知名和重要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不同学科对治理内涵和外延进行了不同阐述，讨论治理到底意味着什么，学者之间并没有形成共识，当然这并不妨碍该书是治理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
    ②胡德认为对政府的研究存在三种视角，即职能、工具和决策过程，职能强调政府做什么，决策过程强调政府内部的运行过程，而工具则是从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模式入手进行研究。
        （原文刊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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