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新时代的行政文化建设

    人工智能对传统行政文化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呈现出极强的不可逆性，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多重影响，政府行政管理领域也难以避免。人工智能技术的嵌入使得传统政府行政实践活动的科层链条、分工模式和技术能力都在发生改变，伴随着行政实践和行政生活而生的行政文化也将面临着挑战和重塑。
    传统科层制的层级链条受到压缩 行政文化的生成场域面临重构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跃迁，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形态正在冲击传统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传统科层化的运行链条逐渐压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层链条被大大压缩。未来“决策—执行”或者“决策—传导—执行”的科层形式将会成为常态；二是科层链条的运转由“静态”转向“动态”，交叉组合形成动态科层网络，行政组织的环境适应性得到加强；三是任务链条运行由“单向一元”向“双向多元”转变，网络式的多层参与决策模式将成为主流。行政管理活动运行链条的压缩，缩短了行政决策与行政执行之间的距离，撬动了传统科层“自上而下”层层传递的组织运转模式，进而影响了行政文化生成的具体实践场域。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习性和场域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可以说，行政主体的心理、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形成均受到行政实践活动所发生的具体场域影响，而行政组织的运转模式、层级链条、目标体系以及制度框架均是构成行政文化生成、发展和成熟的重要场域要素。科层运行链条的压缩引发了行政文化生成场域的变动和重构，行政文化的性质和内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传统专业化的分工模式遭受挑战 行政文化的实践形态正在转变
    行政实践决定了行政文化的性质和走向，作为一种心理、观念和思想体系的行政文化可划归于精神认识层次，它生成于纷繁复杂的行政实践和多样的行政生活之中，伴随着行政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专业化分工是传统行政实践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源于作为个体的组织成员在知识、精力和能力上相对有限的客观事实。然而，人工智能在时空序位上极大地扩充了单个个体的知识覆盖、精力和能力体系，人工智能所呈现的新技术形态远远地超越了过去人们所理解和看到的传统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形态，超人工智能将衍生新的行政主体（智能政务机器人），人工智能程序已经展现出了与人类相匹敌的工作能力，如图像识别、自动翻译、智能政务机器人等，原有的单向度的专业能力逐渐得到整合和扩充，单个主体可以兼顾信息收集、加工、处理和利用的全流程，传统专业化的组织分工模式受到溶解，逐渐走向整合化和多元化。智能时代的行政实践活动在具体分工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导致决定行政文化生成的具体实践形态发生不可逆的改变，行政实践和行政生活的具体形态被颠覆，与此相匹配的行政文化也面临挑战和重塑。
    传统信息化的技术能力逐渐式微 行政文化的内在动力面临更新
    技术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塑造着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基本面貌。作为社会文化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文化同样受到技术带来的影响，新技术不断建构和塑造出新型行政文化生活样式及其流程，使其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和形态。从技术的发展阶段看，传统信息化的技术能力逐渐式微，行政文化生成的传统技术驱动力正在面临更新，传统“电子政务”“网上政府”“电子政府”等形态逐渐被摒弃，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支撑的“智能政府”“智能+政务”“大数据+政务”等模式开始登场，一方面，集成化的智能化处理系统极大地提升了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数据挖掘和数据储存能力，实现了对各类非数值型、非结构化数据的整合和动态管理；另一方面，智能办公系统将取代传统的办公化自动系统，以实现政务流程的重组，确保政务服务迈向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的实时回应能力。这些智能化的系统为行政文化的建构和形塑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形态进一步推动了行政主体的潜在需要向现实需求转化，不断从内部驱动行政文化的变迁和演进，使得行政主体的心理、观念和思想体系面临着适应和重塑。
    传统全能化的行政理念遭遇质疑行政文化的具体内容面临重塑
    传统全能化、管制型的政府行政模式饱受质疑和批评，传统政府的行政模式和理念面临转型。反观当下实践，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形态正在加速这一转型过程，这种“加速”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应用使控制政府规模成为可能。人工智能技术在机器学习和精准算法的支撑下，将单个主体从复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二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有效地控制了成本规模。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可以有效地节省政府财政投入，大量的智能政务处理程序的应用可以降低政府雇员的财政投入。三是人工智能应用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智能政务系统的应用使得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交换渠道更为便捷，提升了政府的民意收集效率，确保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化和精细化。伴随着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过程的不断深入和扩展，与此相伴生的行政人员的心理、观念以及思想体系也正经历重塑，具体呈现出几大转向趋势：一是传统封闭型行政文化走向开放型行政文化；二是传统管制型行政文化走向服务型行政文化；三是传统人治型行政文化走向法治型行政文化；四是传统守旧型行政文化走向创新型行政文化，逐渐形成了以开放、服务、法治、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的行政文化。
    （王张华 作者系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