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研究二重困境的前提批判及其出路探析——再议“中国情境”的价值

    摘要：当前管理研究存在一种二重困境：重大理论创新的步伐放缓，理论与实践间沟深壑宽。基于批判哲学观，通过对管理研究的思维起点、逻辑过程、研究目的等3个研究前提的批判性分析，推导出此二重困境必然存在。进而，突破这3个研究前提成为破解此困境的一种选择。在理论合理性上，该做法完全统一于康德的认识论：借助人的知性发展管理理论、依赖人的感性指导管理实践、利用人的理性范导管理理论的未来发展以消弭此困境。故此，凸显中国情境在管理研究前提中的意义是突破此二重困境的合理选择，具有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二重困境/管理研究/中国情境/管理史
    作者简介：倪昌红(1982-)，男，博士，安徽大学商学院副教授，E-mail：changhongni@163.com，安徽 合肥 2306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员工动态匹配视角下的离职对企业绩效之影响研究”(714620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企业员工群体离职的触发因素、表现形态及其作用机制研究”(71162016)
    一、问题的提出
    管理研究有两个根本使命：发展管理理论、指导管理实践。前者表明管理研究的出发点是发展理论以解释世界，后者指出发展理论的终极目标是运用理论以改变世界；前者是后者得以完成的基础，后者向导前者的发展方向。两者结合则暗含了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这一重大命题。现代管理学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管理实践问题，这自然决定了管理研究都在致力于发展管理理论以更好地解决管理实践问题。为此，管理研究在研究方式上经历了从“艺术”到“科学”的转变，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从“逻辑思辨”到“数理实证”的转变，在研究理念上经历了从“言不无西方”到“关注多元世界”的转变，以期能在发展管理理论与解决管理实践问题上更有作为。但我们仍然面临管理理论发展“碎片化”、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有成为“两张皮”的风险[1]477。
    鉴于理论的基础性作用，化解这种风险必须从管理理论自身的发展入手。于是，学界开始反思西方管理理论的“普适性”和“科学”研究方法，呼吁发展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和采用多元化研究方法。这些呼吁得到广泛响应并达成共识：中西管理研究可相互借鉴、整合。学界特别是华人学者对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研究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并将“中国情境”(context of China/Chinese context)写入西方管理学词典，对“解释管理现象”与“改变管理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新的管理问题不断出现，管理研究自然不能停下脚步；持续发展管理理论特别是重大管理理论以更好地解决管理实践问题成为人们的理想。但管理理论的发展现状、管理理论解决现实管理问题的能力与人们的期望间还有较大差距，管理研究陷入了理论发展缓慢与理论在解决实践问题时无力的二重困境。一些中国的管理研究学者意识到了这种困境，并发出了中国的管理研究要“面向中国管理实践”、应“顶天立地”的强烈呼吁[2]，以期找到推动管理理论发展的线索，弥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本研究是对这些呼吁的直接回应：发掘管理实践中的“中国情境”以发展管理研究。
    同时，这二重困境也是管理研究面临的一个普遍难题，而并非中国管理学界独有。管理学一级期刊AM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的多名编辑近期共同发表了一篇号召研究者开发、建构更多适宜于东方情境的管理构念、理论的文章[3]。其出发点即是意识到了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期望通过改变以西方管理理论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来发展管理理论、指导管理实践。该文点出了东西方之间制度、文化价值观和哲学理念(“情境”)的差异，认为这些差异可用于构建新的管理理论并增加管理理论解决实际管理问题时的外部效度。正如该文所言，这更多是一种重视“东方情境”的呼吁，而如何利用“东方情境”则需要研究者继续努力。本研究也是对这一呼吁的延伸：阐释“中国情境”的认识论价值并找出一个发展管理理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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