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比较

    其三，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治理体系都更加注重执政党、政府以及公务员以外的群体的利益。比如，联合国治理体系中提到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向社会、公民提供的保障服务；中国治理评估框架中提到的“社会公正、社会稳定以及公共服务”等内容。
    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治理体系评估框架都忽略了一个层面，即对具体的治理能力的评估。一套评估框架如果仅在维度上对评价指标进行界定，却并未涉及具体的评价内容，不免显得有些“粗犷”，也就是说，现在能够搜集到的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治理体系，都缺乏对“决策思维、领导方式、执政理念、规划意识、计划思路、组织实施、执行效率、沟通协调以及督导能力”的确定及描述。如目前所存在的治理体系就不能满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表4中对这些不同点进行了详细的比较。
    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出现这样的情况不难理解，因为对于“治理”的研究在西方国家由来已久，加上西方国家的性质本身决定其治理体系的构成与治理范式，因此，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体现出强烈的西方社会属性也就顺理成章。
    但是反观国内，对于治理体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不能不假思考地将西方的“治理”概念生搬硬套到我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上。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在《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指出，西方治理理论产生的原因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向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具有强烈的西方社会特征，因此，西方治理理论的内涵与精神，与我党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治国理念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语境下的“治理”概念，属于两套话语体系，具有根本性的区别。王浦劬还指出，西方的“治理”概念具有“社会中心主义取向”“多元主义治理取向”“去权威主义治理取向”；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治理”概念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党在政治历史发展和政治实践中所积累和探索出的理政经验，我们应该运用已有的实践经验并结合当下国情来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14]。
    因此，我国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评估框架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于具体“国家治理能力”的评估。笔者认为，构建一套切实可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国家治理能力评估框架一定不能忽略对具体“能力”的确定及评估。也就是说，在构建好治理体系框架、确定好参与主体之后，应该将决策能力、领导能力、执政能力、规划能力、计划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与督导能力融入评价指标层，对其进行科学的权重赋值，以确保“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的放矢，行之有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要建立在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党和国家在执政理念上做出改变，继续坚持完善在制度方面、民主建设方面与依法治国方面的建设；在社会民生的价值观中，培养出确立、维护、运行国家治理理念的概念，并使其形成一种道德规范；国家治理能力结构应该以决策思维、领导方式、执政理念、规划意识、计划思路、组织实施、执行效率、沟通协调以及督导能力为主要治理能力构建评价标准框架。只有这样，治理体系的评价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才真正变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
        （原文刊于《行政论坛》(哈尔滨)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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