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利维坦”：基于公共治理的考察视角

    其次，霍布斯公共治理方案具有严格的等级特性。缔约方把自由和权利全部让渡给“利维坦”，形成了“利维坦”与缔约者之间一种“非对称”的权力与义务关系。“利维坦”拥有强制和支配公民服从的绝对权力，而作为缔约方的公民从缔约时起，就丧失了制约“利维坦”的可能。这种“非对称”的权力关系，造就了“利维坦”和缔约公民之间严格的权力等级关系。君主(利维坦)的权力掌控了公共生活的一切，人们是否拥有以及拥有何种程度的自由和福利，掌握在“利维坦”手中，民众的任何愿望和要求都有可能被视为是对这种权力等级制的挑战与对抗。而在现实的公共治理领域中，公共权力背离公共属性，异化为一种庇护性权力，权力寻租的特性就会暴露出来。权力寻租是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获取权力收益的表现。公共权力对支配对象提供庇护，给予被庇护者恩惠，就形成了权力主体和权力对象之间的庇护-恩惠关系。这种权力“庇护-恩惠”制度是等级制的，充满强制和剥削，是公共治理领域中滋生人身依附的温床。
    最后，“利维坦”式方案，抑制了社会合作，无法真正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由于过分依赖强制手段维持和发展公共利益，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互助受到限制，依靠社会互惠规范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解决集体合作问题变得困难重重。而依靠强制力量维持集体合作是短暂且脆弱的，驱使社会成员为共同利益展开合作的强制力量一旦消失，社会成员的共同合作便面临崩溃的风险，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又会显现出来，重新陷入互相猜忌和背叛的“囚徒困境”中。此外，公共权力给予庇护对象提供的恩惠，造成了社会成员对于权力的依附。借助于权力的庇护，社会成员就可以获取公共利益，参与稀缺资源的分配，而不需要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共同合作，以此分配公共资源与利益。因此，这种垂直的权力庇护-恩惠制度“破坏了横向组织，损害了庇护者之间的团结”(22)。切断了权力附属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正如帕特南指出的：“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互抵押，他们既没有共同的利益去反对相互欺骗，也不惧怕相互疏远和隔离，他们没有机会去建立普遍互惠的规范。”(23)这种垂直性的庇护-恩惠治理方式，为社会成员的投机行为和逃避义务提供了保护，限制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合作，从而在根本上不利于社会成员集体行动供给和发展公共利益。
    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对霍布斯学说，尤其是霍布斯对于“利维坦”的构建及其性质进行了新的解读和考察。“利维坦”式治理实则代表了公共治理领域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强制性普遍方案。该结论区别于既有研究侧重从政治学说史的一般视角探讨霍布斯学说的观点。安全与秩序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关系人类的整体生存和发展，如果缺乏公共权威的维持和发展，公共生活或将陷入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公共治理困境中。作为一种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或者解决公共合作问题的垂直治理“模式”，“利维坦”的强制和支配更像一种政治统治和管理，而非公共治理。尽管霍布斯在自然状态中描绘出残酷而赤裸的公共安全治理困境，并且主张以“利维坦”来解决公共安全的维持问题，消解“人性之困”。但就现代公共治理而言，霍布斯公共治理方案存在明显缺陷，强大而专横的“利维坦”构成了实现公共治理“善治”的最大障碍。
    其实，无论是在前霍布斯时代，还是后霍布斯时期，集体行动困境始终是人类公共生活的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同人类社会历史相始终。但凡涉及公共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合作，集体行动困境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就人类的政治实践而言，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行是以解决公共生活的纠纷，实现公共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作为其合理存在依据的。在此意义上，“利维坦”式治理代表了一种公共治理的强制性普遍方案，其内在的特质在于由国家垄断暴力，并代表社会实施公共事务的治理。因此，现实政治制度实践中，“利维坦”式统治便有了各种形形色色的“变种”，诸如专制主义政体、绝对君主制、极权政体和全能政体等等。同“利维坦”统治相类似，“国家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地侵入社会”(24)，国家按照自己的偏好向社会及其公众贯彻意志，垄断几乎所有的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源。这种强权的管控治理方式，抑制了社会横向组织的成长空间，隔离了社会成员互惠联系的纽带，最终限制了社会互惠规范网络的发展和壮大。尽管“利维坦”式强制治理方案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方式，但并非唯一的方法。过多依赖国家权力的垂直管控治理，显然难以适应公共生活日益复杂、多元的治理局面。如何克服公共治理中诸如环境治理、食品安全、福利建设等集体行动问题，实现国家纵向权力治理与社会横向组织自治的均衡，是一个现实且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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