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的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我国学者俞可平在《中国治理评估框架》[11]中提出包含12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通过表2不难看出,尽管该评价指标体系已经提及大部分作为评价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维度,但是仍然属于一个原则性的纲要,距离具体的测评指标还存在较大的距离。
“中国社会治理评价体系”课题组也于2012年构建了一套“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由1个一级指标(中国社会治理指数)、6个二级指标(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社会参与)以及35个三级指标构成的治理评价体系[12]。细看这套评价体系,尽管面面俱到,但是仔细观察却不难发现数据大多来源于政府部门,这是否可以理解成为一套架构于“政府管理”基础上的社会治理体系评价指标值得探讨。
何增科在《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中提出“以可持续发展、民生与民权的改善和可持续稳定为总目标;由政党、协商参议及民意代表机构、行政机构、公务员队伍、司法机构、公民及其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市场和私有部门、学者、记者、律师以及国际行动者组成的国家治理体系”[13]。
这套治理体系框架仅仅提出治理体系的参与者与总目标,但是并未提出如何在行动过程中确保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中西方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
笔者以“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的条件下,转变执政理念,健全制度建设、坚持并深化民主制度建设与法治;在社会价值观中,形成确立、维护、运行国家治理理念的行为与道德规范”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以“决策思维、领导方式、执政理念、规划意识、计划思路、组织实施、执行效率、沟通协调以及督导能力”[1]为国家治理能力结构的分析框架来对比国内外治理体系,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相同点,见表3。
表3 中西方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相同

表4 中西方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不同点的比较

其一,重视公民参与。在联合国的治理体系中,主要强调了公民言论自由、公民集会和结社自由、政治生活中的歧视程度以及公众对制定的社会规则的尊重程度。而在以俞可平、何增科等学者为代表所研究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也汲取了这些精神,比如在中国治理评估框架中,公民参与方面主要关注选举活动中直选的范围、选举法规建设与选举过程的公平性、重大决策听证和协商机制建设、选举各参与方的竞争程度、村(居)民的自治机制建设、社会组织的制度体系建设及所处的政治生态、社会组织对国家政治活动的影响、对社会组织与民间组织诉求的关注程度以及公民利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情况等指标。
其二,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关注政府责任与公务员在政策制定及执行中的责任问题。比如,中国治理评估框架中就对政务公开、政府责任以及廉政等方面进行了约束;同样,在联合国大学所研究的治理体系里也对政策执行以及政府及政策如何保护国家与市场做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