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比较

    治理理论在西方兴起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西方多数国家所采取的“福利型国家”概念导致危机的到来。胡祥[3]指出：“二战后，多数西方国家将政府视为国家和社会的‘保姆’，这导致了大量行政机构出现机构臃肿、职能扩张、效率低下、服务质量急剧下降的情况，许多西方国家出现财政危机。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无政府状态，跨国犯罪、毒品问题、科技风险、核武器扩散以及环保等问题对社会公共管理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治理理论作为将政府功能、社会组织群体势力、共同管理有效融合在一起的新型治理方式和理念便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另一方面，流行于大部分西方国家中的市场调节机制出现问题。尽管市场调节机制对资源配置有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会造成分配不公、外部化、失业和市场垄断等消极影响。同理，科层制也会造成行政机构的效率低下、机构膨胀，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因此，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急需新的方式与方法，治理理论的网络管理体系恰恰能够解决这些问题[4]。
    此外，代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社会组织的迅速成长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自由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使得社会生产中出现深层次的分工与整合趋势。这些组织或集团是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它能为治理体系的运行提供动力和体制支援。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界和学术界注意到“治理理论”可以被作为治愈这一“病状”的一剂良方，因此，以罗茨、杰索普和盖瑞·斯托克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开始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对“治理理论”的研究当中。
    “governance”一词在英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控制”和“操纵”，长久以来，它与“government”，即“政府、统治”被归为近义词并在应用时基本上不存在区别，公共事务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经常会看到这两个词的交叉使用。随着20世纪9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福利危机”以来，为了寻求发展和更好地治理国家，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我们注意到，这与传统的控制、统治与操纵的含义相去甚远。
    罗茨在《The new governance：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5]中就提出“治理”与“政府和统治”不是近义词。他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那些未得到正式授权，却有效发挥作用的管理行为。区别于“统治”，治理活动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撑，其行为主体不一定是政府，也不依靠传统的国家或政府强制力量来达成目标。换言之，“治理”与“政府统治”相比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它使得政府机制和非政府机制并存并共同产生积极作用。除此之外，罗茨还列举自组织网络的治理范式、公司经营治理范式、最小国家治理范式、善治的治理范式、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范式和新公共管理治理范式等六种概念。
    英国学者斯托克梳理了绝大部分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之后，在《Governance as theory：five propositions》[6]中提出：“治理”源于政府活动但内涵却更加深刻丰富；“治理”除了需要明确政府的权限和责任，还需要明确“治理”行为的主体以及其与集体的关系或依赖程度；“治理”本身可以作为一个管理网络；“治理”网络能够较好地处理社会事务，而在该过程中，政府仅提供技术指导或环境建设。
    杰索普在《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中提出，重新发现“治理”有可能是一场新的革命——它既是对一些由国家或政府进行协调但却失败的事例所做出的简单周期性反应，也是对市场调节机制逐渐失效所做出的周期性反应[7]。
    综上，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于“治理理论”的研究多从治理范式、治理与统治的区别以及治理本身的含义和其有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性质上的描述和研究。由于西方多数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性质决定“治理理论”的易操作性，因此在西方研究中，鲜有对参与治理过程的主体进行针对研究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学术界对治理体系评价的相关研究很少见到。但是，笔者仍然从管理实践中找到两个关于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案例，下文将对一些中西方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异同进行比较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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