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界的研究也引发了我国学者对于城市竞争力问题的思考。国内最早开始对城市竞争力问题进行研究的机构是南开大学于1997年成立的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此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东南大学、辽宁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相继加入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队伍。与国外的相关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主要是结合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在丰富和完善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偏好于通过数理统计方法来构建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即在实证分析和研究中评价国内的城市竞争力现状并给予相应的评论与解释。
10多年来,国内学者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从政府责任性的角度展开,尤其是在公共政策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方面已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关于财政政策与城市竞争力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财政分权与城市经济增长,关于地方财政政策效率与城市竞争力的相关研究十分罕见。
我们不得不承认已有的研究成果仍存在一些缺憾:一是中外国情不同,因此基于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不一定能解释中国的实际经验;二是对于财政支出结构的研究缺少针对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层级的个案分析,已有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大都立足于国家整体的视角;三是已有的实证分析往往局限于对城市竞争力或财政支出结构的单独解释,罕见对两者之间相互关系这一层面的考察。
基于以上理论与现实情况,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立足于地方层面,以宁波市为个案,试图探寻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和效率对于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方法和政策取向,使政府回归于“取众人之才,为众人办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以期能对提高公共财政效率,促进城市健康发展,真正打造“全国第一方队”城市,以及保障辖区的和谐与稳定。
三、理论基础探讨 首先,新凯恩斯主义思想与模型日益成为政策评估的主流分析框架。20世纪80年代,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受到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挑战,为应对挑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适时兴起。其代表人物多为美国经济学家,如Q.A.阿克罗夫等人。新凯恩斯主义与经典凯恩斯主义相比,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他们所主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全面,也更深入,既考虑需求方面,也考虑供给方面;既考虑长期,又考虑短期;既注重微调政策在短期的作用,又重视结构性政策在长期的效果。因此,新凯恩斯主义思想与模型日益成为政策评估的主流分析框架。
其次,内生经济增长模型(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亦是被学者们广为使用于评估财政政策的模型。其中卢卡斯模型、罗默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最为著名。这些模型的结论认为:知识及其积累过程往往会产生外部性,即外溢效应,因此,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干预。
最后,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代表的总量生产函数,自诞生以来便成为经济学中最广为使用的一种生产函数形式,它在数理经济学与经济计量学的研究与应用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也被学者们广泛的用于财政支出的产出效应的评估与分析。
具体到关于财政支出效应的实际研究中,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是基于上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增减变量、增加约束条件等方式构建符合研究需要的模型。如:Aschauer[3](1989)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方法,以西方7国为分析基础,强调了政府资本积累和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Knoop[4](1999)利用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美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郭新强、胡永刚[5](2012)利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模型(Dynamic New Keyesian,DNK),采用SVAR方法得到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影响就业的经验事实。张铭洪、卢晓军、张志远[6](2016)以Barro(1990)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将社会保障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分别引入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中进行理论上分析,探究财政支出结构对就业的理论效应,同时利用中国199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以此验证理论模型所得到的推论。张志伟、佘金花[7](2014),庞德良、夏子敬[8](2014)应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模型,分别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和日本1969~2011年间按支出法分类统计的总产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估计财政支出相对规模、财政消费性支出相对规模、财政生产性支出相对规模的产出弹性。
虽然经典文献中很难找到直接构建财政支出结构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但由于城市竞争力本身不是一个具有统一衡量标准的一维指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劳动生产率等都是构成城市竞争力的因素,因此,基于学者们已有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以认为,财政支出结构与构成城市竞争力的诸多因素之间应存在一定的均衡关系,而对于宁波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占主导的港口城市来说,是否存在这一稳定的影响关系需要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结论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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